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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村建居过程中的群体分化问题

　　内容提要　撤村建居正在引发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第二层面是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群体分化现象，给市民化进程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本文综合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化的机制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关键词　撤村建居　群体分化　市民化撤村建居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显得非常复杂。现有研究中，甚至对撤村建居市民化群体的名称使用都显得有些混乱：“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化“新市民”、农转非人员、转居农民、被征地农民、征地人员、失地农民、“亚市民”、“半”农民、“准”市民。这些不同的提法，既显示了目前农民市民化完成程度不够，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群体分化现象，它会对市民化进程产生复杂的社会影响。本文试图说明群体分化是市民化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一方面补充城郊农民市民化理论，另一方面说明地方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分化可能产生的复杂后果。一、撤村建居市民化群体及其分化农民市民化包涵农民身份市民化，居住和生产活动的范围非农村化，就业方向非农化，生活和思维方式居民化等方面的演变过程。从“农民”一下子变成“市民”的这群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身份从农民转变到市民，职业向非农化转变。(2)获得了和城市居民部分一样的社会保障。(3)居民的家庭收益主要来源于集体分配、物业出租，因此在经济地位上与外来的房屋租客和一般市民有很大差别，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可能比一般市民低，但他们宁为“村民”而不愿为“市民”。(4)“食租阶层”逐渐形成。新建社区基本保留了原农民“一户一栋”的居住方式，除自己居住外，居民基本上把多余的住房用于出租，出租屋经济滋生了一个食租阶层逐渐形成。(5)物质生活现代化，精神生活传统化。刚刚“洗脚上田”的他们，突然之间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生活方式的“农民终结”。刚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可能会有多元生活风格的选择。本文注意到两个维度：第一，以社区为边界的群体内部存在着多元分化。在失地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双重压力下，居民职业的多样化凸显，主要有社区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工人、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个体户等，大致可分为社区管理者阶层、第二、三产业劳动者、单纯食利者阶层。随着市民化进程的加速，各群体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方面的差距还会拉大。第二，社区类型间的差异及其分化。撤村建居这类社区往往作为边缘性社区被研究，但因其所处的区位环境和社区发展模式不同，它们在类型上也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例如毗邻商业区的社区餐饮业及其他服务业发达，居民的生存不主要依靠出租房屋，与地处偏远和周边产业不发达的社区相比，在社会资源、权力分配、社会互动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形成迥异的社区特质。结合相关研究，根据空间形成演变和形态物质结构，本文尝试把这些社区大致分成四种形态：城市边缘的形成型社区，城市近郊的发展型社区，城区范围的成熟型社区，城市中心的完成型社区。二、群体分化的机制目前，农民的分化已被很多人关注，但撤村建居市民化群体正在“生成的”或“建构”的分化过程并不是原有结构的“复制”。第一，从微观层面看，人力资本是个体分化的基础条件。年龄、教育水平、专业技术、劳动技能、就业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居民的择业行为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其次，居民家庭人口数、男女比率、家庭中劳动力与非劳动力的比率、子女上学数量、家庭成员健康情况、婚姻状况都可能是转型社区中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变量。第二，从中观层面看，社区利益分配机制和独特的管理体制是导致分化的一个重要条件。首先，转型社区在征地补偿分配和其他集体利益分配上的混乱导致居民分化的产生，主要有乡镇截留部分征地补偿，村集体与村民分配比例以及失地农民之间的分配标准混乱。其次，独特的社区管理体制为分化创造了空间。新生社区在组织设置和管理方式上还保留着传统农村社区的特点，例如自治性社会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合二为一，社区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采取独特的“村籍”制度。这一制度意义在于它不仅和农业户口紧密结合，成为居民获得补偿的双重标准，同时也是居民持续获取经济收益的保证，使权益与身份进一步结合。这一制度设置把那些不具有“村籍”的人，包括外来媳妇和上门女婿等排除出了其利益分享的队伍，引发新的群体分化。最后，社会资本是分化的另一重要因素。居民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利用资源的方式会影响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最近上海的“拆迁智斗记”所描绘的拆迁规律——“老实人吃亏”，部分补证了社会资本在利益获得中的微妙影响。第三，从宏观层面看，政策的不均衡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了居民分化的客观存在。首先，征地补偿因时间、地段、地类、用途、征地单位的不同而产生实际的差别，政府政策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导致居民的利益分配和获取存在较大差距。其次，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可能成为群体分化的原因。撤村建居后，居民和社区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能力会受到周边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形态的影响。城市征地建设的用途主要有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商业区、工业区，开发高教园区等，由此延伸出的产业链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对市民化群体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有着重要的辐射作用。三、群体分化对市民化的影响(一)群体分化对市民化的积极影响在市民化初级阶段，居民的职业、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越来越多元，这有利于加快居民融入城市、社区成功转型。
　　社区基础设施逐渐和城市接轨，拓展了居民的社会交往网络，这有利于改变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互动场域。原先较单纯的村民交往演变成多个群体的互动，包括外来人员、城市老市民和其他的社会群体。此外，以出租房屋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也能加快群体融入城市的速度。租户的流动性和多样化虽然给社区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但对居民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带来了冲击。研究发现随着社区共同体的不断开放和其他群体的嵌入，传统农民的生存需求原则慢慢地向市民的有意义的生活原则变化。同时职业的多样化发展可以减少农民对集体经济、社区组织的依赖，提高居民自我发展的能力，能更顺利、更主动地融入现代城市生活。职业分化和流动改变了传统农村社区的均质性，同时带来社区的组织化发展，出现了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物业管理公司等分工更专业的结构特征。社区中不同职业群体互动加强，城市生活方式和都市现代文化的传播渠道增多，群体之间沟通、对话的机制明显增加，社区整合的功能也不断增强。市民化突破了传统的身份边界和社区边界，释放了群体的自主性，促进了社区的自主发展和民主管理。(二)群体分化对市民化的消极影响阶级、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社会变迁中，仍然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下去，即分化的继承性。那些在资源和权力占有方面具有优势的阶层，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将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和权力传递下去，从而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保持着阶层地位的继承性和稳定性。占有优势的成员在资源享有、利益维护上的差异性、等级性继而会转化为社会排斥，造成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隔离和群体的冲突。此外，群体进一步分化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社区阶层化发展。社区阶层化主要指社区成员逐渐向同一社会阶层集中的过程，可能表现为社会地位得以提高的人迁出原社区，将原社区留给社会阶层相对较低者。这种结构特点不仅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活动范围，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以及各种社会机会，并在此基础上易形成社会排斥心理和阶层封闭机制。四、过度分化是否可能？在原有社会分层界限被打破，社会组织重组以及社会体系重新整合期间，社会角色转换、价值嬗变、利益分化、体制瓦解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无组织力量”进而产生无序与混乱。但撤村建居这一变迁过程中，已有的某些制度能部分抑制“无组织力量”的发挥，防止社区陷入过度分化的泥潭。首先，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制度以及集体经济的独特功能是防止分化过度的有力保障。农村实行独特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这种产权制度下的资源分配要么按照村籍分，要么按照工龄分，土地制度的道义功能是维系农村社区的一种特殊的资源。撤村建居后，留用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合作社在实现土地有效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保留了土地的均平功能。转型社区继续沿用有着某种“单位制”功能的集体收益分配原则，能使群体成员之间相对均等地分配资源。其次，扁平化社区结构不会滋生出严重的等级化。所谓的扁平化社区结构是指一个社区里头相对均衡地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分配权力和利益。社区居民在知识、财富、资源和权力占有上没有呈现等级化结构，在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并不具有高度差异的行政权力结构，居民能以相对平等的姿态自主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发展。最后，延续性的“社区关系网络”也可以抑制成员的过度分化。撤村建居后，“社区关系网络”是以往“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这种关系网络在保证村民的归属感，增加村落内聚力的同时，保证了村民“做蛋糕”集体与“分蛋糕”集体的基本一致，承担着聚集财富和资金的实际功能。居民在面对一个新的分化社会时，平稳移植和持续形成的“社区关系网络”发挥着共同抵御风险和外部压力的特殊功能。总的说来，撤村建居初步实现了居民户籍、职业、空间区位的统一，但其市民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这提醒我们要充分注意到群体分化的复杂影响。政府在推动市民化和社区转型的平稳实现中至少要考虑：在复杂的分化群体中，哪些人具有良好的社会升迁前景，哪些人具有社会下滑的可能，如何实现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如何运用恰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来引导市民化群体结构朝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