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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与新的生态审美观

　　我国从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开始了我国文艺学与美学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重要的转型，由此也直接影响到文艺学与美学的变化与转型，出现诸如网络文艺学、消费文化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等一系列新的文艺学与美学的理论形态。我这里着重谈一下新时期之“新”与当代生态审美观之“新”的必然联系。
　　首先是新时期为生态美学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时代的需要。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学术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经济社会与时代的需要。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具体讲就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的产物。新时期三十年，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我国发生了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这是没有疑义的。尽管对于这种转型如何理解与阐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国已经由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新的生态文明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2004年4月，我国学者又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是经济社会转型的标志，而且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导原则与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与指导原则将逐步地从人类中心转向生态整体，由“战天斗地”转向“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由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到发展与环保的双赢等等。正是在这种重要的经济社会与理论原则转型的背景下，才使传统的以“人化自然”为其特点的美学观愈加显示其局限性，从而使新的生态审美观得以应运而生。
　　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为生态美学建设在内涵上的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新时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与创新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理论观念。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掉了一切“左”的禁锢，为我们在包括美学与文艺学在内的学术领域的创新与借鉴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正是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界的同仁共同努力，大胆探索，不断丰富和更新生态审美观的内涵。事实证明，生态审美观的确具有不同于以往美学观的崭新内容。其最基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理论”，以此区别于传统的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理论。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从哲学观上实现由机械认识论到现代存在论以及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深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实践论中的生态内涵并对其进行唯物实践存在论的阐释。并借鉴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论哲学家有关人与世界的机缘性在世关系的理论，代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人与自然对立的在世关系理论。由此克服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与绝对的“人化自然”的理论对美学的束缚。第二，在美学的研究对象上，克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将自然审美排除在外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传统观念，而将“生态系统”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与人对立的“自然”，而是充满生命的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研究对象是与传统的“自然美”不同的。也是与西方环境美学中有可能外在于人的“环境”有明显区别的。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运用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与对自然过渡掠夺的物欲加以“悬搁”，回到人的精神的自然基础这个事情本身，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理性关系，并导致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适度承认。由此，进入人与万物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的审美境界。第四，在美学观念上，明确提出生态审美本性论。一改完全从认识的角度对审美的阐释，而是认为人对自然的亲和与审美是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它包括人的生态本源性，正视人来自自然并最终回归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以及人有亲近自然的天性这样的事实；人的生态环链性，说明人只有在生态环链中才得以生存，人与自然万物生态环链须臾难分；人的生态自觉性，也就是人是生态环链中唯一有自觉意识的物种，人应该具有维护生态环链平衡与稳定的自觉意识，而且也只有人类具有破坏与保持生态环链平衡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人文主义。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是优于传统的主体性人文主义的，是新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得以长期美好生存的法宝。第五，在美学内涵上，与传统的“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相对，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美学观念。诸如，诗意的栖居、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美学批评等等。这些美学观念的特点在于不是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来阐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而是主要从存在论的角度来阐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不是以认识的完善而是以人的生存的美好来界定审美，因而将人与自然的因缘协协调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所以在美学范畴上是全新的。第六，生态美学强烈的实践性特色。所有的现代生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而绝不是离开实际的坐而论道。这是生态美学区别于传统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生态美学的实践性品格首先表现在它将生态审美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认为生态美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人们的文化立场，使人们确立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的观念，确立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身的观念。诚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伊所说环境问题归根揭底是一个文化态度问题。由此说明环境教育的重要性，而生态审美教育作为环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其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环境教育则是1972年联合国通过的具有国际法律地位的教育形式。由此彰现生态审美教育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同时，生态美学吸收环境美学的某些内容，努力对于人类的生产实际、特别是生存环境的建设提出某些有价值的理念。

　　新时期使中国生态美学建设逐步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我国的生态美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于新世纪，目前仍然处于建设完善阶段。它尽管吸收借鉴了大量西方资源，但总体上还是产生于中国自己的土地之上，因而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当然生态美学具有国际对话的通约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通约性与特色性的共存正是生态美学的特色和我们的努力方向。其特色性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生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通常所说的“硬道理”。而且我国也是一个资源紧缺型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十分有限。因此，我国生态美学建设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为此，我们在生态美学建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整体观的指导。力主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与环境以及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双赢。我们放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放弃“战天斗地”与“人定胜天”的口号，走环境友好之路。同时，我们也不同意生态中心主义，不同意无限制地夸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在对待西方的“荒野哲学”的态度上，我们承认“荒野哲学”的价值意义，力争“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但具体到中国环境资源空前紧缺的情况下，这种“荒野哲学”一般只具有哲学理论的指导意义，而难以变成现实。而在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中，我们认为“生态美学”的提法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一般不使用西方盛行的“环境美学”的提法。因为“生态美学”更加强调其研究对象为人与自然万物共存的“生态系统”，而不是简单的有可能外在于人并与人对立的“自然”。事实证明，环境美学是一种内涵非常丰富同时也比较复杂的美学理论形态，对西方当代美学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建设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参照。但不仅“环境”一词的模糊性容易产生其外在于人的主客对立的理解，而且“环境美学”也有“如画风景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自然全美”论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而这两种倾向的美学理论都是理论上不完善的，也是不适合于我国的。所谓“如画风景论”完全将自然环境看作人观赏与游玩的对象，甚至可以任意破坏，许多着名景点在所谓“度假环境周”所遭到的难以修复的破坏就是明证，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而“自然全美论”则从任何自然存在物[包括细菌]都是合理的着眼，论证自然的都是美的。这当然是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全面肯定，但自然全美与内在价值都是在保持生态环链稳定平衡的前提之下的，并非是无条件的，这才是真正的生态共生理论，而不是无条件的“生态中心主义”。这种“自然全美论”如果在已经完成现代化并且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还可以说说的话，在我国则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立场是生态整体论。第二努力吸收融合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首先应该对于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智慧给予足够的认识与充分的估价。应该说，我国是一个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的文明古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农业大国，我国古代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于生态审美的体悟的确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并逐步形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美学形态。如果说，在我国古代像西方那样以“模仿”与“感性认识的完善”为其特点的美学难以找到的话，但却独具以“天人之际”、“生生为易”为其特色的生存论与生命论美学，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生态审美资源。《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居位正体之至美”；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位育中和”；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的“法界缘起”、“善待众生”等等都包含十分丰富的生态审美内涵。可以作为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生态审美智慧毕竟是前现代的产物，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需要现代的改造与扬弃。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之上，同时又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与国内的学术对话当中，生态美学的建设一定会更加健康，并逐步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