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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假说摘要：在简要评述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基础上，重点解析了基于东道国和投资主体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论的基本内涵。即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东道国；投资主体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促进工作在全球范围的开展，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区位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邓宁、佛农和帕里等都曾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际投资区位问题。邓宁在其折衷论中把区位优势看成是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文化、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佛农在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指出，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区位将从最初生产新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转移。此外，帕里在其博士论文中，也系统探讨了跨国制造业的国际生产区位问题。上述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机理，但其研究视角都是以投资主体作为国际生产资本地域运动的唯一内生变量，并以此为出发点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重在说明投资者的行为特征。而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活动的另一主体东道国看作是FDI的被动接受者，是外生变量。即使在邓宁的折衷论框架中，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也仅仅是作为跨国投资活动决策的约束条件。因此，上述传统理论对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特征的解释力就受到了局限。笔者认为，FDI区位选择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过程。东道国、投资主体、母国是三个具有不同利益的独立行为主体，FDI是在特定国际环境下上述三大行为主体责权利博弈的结果。东道国作为跨国投资活动的另一独立行为主体，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对不同类型的外国资本拥有鼓励、限制、禁止等基本的规制权利，不可能任凭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五条件地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没收浪潮，实质上是源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对双方利益的认识存在错位。而今天遍布世界的跨国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对双方利益的承认和对双方合作实质的再认识。因此，东道国因素应该作为解释FDI区位选择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基于此，笔者提出了FDI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的观点。二、基于投资主体和东道国两个内生变量的综合动因观点主要观点依笔者理解，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成功的经济合作是一场正和博弈，双方应各得其所，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本原则。因此，从宏观上看，FDI实际上是特定国际环境下生产资本在东道国引资目标与跨国公司投资目标基本协调前提下的跨国流动。对东道国来说，既要鼓励外资参与并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又要防止外资威胁其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投资主体必须在东道国的约束条件下选择进入模式，不可能完全遵循自身的三优势特征即所有权优势(owner)、区位优势 (Location)、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及投资战略决定其投资模式。对投资主体而言，如果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太大或投资利益过低，就不会来此投资。因此，只有具备符合外国投资者要求的ESP系统的国家和地区才可能成为外资进入的区位，也只有满足引资国家基本要求的外国资本才有资格进入东道国。否则，国际投资活动就不可能发生。因此，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 (system)、政策(policies)，即ESP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前者决定引资国对外资的需求特征，后者决定投资者对资本的供给特征。因此，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ESP系统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当东道国ESP系统或投资主体行为特征发生变化时，国际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便随之发生变化。上述观点可用图1表示。图1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模型2.图解分析众所周知，FDI活动从来都无法避免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FDI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才开始恢复性增长。笔者假定国际环境是和平环境。为方便分析问题，再进行如下假定：1)母国政府不干涉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2)投资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包括长期和短期)为唯一目标；3)东道国的行为仅以促进国家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4)投资主体设定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上述假定条件下，对FDI区位选择综合动因观点进行如下解释。(1)东道国ESP系统特征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最基本的制约作用ESP范式是比较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分析模式。邓宁在1988年把这一模式用于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强调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ESP范式。笔者认为，东道国ESP系统是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之一，它决定了东道国对外资的需求特征，因此，对外资能否进入和如何进入具有最基本的制约作用。表1为ESP范式的主要构成和相对应的效果。表1 东道国ESP范式构成和效果资料来源：根据杨先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商务印书馆，2000年相关资料编制。在ESP范式中，经济、体制和政策三个因素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一国对FDI吸引力的大小是E、S、P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占全球FDI的比重在70以上，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所占比重在不均衡地下降。该现象的产生可以从东道国的ESP系统特征中寻找答案。因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具有沉没成本的国际经济活动，这一本质特征使得国际直接投资只能流到资本效率可以得到充分保证的区位。发达国家较高的市场价值、基本中性和比较透明的外资政策以及与跨国公司母国相似的体制，能够减少投资主体与东道国之间的体制摩擦，降低信息成本，提高资本效率，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非市场经济国家不稳定的市场特征、具有计划或混合性的企业制度以及非中性的外资政策，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跨国公司进入的成本。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获得能力受到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等因素的限制，从而不可能有效地激励跨国公司的进入。卢卡斯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基本地域格局的成因。另外，ESP范式中的三个变量在不同类型的东道国以及在同一东道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其重要程度是动态发展的。有时ESP中某一变量对FDI区位选择会发挥决定性作用。一般而言，在正常的国际环境下，经济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引资模式的基本因素。邓宁在其投资水平理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除邓宁外，小岛清、坎特维尔、托伦悌诺和小泽辉智也有类似的观点。国际投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处于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都理性地追求一种连续的进步，那么，他们吸收外资的模式应是一种与经济结构变动相应的资本的有序流动。在要素驱动阶段，对于资源导向型或劳动力导向型的外国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劳动投资阶段，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能够吸引较多成本导向型外资；在投资推动阶段，经济发展已进入成熟期，拥有技术资源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是战略资产型外资的首选区位。如果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及要素禀赋差别太大，那么外国资本要素与当地要素结合效率越低，国际直接投资就越不易发生，由此可见，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结构对不同类型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决定作用。但对于非市场经济东道国，特别是转型经济东道国，如中国、俄罗斯，外资对上述国家ESP系统的要求不同于市场经济东道国。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体制、商业风险和市场潜力等因素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Lankes and Ven9bles对117位西方制造业公司高级经理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结果也表明：东道国的转轨进程、政治稳定性及感知风险是FDI流入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在转型过程中，东道国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友好的外资政策是决定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最重要的因素。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拉开了外资进入我国的序幕。随着对外开放以点、线、面推进方式不断由特区、东南沿海地区向沿江、沿边内陆地区拓展，外商对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并不均衡地向内陆地区扩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掀起了对华投资新高潮。199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增长率和实际金额增长率分别为和 ，1993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和 ，是我国引进外资历史中增长率最高的时期。显然，外资大规模进入我国是对我国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信号的反应。1997年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增长了三倍多，其中有很多的投资与非洲大陆的私有化有关。同时，关键性的外资政策对 FDI能否流入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我国1979年、1983年、1985年、1992年、1995年、1997年、 2001年出台或完善的外资政策，对我国外资的流向、流量发挥了导向作用；而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的非中性外资政策在外资对华投资模式方面起到了双重扭曲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包括体制因素和政策因素在内的东道国非经济因素，是决定转型经济国家过渡时期FDI流入特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外，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东道国，种族和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FDI的区位选择。Venglers对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因素是影响FDI在OECD内部分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欧、美之间的相互投资、英国对澳洲的投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法国对越南的投资、西班牙在拉美的投资等现象，佐证了上述观点。(2)投资主体的优势特征及投资战略是其区位选择的另一决定因素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及其不同特征的ESP系统是FDI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的一个变量，投资主体的OIL特征及不同的对外投资战略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另一变量。邓宁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就明确指出，不同的国际生产类型具有不同的区位选择(见表2)。而拥有不同优势的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也不同。一个企业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取决于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匹配状态。表2 国际生产类型和区位决定因素国际生产类型自然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追求效率型追求战略资产型贸易和分配型辅助服务型区位选择自然资源所在地；良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优惠政策。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结构；政府政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能提供技术、市场和其他资产与现有资产整合的因素。接近原材料和当地市场；接近消费者；提供售后服务。有重要顾客的市场。资料来源：根据鲁明泓：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相关资料汇编。(3)东道国ESP系统特征与投资主体OIL特征及其投资战略相吻合的程度决定了FDI的区位选择，二者存在动态关联东道国的ESP系统特征决定东道国初始的区位优势，对FDI进入模式具有最基本的制约作用，跨国公司的三种优势能否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ESP系统特征。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则取决于自身所有权优势的程度和性质，取决于受资国的区位优势，并根据所有权和区位优势的特点，来决定企业在国外进行中间产品内部化的程度。由此可知，东道国 ESP系统的特征与投资主体OIL优势特征的匹配程度决定了FDI的区位选择，并决定着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小泽辉智的研究表明，日本在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之所以胜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在国际生产活动中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可能发挥其ESP系统和跨国投资主体OIL系统的力量，并使二者互相配合。从一定历史时期来看，东道国ESP系统与投资主体OIL特征及其投资战略之间存在动态关联。因为东道国ESP系统直接影响L的程度和性质，而L的变化又会导致投资主体改变其投资战略。另外，随着FDI的进入，东道国ESP系统也会发生两种变化，即优化(东道国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退化(东道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外资威胁)。优化的ESP系统能够增强其区位优势，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而退化的ESP系统则会弱化区位优势，从而阻碍外资的流入。国际投资实践证明，跨国经营的成功者是那些能正确理解东道国ESP系统特征，并能将自身的优势和投资战略与之有机结合的跨国公司。在我国，AT&T搁浅上海滩、惠而浦兵败国产家电业、外资乳业全线崩溃的案例，从反面形象地说明了东道国ESP系统和投资主体OIL配合的重要性。三、政策建议综合动因论认为，东道国ESP系统是FDI区位选择的内生变量之一，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其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不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经济国家，国内经济的转型性和大国性决定了一定时期内非经济因素(包括体制因素、政策因素)是制约外资进入的关键因素，制度建设是我国高质量、高效率引进外资的关键。我国加入WTO以来，尽管已清理修订了2300多条法律规章，降低了5300多个税目关税，但在非经济因素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根据WTO透明度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在近期内应不断降低投资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企业运行障碍，提高政府效率等。在中长期内应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速市场发育，放松金融管制，推动地区整合，改革经济体制，健全法制法规等。特别要尽快废除省、市、县、镇政府对外资实行多元优惠政策的做法，降低引进外资的社会成本，真正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相同的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