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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农业谈判与中国农业政策实践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高额补贴使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价格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首先取消农产品补贴。而发达国家希望尽快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农业问题上，不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矛盾，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分歧。WTO农业谈判结果如何，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农业立法影响非常大，它直接拉动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一、WTO农业问题谈判
　　WTO农业议题谈判情况
　　1.新一轮农业谈判从2000年开始，把农业谈判作为核心议题之一，2003年是农业谈判的最关键阶段。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根据农业协议第20条的规定，新一轮农业谈判应该考虑到实施削减承诺的经验以及削减承诺对世界农业贸易的影响。尽管这些议题已经在WFO农业委员会中进行了讨论，作为成员国的进口国或者出口国都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多哈回合是世贸组织成立后主持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此前，在世贸组织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持下，已举行过8轮多边贸易谈判。谈判的主要工作是审议承诺的执行情况，并对规则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而后做出新的承诺。经过世贸组织和各成员的努力，2004年8月1日，各成员就多哈回合谈判达成框架协议，为削减农业补贴和取消关税、降低工业品关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确定了基本原则，从而使多哈回合谈判重新回到正常轨道。目前，许多国家的农业保护程度仍然很高。大多数国家都希望通过贸易自由化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乌拉圭回合以后，欧盟15国关税超过15%的农产品占到了34%，韩国为74%，日本为18%，瑞士为17%，而这些国家的工业品关税超过15%的比例分别只有6%，20%，%和%，这就大大地加重了政府预算和消费者的负担，因此，削减农业支持和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从WTO成立以来的实践看，多哈回合推动了农产品贸易体制的改革，但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及其加工农产品一方面面临着高关税限制，另一方面经常受到发达国家反倾销措施和技术性壁垒的困扰，因而引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协议履行情况的不满。因此，要实现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标，WTO必须强化对协议执行情况的监督，为此需要通过新一轮谈判制定出更透明和更有约束力的执行细节和纪律。
　　各成员方对农业谈判主要议题的态度
　　多哈回合农业议题谈判主要内容：一是是否全面取消出口补贴或削减；二是出口信贷和食品援助是否取消或者削减；三是出口限制和出口税的问题。
　　1.出口补贴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虽大，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这使他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以欧盟成员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还为本国农民提供大量补贴。各成员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如何有效降低出口补贴，其次是如何处理如出口信贷、政府对出口风险提供担保和补贴保险、食物援助等具有出口补贴作用的措施。高额补贴使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价格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首先取消农产品补贴，但发达国家希望尽快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在农业问题上，不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矛盾，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分歧。出口信贷问题。许多国家认为，出口信贷应纳入出口补贴的范围加以减让。美国同意制定规则对出口信贷进行管理，但反对把出口补贴的减让范围扩大到出口信贷，并坚持在大幅度削减出口补贴的基础上，约束出口信贷。在食品援助上，所有成员都认为出于人道主义目标的国际食品援助是必要的。在国营贸易制度方面，很多成员认为，需要对其进行深刻改革，增加国营贸易制度制定的透明度。也包括对国营企业的贸易行为制定严格的纪律并有效地加以监督，以保证其按照商业规则运行。出口限制问题。在谈判中一些成员提出，有必要制定针对出口国出于国内经济原因或国际政治原因采取出口限制措施的纪律，以增强国际市场供给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这将大大增加贸易保护的透明度。

　　二、农业谈判下的中国农业政策及其实践研究
　　我国的立场在多哈回合所有议题的谈判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农业议题。我国认为，高补贴、高支持、高关税的发达成员应该做出重大的实质性的减让承诺，才有可能打破目前的僵局，从而推动整个谈判的进展。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最终结果对中国的农业政策影响很大。
　　重视农业立法
　　1.立法指导农业发展。从历史上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都是通过立法而逐步确定的。例如，美国政府非常注重通过法律法规加强管理，1995年WTO农业协定开始实施后，美国也开始调整国内农业政策法规修改农业法以适应国内农业发展和WTO规则的要求。
　　加入WTO五年多来，中国农业立法已取得明显的进展。到目前为止，出台的涉及农业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有60多件，农业部还制定了400多件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健全有关促进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利用外资方面的法律，同时，充分利用WTO规则，加快有关农业支持方面的立法。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和WTO规则要求的农业立法体系。WTO规则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农业对外贸易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典，内容丰富，但WTO规则只有转化为国内法才能在中国适用。因此，农业方面的立法任务很重，急需制定、完善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同时，又要清理、修改或废止与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不相符合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只有充分利用WTO农业协定中的“绿箱政策”以及我国能够享受的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其他优惠待遇，加快这方面的立法，才能支持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国家扶持农业发展。伴随着中国参与WTO农业谈判，中国支农政策呈现出新变化，突出表现在支农理念有了新变化。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方针政策围绕“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农产品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的需要，加强重大课题的研究：新成员具体的特殊待遇的实现途径及谈判策略；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战略措施及布局；新规则下保护支持“三农”的重大措施。近些年来，中央财政除采取措施大力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农村扶贫开发、林业生态建设外，还主动适应新形势需要，积极探索采用投资参股、专项贴息等形式，更加有效地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引导、示范和带动作用；运用关税政策鼓励进口国内短缺的农业生产资料；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全方位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同时财政支农力度有了较大变化。连续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2005年仅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就比2002年增长了50%以上。此外，支农方式有了变化，制定实施了“三减免三补贴”政策，使农民直接受益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化。2005年全国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已全部免征；28个省份已免征农业税，其余3个省也有210个县免征农业税；中央财政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664亿元，比2002年增长271%。基本实现了“减轻、规范、稳定”的改革预期目标，8亿农民得到了实惠。
　　积极参与WTO农业谈判
　　我国积极参与WTO农业谈判，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出口竞争方面，《部长宣言》明确了所有出口补贴应在2013年底取消。这一成果有利于改善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也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国内支持方面，发达国家将在今后实质性削减其扭曲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国内支持，而中国%的微量允许免予减让承诺，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预留了较大的支持空间。市场准入方面，香港会议明确了发展中成员可以自主指定适当数量关系到粮食安全、农民生计与农村发展的产品为特殊产品，可以有比其他产品更大的灵活性。这为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空间。“蓝箱”、“绿箱”等国内支持政策使用纪律加严，使政策选择受到很多规则的约束，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对我国产品质量和卫生标准等要求将会更高。宣言第五段规定，没有“黄箱”和“综合支持总量”的发展中成员的“微量允许”可以免于削减。由于中国没有“黄箱”补贴，这意味着中国在多哈谈判中不需要对农业的国内支持进行削减。中国现在所用的微量允许实际上微不足道，也就3亿美元；美国实际用的是70亿美元，欧盟还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对AMS的承诺是零，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不需要对农业的国内支援再进行削减。新加入成员待遇方面，我国要求对新成员的特殊情况给予特别关注，这一主张得到认可并正式写入《部长宣言》。我国还充分利用作为正式成员所拥有的权力参与制定规则，有助于为今后的谈判争取较大的回旋余地和主动权。宣言第七段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自主指定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特殊产品并有权使用特殊保障机制。这样，中国的一些弱势农产品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宣言第十四、十五段规定，非农产品减税公式采用多个系数的瑞士公式，而且发展中成员的灵活性条款是谈判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政策的实践效应
　　农民逐步融人农业现代化国际潮流。作为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为主，多年来我国强调农业生产包括农产品生产逐渐向市场化、商品化方面发展，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的程度在逐渐提高。加入WTO五年多来，亲历了国际市场的残酷，面对竞争日趋激烈、千变万化的国际贸易市场，身处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民开始逐渐改变沿袭千年的单家生产方式，通过与国内贸易企业“抱团”打天下，大力发展绿色创汇农业，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而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淘金”，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