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谥议》读释_李思语.pdf

年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 第期 （）：唐 高宗谥议 读释李思语，陈飞（上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上海 ）摘要：高宗谥议 是唐代皇帝谥议文中颇为独特的一篇。唐代皇帝谥号主要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等部门官员集体议定，上奏朝廷确认。高宗谥议 的作者涉及执笔者、身份作者、精神作者等多重关系，虽以中宗口吻表达，实反映武后的意志。其按语关于“天”“皇”“大”的解释，或循旧例，或据经典，或为新创，与武后及官方的习惯说法不尽一致。高宗谥号“天皇大帝”应理解为“天皇”“大帝”的合称，文中关于高宗谥号的解释及其“九德”的过度虚美，杂糅诸家思想学说，大抵以儒家为根本，以道家为归宿。武后将高宗神圣化，与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政治用意有关。关键词：武则天；唐高宗；天皇大帝；虚美作者简介：李思语（），女，河南驻马店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唐代丧葬制度与文学；陈飞（），男，江苏睢宁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代文学制度的教学与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谥议”是关于谥号的评议。“谥号”是为死者所加称号，一般要通过评议来确定，故就谥号议定规则及过程而言，属“制度”范畴；将议谥的内容撰写成谥议文，则属于“文学”的范畴。谥议集制度与文学于一体，是较为典型的“文学制度”之一。古人死而有谥，起源甚早，一般认为西周时期已形成制度，秦朝短暂废止，汉以后复行，至唐代更加完备而规范。谥号有官谥和私谥之别，国家层面的官谥又可分为“君谥”和“臣谥”。前者包括皇帝、后妃、太子等；后者一般为高阶（三品以上）大臣。唐代皇帝谥号的确定过程，通常是先举行“南郊请谥”的礼仪，然后议定，将议定结果上报朝廷最终确认，然后以“谥册文”布告天下，有的还刻成类似图章的“谥宝”随葬。相关制度和仪式流程学者多有论述，但大都属史学的研究，很少从文学制度视角进行考察。目前可见的唐代皇帝谥议文共有八篇，高宗天皇大帝谥议（以下简称 高宗谥议）是颇为独特的一篇。相关论著虽有所涉及，但较简略或语焉不详。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试作解说，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文学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文学的制度，包括文学本身的制度以及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制度，笔者于此拟另文论述，这里不多涉及。如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年第期；王岩：唐代太常博士考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年；赵雪梁：唐代皇室谥号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年；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年；徐路：隋唐官员谥法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年。网络首发时间：2023-03-09 13:52:41网络首发地址：https:/ 高宗谥议 的独特之处，首先是其作者。目前所见明确标署有二：一为 唐大诏令集，题曰 高宗天皇帝谥议，下署“武后”。一为 全唐文 之 中宗 二，题为 高宗天皇大帝谥议。如此便有武后、中宗（李显）二说。据 唐会要 载：“高宗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讳治宏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于东都贞观殿（年五十六）。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谥曰 天皇大帝。庙号 高宗。哀册文（天后武氏撰），谥册文（阙），谥议（阙）。”“高宗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为天宝十三载（）所加尊号，“天皇大帝”为最初的谥号，“高宗”为庙号。王溥（）为五代至宋初的四朝宰相，也是著名学者和文人，当时他已不详高宗谥议文和谥册文（迄今未见）的作者为谁，可知 唐大诏令集 全唐文 所署作者大概为后人（编者）所加。两个署名皆有其合理性，也有其不确定性，这须要联系当时议谥的实际情况来解读。旧唐书高宗纪 载：“（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是夕，帝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群臣上谥曰 天皇大帝，庙号 高宗。”“群臣上谥”就是群臣议定谥号上报朝廷，据此可知“天皇大帝”这个谥号应为群臣所议定，其谥议文的写作也应是群臣所为，至于具体执笔者为谁，尚不得其详，不论是谁，都表明 高宗谥议 的作者还有第三者的可能。文献关于唐代“臣谥”制度的记载较为详明，如 唐六典太常寺：“太常博士掌辨五礼之仪式，奉先王之法制；适变随时而损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礼，则与太常卿以导赞其仪。凡王公已上拟谥，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议谥：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佐史录行状，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拟谥讫，申省议定奏闻。）无爵称 子。养德丘园，声实名著，则谥曰 先生。大行则大名，小行则小名之。（旧有 周书谥法 大戴礼谥法。又汉刘熙注 谥法 一卷，晋张靖撰 谥法 二卷，又有 广谥 一卷。至梁，沈约总集谥法，凡有一百六十五称）”学者或据此认为“太常卿和太常少卿负责拟定皇帝谥号”，此说可能并不全面和准确。实际上唐代参与“臣谥”的部门和人员尚不止此，如 唐六典尚书吏部 载：“考功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其谥议之法，古之通典，皆审其事，以为不刊。（诸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覆申考功，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无爵者称 子。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赐谥曰 先生。）”可知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也有参与谥号议定的职能。至于唐代的“君谥”，除了太常寺，还应有鸿胪寺的参与。唐六典鸿胪寺 载：“鸿胪寺：卿一人，从三品。（周官：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秦官有典客，掌诸侯及归义蛮夷。汉改为鸿胪。景帝中二年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隋初鸿胪寺卿一人，正第三品，统典客，司仪、崇玄等三署。开皇三年省并太常，十二年复旧。炀帝降卿为从三品，皇朝依焉。龙朔二年改为同文正卿，咸亨元年复曰鸿胪。光宅元年改为司宾寺卿，神龙元年复旧。旧属官有崇元署，开元二十五年，敕改隶宗正寺。）少卿二人，从四品上。鸿胪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少卿为之贰。凡皇帝、皇太子为五服之亲及大臣发哀临吊，则赞相焉。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也。”又载：“司仪令掌凶礼之仪式及供丧葬之具，丞为之贰。（若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为五服之亲举哀，本服周年者，三朝哭而止；大功者，其日朝晡哭而止；小功已下，及皇帝为内命妇二品已上者、百官执事及散官一品丧，皇太后、皇后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案：据文义，前者标题应有“大”字。本文所引 高宗谥议 文皆据 唐大诏令集。又文中所引古代文献皆酌加标点。董诰：全唐文，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王溥：唐会要，卷，中华书局，年，第页。案：括号内原为小字注文。刘昫：旧唐书，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案：括号原为小字注文。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年，第 页。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案：括号原为小字注文。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案：括号原为小字注文。为内命妇三品已上丧，皇太子为三师、三少及宫臣三品已上，并一举哀而止。）”可知自汉以来诸侯王的谥、诔、策（册）皆为鸿胪寺职掌。唐制多沿前代，大抵亦当如此。又“凶仪”主要指丧葬礼仪，应当包括谥、诔、策（册）之类。据此推之，唐代皇帝、后妃、宗室，以及三品以上大臣的谥、诔、册等议定施行，皆当有鸿胪寺的参与。尤可注意的是，唐会要 载：元和十五年四月，礼仪使奏：群臣告天，请大行皇帝谥。准礼及故事，合集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于南郊告天毕，议定，然后联署闻奏。“群臣告天请大行皇帝谥”应为此奏文的“事由”（主题），然后说按照礼仪制度和以往惯例，“群臣”先举行南郊告天请谥礼仪，然后议定谥号，然后“联署”“闻奏”。参加请谥和议定的“群臣”包括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及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联署”应为各部门长官联合署名；“闻奏”则是将议定的谥号（包括依据、理由等）上报朝廷（新嗣位皇帝）确定。由此逆推唐前期皇帝谥号的议定，大概也应如此。也就是说，高宗谥号的议定，应是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以及太常寺、鸿胪寺等相关部门官员组成的“议谥小组”来具体负责，议定后各部门长官联合签署，然后“闻奏”（虽然嗣君为中宗，但决定权在武后），最后确认。如果武后没有异议，那么这个“闻奏稿”应该就是最终的定稿；如果武后有不同意见或新的指示，则以武后满意的“修改稿”为最终定稿。总之，不论是闻奏稿还是修订稿，都要由“某人”来执笔完成，这个“某人”当然必须是官职、威望和文学水平都举足轻重的大臣，姑且称为“执笔者”。然而这个执笔者未必就是 高宗谥议 的“身份作者”。所谓身份作者，是指文章所代表的“主人公”的身份，也就是以谁的身份和口吻来说话。在古今中外的官府文书中，执笔者和“身份作者”的不一致是普遍情况。如文臣为皇帝拟写诏敕，就必须以皇帝的口吻来说话。诗文中经常采用的“代言体”，也属于类似的情况。高宗谥议 所代表和代言的身份主体为中宗（李显），文中称：顾以虚菲，夙承乾荫。既忝彰明之地，常怀辅佐之诚。荐萤烛以助光，引鹤露而添海。而圣德虚受，无来不应。每听览余暇，侍奉话言。论道德则洞启元枢，语忠孝则广通心极。叙轩顼之淳化，积若神交；述尧禹之清风，宛成晤对。“乾荫”一般指父亲，如 梁书袁昂传 载：“昂幼孤，为（从兄）彖所养，乃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者，昂致书以喻之曰：窃闻礼由恩断，服以情申孤子夙以不天，幼倾乾荫，资敬未奉，过庭莫承，藐藐冲人，未达朱紫。从兄提养训教，示以义方。”“幼倾乾荫”，即谓父亲早逝，幼年便成孤儿，由从兄抚养教育成人。唐人敬让 请致仕侍亲表 云：“臣未登壮岁，乾荫先倾。逮于强仕，母氏为育。欣欣而就禄者，希禄养之及亲也。”是说自己很早父亲就不在了，由母亲养育长大，出仕为官。至于“过庭”，更是人所熟知的子受父教的熟典。“冲人”则多用作儿子的自称谦辞，这里显然是指新即位的中宗。总的来看这段文字大意是说：自己资质一般，但一向承蒙父皇（高宗）的慈爱恩荫，被置于显要的地位。自己常怀感恩忠诚之心，愿为辅佐父皇尽微薄之力。父皇虚怀若谷，经常和自己交谈，从道德修养，到忠孝礼义，自己受益无穷。尤其是在谈到黄帝和颛顼的治化、尧舜及夏禹的成功时，父子之间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无疑都是以昔日皇子、当下新君的姿态和口吻在说话，可证 高宗谥议 的“身份作者”为中宗无疑，这应是 全唐文 将 高宗谥议 置于中宗名下的主要依据。这段文字紧扣父与子、先皇与嗣君的双重关系来叙写，重在以情动人。或者说 高宗谥议 中的“感情”部分是与中宗相对应的，但其“精神”部分却未必出于中宗。这里的“精神”是指主旨、原则、基调及用意等，略同今人所说的领导讲话或上级文件的“精神”。高宗谥议 的“精神”应主要出自武后，因为高宗谥号实质上就是高宗的盖棺论定，在当时朝廷权力格局下，即便是当朝宰相乃至嗣君中宗，都没有资格来作最终结论，而必须听命于武后。据 唐会要 载，早在“显庆五年（）十月已后，上（高宗）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武后）详决，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第 页。案：括号原为小字注文。王溥：唐会要，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第 页。姚思廉：梁书 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李昉：文苑英华，卷 ，中华书局，年，第 页。自此参预朝政，几三十年。当时畏威，称为 二圣。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称 天后。”旧唐书高宗纪亦载：“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资治通鉴 述其事于麟德元年（）。大抵自麟德以后，武后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及高宗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更加名正言顺地独揽军国大权。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先是弘道（亦即永淳）元年（）十二月四日晚高宗崩逝；十一日中宗即位，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则此前中宗虽有嗣君之名，尚无“宣敕”的资格；此后则一切仍取决于武后。次年正月一日改元嗣圣（），二月六日便废黜中宗，次日改立睿宗（李旦），改元文明，除了“政事决于太后”，还“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于是武后正式临朝称制。八月葬高宗于乾陵，九月改元光宅，全面改易旗帜服色及官号，拉开了“革命”（以周代唐）的序幕。总之，武后不仅早已实权在握，高宗死后更是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高宗的盖棺论定，在当时可谓国家头等大事，以武后的性格、地位及野心，决不可能不闻不问、任由他人，必然要深度介入、操控始终。况且按照制度和惯例，群臣议定后也必须“闻奏”，由武后最终确认。也就是说，高宗谥号的议定，不仅必须遵照武后的指示精神，而且必须经过武后的审核同意，才能最终完成定稿和授予。因此可以说武后是 高宗谥议 的“精神作者”。但 高宗谥议 应撰写于中宗被废之前，故又须显示中宗的存在。由此可见，高宗谥议 由群臣议定后联署上报，则“群臣”是“闻奏稿”的最初作者；“闻奏稿”由某位大臣执笔撰写，则执笔者为“闻奏稿”的写定作者。“闻奏稿”如果须要修改后定稿，那么“修订稿”的执笔者既可能是“闻奏稿”的写定者，也可能另有其人，此人则为最终执笔作者。撰文时用中宗的身份和口吻，则中宗为“身份作者”。议谥自始至终都遵循武后的旨意，则武后为“精神作者”。这些复杂因素的糅合，形成了 高宗谥议 的文本，同时也形成微妙的“作者”关系。在现存的唐代皇帝谥议文中，只有 高宗谥议 的署名（武后或中宗）如此“特殊”（其他都是文臣署名），然则 高宗谥议 作为一篇议论文，其“精神”部分无疑是最重要的。其开篇称“窃闻星回日薄，悬象著明之谓 天；龙跃凤翔，握镜乘时之谓 圣”，“悬象（日月）”“龙凤”皆有高宗和武后相提并论的隐喻，意在显示武后的突出地位和对 高宗谥议 的精神主导。参考高宗哀册文为武后所撰的记载，甚至也不排除武后亲自（或令人代笔）撰写 高宗谥议 的可能。因此将 高宗谥议 视为武后所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二、谥号的多源取义 高宗谥议 为高宗所定的谥号也很独特，其结论部分称：谨按：自然覆育曰“天”，明一合道曰“皇”，无所不包曰“大”。谨状上议曰：“天皇大帝”，庙称“高宗”。“高宗”既为庙号，则“天皇大帝”就是谥号。但这里没有直接用“谥号曰”或“谥曰”，而是用“谨状上议曰”。“上议”是谓上报所议结果，亦即“闻奏”。可知这篇 高宗谥议 实为“闻奏稿”，至于是否为武后的最终确认定稿，或是否还有别的最终确认定稿，目前尚未见证据材料。从这段关于谥号的表述来看，其按语与后面的称号并不完全吻合。“谨按”以下是交代后面所定称号的取义根据和含义解释，但是只交代了“天”“皇”“大”三个字，既没有交代“帝”字，也没有涉及“高”“宗”或“高宗”。庙号问题暂置勿论，仅就“天皇大帝”这四个字而王溥：唐会要，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刘昫：旧唐书，卷，第 页。资治通鉴，卷 唐纪 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 二圣。”（司马光，胡三省：资治通鉴，卷 ，中华书局，年，第 页。）司马光，胡三省：资治通鉴，卷 ，中华书局，年，第 页。白雪兵 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 统计：“唐代皇帝谥议文撰者姓名或官职可考者共 篇，其中由太常卿或太常少卿等太常寺官员撰写的谥议文为 篇，占比为 ；由礼部侍郎撰写的谥议文为篇，占比为；只有高宗的谥议文不是由太常寺或礼部官职（员）所撰，而是出自皇后武则天之手。”（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第 页。）案：武则天此时已为皇太后，不应称“皇后”，高宗谥议 由武后亲自撰写的可能性不大。又“官职”疑为“官员”之误。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第 页。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第 页。言，一般以为高宗的谥号只有“天皇大”三个字，“帝”即皇帝，没有交代的必要。虽然可备一说，但未免有些简单。李唐诸帝的谥号，高宗之前，高祖李渊初谥“大武皇帝”，太宗李世民初谥“文皇帝”，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分别追尊为“神尧皇帝”“文武圣皇帝”。此番追加谥号当然是武后的主意，她同时还给“今上”（高宗）加尊号曰“天皇”，给自己加尊号曰“天后”，从而与“二圣”形成匹配，以显示自己与高宗“平起平坐”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可知“天皇”之称在高宗生前就已使用，高宗崩逝之后，官方文书往往将“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与“高宗天皇大帝”相提并论，或称“天皇大帝”“大帝”。大抵在武后那里，“天皇”“大帝”是作为两个整体概念使用的，既不是“天皇”修饰“大帝”，也是不是“天”“皇”“大”修饰“帝”。“天皇”意谓高宗比一般世俗皇帝更加高超神妙；“大帝”是说高宗比一般世俗皇帝更加广大无限；而“天皇”与“大帝”意义相近相通，可以互训为义，总归是要把高宗天神化，从而也间接地将自己（武后）天神化，隐然有超越太宗、高祖，乃至以往所有皇帝的“野心”。然则高宗谥号“天皇大帝”中的“天皇”，当是其生前尊号“天皇”的直接沿用，而“大帝”则为武后（或根据武后旨意）所加，故完整地说，高宗谥号应是“天皇大帝”四个字。高宗谥议“按语”不从“天皇”“大帝”两个称谓上加以解释，而是将“天”“皇”“大”拆分开来解释，并且忽略“帝”字，大约是为了贴合传统谥法的表述形式，如“一人无名曰 神”“德象天地曰 帝”“静民则法曰 皇”“仁义所在曰 王”之类。另外可能还有用此公开的正式的官方“新”解释来替代和统一朝野上下的认识，消除人们对于“天皇”的误解和非议，同时也可以掩盖上述“野心”，赢得更广泛的接受和认同。谥号特别是官谥的议定，一般是根据死者的德行事迹、参酌权威的谥法典籍（如上引 唐六典 注文所说的 周书谥法 大戴礼谥法，刘熙注 谥法、张靖撰 谥法 广谥，以及沈约总集的 谥法 等）来进行综合审议评定，皇帝的谥号大抵亦当如此。高宗谥议 的按语虽然采用了传统谥法的表述方式，但其所谓“自然覆育曰 天”，却不见于传统的谥法典籍，应是武后所“新创”，然并非无据。老子 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大）”“自然”都是道家学说的重要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法”有“效法”（而生成自身）之义，反过来说就是自然生道，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而“天下母”尤能显示“覆育”之义。高宗谥议 谓“自然覆育曰 天”，将“自然”与“天”结合起来，可见其与老子学说的渊缘关系。礼记中庸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论语阳货 曰：“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则高宗谥号的“天”也吸取了儒家思想。“皇”，逸周书谥法解 曰：“静民则法曰 皇”，“静民”即“安民”。“静民则法”有“不扰匹夫匹妇”“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等义瑏瑠。高宗谥议 所谓“明一合道曰 皇”，与此不尽相合。管子外言 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房玄龄注云：“一者，气质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瑏瑠如白雪兵谓“其谥号应为 天皇大，计三字。”（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第 页。）王溥：唐会要，卷，第 页。如武后 乾陵述圣记 云：“高祖神尧皇帝，晦电凝祯，流虹降祉太宗文武圣皇帝，资灵宝纬，挺睿金英（阙）高宗大帝焉。（阙）大帝之怀紫翼锦鳞，与常有异。大帝莫能自安（太宗）令大帝总知军国太宗命大帝承旨玉阶太宗抚大帝颊而言曰”（全唐文，卷，高宗武皇后（三），第 页）又如 减大理丞废刑部狱制 云：“高祖神尧皇帝，披图汾水太宗文武圣皇帝，负日月而膺运高宗天皇大帝，云房诞睿。”（李昉：文苑英华，卷 ，中华书局，年，第 页）说文解字 云：“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段玉裁注：“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黄怀信，张懋鎔，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王卡：老子，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黄怀信，张懋鎔，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第 页。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随世立名者也，其实则一也。”高宗谥议 之“明一合道曰 皇”盖取义于此。管子 的学说，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兼容并蓄，就这段文义而言，则更近于儒家。尤可注意的是，房玄龄为太宗朝名相，与高宗、武后都有过交集，高宗谥议 的“皇”字取义于 管子，或与房玄龄注 管子 的影响有关。“大”，亦不见于传统谥法。高宗谥议 所谓“无所不包曰 大”，应主要取义于道家。上引 老子“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已见其义。河上公注云：“不知其名，强曰大者，髙而无上，罗而无外，无不包容，故曰 大 也。”“其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复逝去，无常处所也。”“言远者，穷乎无穷，布气天地，无所不通也。”“远曰反，言其远不越绝，乃复在人身也。”可见“大”不仅指“无不包容”，还有变化无形、无所不在、无所不通的含义。尔雅注疏 云：“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闳、博、介、忳、夏、幙、？、赎、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以其数字皆训为大，故引之也。周公作诂，必以 始也 君也 大也 居先者，始者无先之称，君者至尊之号，大则无所不包，故先言之。一曰此三者天也、人也、地也。易乾卦 云：万物资始。坤卦 云：直方大。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故以此三者为先，乾坤相对之物，而以地在人后者，以人居天地之中，且尊尚人君，故进之。”显然是兼取儒家和道家之所说。孔颖达释 周易“大哉乾元”曰：“乾之四德（元亨利贞），无所不包。”孔颖达为太宗朝大儒，所主持编修的 五经正义，颁行于高宗永徽四年（），作为官方定本，为全国学校和科举的“统编教材”，对武后的影响不言而喻。武后自撰 臣轨 曰：“夫道者，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注云：“言道之广大，无所不包。故上覆于天，下载于地，高而不可穷其际，深而不可测其原。”与 高宗谥议 的“无所不包曰 大”的意义基本一致，此可为武后“精神”之一证。以上所引述的文献材料，只是作为理解 高宗谥议“天”“皇”“大”含义的主要参考，并不一定就是当初撰文时的具体依据。但由此不难看出，高宗谥议 的谥号选字取义来源比较广泛，有对传统谥法的参用，有对经史诸子的酌取，也有自己的改造创新。而在酌取古代经典方面，主要是道家要素和儒家要素的糅合，前者的意味更加浓重；当然还有现实因素的考量，而这些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武后的“精神”。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既没有援引佛家“诸天”“上帝”之类的义理，也没有附会道教“天皇大帝”之类的仙说，这反映出武后（及高宗）虽然平时颇好佛道，但在 高宗谥议 如此重要的官方文告中，并没有将其作为取义根据，当是出于政治考量的有意规避。二是 高宗谥议 关于“天”“皇”“大”的解释，大抵只是这种特定场合的一种官方辞令而已，未必就是武后内心的真实用意，也未必就是当时普遍认同的取义。即如 高宗谥议 开始说“悬象著明之谓 天”“握镜乘时之谓 圣”，就与篇末的“自然覆育曰 天”并不一致。而从武后及朝廷的文书来看，更多采用“天皇”“大帝”的称谓。也就是说，在武后及时人的心目中，仍将高宗视为“天皇”或“大帝”或“天皇大帝”，而不是割裂孤立的“天”“皇”“大”，也不是三字合成的“天皇大”或神仙传说中的“天皇大帝”。三、谥主的过度虚美谥议文的主题和主体都在于表彰赞美谥主的德行功绩，高宗谥议 也是如此。其开篇即称：“营窟橧巢之代，犹昧典章；如云类海之君，方崇号谥，所以阐扬功美，荣镜古今。”明确表示要“阐扬”高宗的“功美”，使其荣耀古今。随后称高宗：“以大圣而乘圣，克昌宝历之基；由至德而纂德，载广金图之运。对日之岁，穷象外之微言；弄田之辰，尽天下之能事。”可谓是天赋异禀，圣上加圣，德上加德，无以复加。此可视为总体评价，具体表现在九个方面，亦即所谓“九德”。因总评中已言及早年禀赋和德行，故“九德”从高宗为太子时说起，称其“恒侍禁中，问安之道斯极；长居膝下，候色之诚逾励。因心隆于爱敬，率性感于神明”，此为九德之一，即“先圣之孝德”。及至君临天下，称其为“追夏禹之焚甲，袭殷汤之解网。一物有违，则满堂兴虑；一夫弗获，则推沟寘怀”，此为九德之二，即“先圣之仁德”。在军国政事方面，称其“无幽不察，观六合于目前；无远不昭，视八管仲，房玄龄，刘绩：管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王卡：老子，卷，第 页。郭璞，邢昺：尔雅注疏，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王弼，魏康伯，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武后：臣轨 卷上，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年，第 页。纮于掌内。循机授政，则旁烛于九围；命将出师，则坐知其万里”，此为九德之三，即“先圣之明德”。在敬事祖先方面，称其“寅畏上元，肃雍清庙，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提衡均驭朽之危，履石同蹈冰之惧，虽处泰罔泰，休而勿休”，此为九德之四，即“先圣之恭德”。在日常自奉方面，称其“卑宫菲食，土簋茅檐，身好弋绨之衣，手无金玉之玩，翚裘必烬，袂安彻”，此为九德之五，即“先圣之廉德”。在文章制作方面，称其“荣河绿错，授宸鉴而生知；温洛丹清，澡璇襟于性与。汾水秋风之唱，仰天翰而扶轮；妫汭丛云之歌，钦睿词而拥篲”，此为九德之六，即“先圣之文德”。在内外关系方面，称其“驾狄攻狄，无远而不怀；以戎伐戎，有征而必伏。提封所亘，拓地位于邹瀛；正朔所通，辟境踰于亥步”，此为九德之七，即“先圣之威德”。在道德修养方面，称其“损之又损，为于无为，事于无事。鸣銮访道，敬拜小童之言；修己就闲，载感大庭之梦”，此为九德之八，即“先圣之元德”。在人格的最终成就上，称其“体至道而调一气，舒卷阴阳；运冲和而契两仪，发挥风雨。将百灵以交际，与万物而通诚。珍瑞普彰，休征毕应”，此为九德之九，即“先圣之神德”。总之这九德层层递进，不断扩展和升华，最后将高宗描绘成与“至道”“阴阳”“两仪”“百灵”“万物”同化如一、超越时空的全能之“神”。这些德行功绩应是参与议谥的群臣根据武后的授意“议”出来的，在取义上与上述关于谥号的解释基本一致，也是兼采经史诸子思想学说，但九德从“孝”“仁”说起，中间经过“明”“恭”“廉”“文”“威”，最后达到“玄”与“神”，这样的叙事显示出高宗是以儒家德行为根基，广泛吸取各家，最终归结于道家，似乎有意避开佛教和道教（仙家），这也应是武后“精神”的体现。对“大行皇帝”歌功颂德、不吝赞美，既属人之常情、史之通例，也是丧葬文学的普遍现象。但像 高宗谥议 这样将所有美谥集于谥主一身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的过度虚美，还是比较罕见的。旧唐书高宗本纪 总评说：“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除了登基前尚有可称道之处外，登基之后的所作所为乏善可陈，甚至遗患无穷，几乎可与亡国之君相提并论。新唐书高宗本纪 的指责尤为痛切：“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袵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直接称高宗为“昏童”，痛斥其“毒流天下，贻祸邦家”。显然，这些切责都间接或直接地指向武后，也就是说，武后才是那个“毒流天下，贻祸邦家”的罪魁祸首。这当然都是从李唐政权的立场和视角而作的评价，但也是当时及后世较为普遍的看法和态度，如众所熟知的骆宾王“讨武瞾檄”所言：“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这样的人心向背，武后当然会有更强烈的了解和感受。实际上，武后的越权干政，朝野上下的不满和抵制一直不断，至高宗崩逝前后，更是危机四伏，甚至酝酿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徐敬业起兵“讨武”）。高宗谥议 如此过分地虚美高宗，应是武后对这种人心向背的一种反应，也可以说是一种策略，意在通过对高宗的高度评价和赞美，树立和“攻”字 唐大诏令集 阙。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杨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之碑 云：“出车青徼，申谋绛宫；驾狄攻狄，驱戎伐戎。”李勣为太宗名将，高宗名相，此碑为“御制御书”，故据以酌补。（王昶 金石萃编，卷，中国书店，年，第 页。）“邹”字 唐大诏令集 阙，据 全唐文 补。“损之又损”，唐大诏令集 注云：“阙四字”。全唐文，卷 ，卢重玄 之 冲虚至德真经 序 云：“傥因此论以用心，去情智以归本，损之又损，为于无为，然后观 列子 之书，斯亦思过之半矣。”（第 页）重玄即卢藏用之弟，（清）徐松 登科记考，卷，景龙三年（）下列“抱器怀能科”及第人有“卢重玄”之名（董诰：全唐文，卷 ，中华书局，年，第 页），姑据以酌补。“与”字 唐大诏令集 阙，据 全唐文 补。刘昫：旧唐书，卷，第 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骆宾王撰，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旧唐书，卷 则天皇后本纪 载：“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大帝崩，皇太子显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既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庚午，加授泽州刺史、韩王元嘉为太尉，豫州刺史、滕王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绛州刺史、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相州刺史、越王贞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纪王慎为太子太保。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生变，故进加虚位，以安其心。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光宅。旗帜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初置右肃政御史台官员。故司空李勣孙柳州司马徐敬业伪称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 匡复 为辞。”（刘昫：旧唐书，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维护高宗的神圣形象，最大可能地安抚和笼络人心；同时也间接地将自己神圣化，为其临朝称制提供合法性、合理性及合情性的支持，稳定和巩固统治地位，并为实现更大的野心做舆论准备。这可以从武后紧随 高宗谥议 之后发布的 改元光宅诏 中得到反映，其文云：“高宗天皇大帝，云房诞睿，虹渚降灵，受绿错之祯符，应朱绨之景命。飞车乘毳，臣轩、顼之不臣；没羽浮金，服禹、汤之未服。开边服远，更阐宇于先基；富贵宁人，重增辉于前烈。抚璇当宁，调五气于明堂；考瑞升中，朝百神于日观。茫茫众俗，宁知覆焘之恩？蠢蠢庶萌，孰辨陶甄之力？固已千年启旦，三圣重光，历选前书，无闻往载。”此时武后已直接称“朕”，以皇帝的身份和诏制的形式发布文告，态度口气果然不同，更加明确强调（虚美）高宗大帝的天赋、德行、功绩和恩惠超越以往所有帝王，对“茫茫众俗”不知“覆焘之恩”和“蠢蠢庶萌”的“不辨陶甄之力”非常不满，提出严厉质问。然则“茫茫众俗”“蠢蠢庶萌”的这种反应，正透露出武后对高宗的过度虚美亦即间接地美化自己，在当时遭到普遍的怀疑乃至反对，而越是这样武后越是要极端美化高宗及自身。由以上简要的解读可知，高宗谥议 的独特性是由当时诸多特定要素杂糅合造成的。在制度上，既要依循帝王议谥的礼法和通例，实际上又受到武后的操控；在名分上，既要照顾嗣君中宗的身份，又必须服从皇太后（武后）的旨意；在文本上，既有群臣和执笔者的参与，更有武后的最终确定；在文体上，既要符合传统谥法的体例，又要体现武后任性好奇的风格；在定号上，既要沿用高宗生前的尊号，又要考虑与武后的关联；在取义上，既要突出道家的主导倾向，又要体现儒家的根本地位，还要兼顾或规避其他思想学说。这些都与当时特定的国家权力结构、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朝野人心的向背等密切相关。高宗谥议 的执笔者将如此复杂而微妙的要素糅合起来撰作成文，可谓煞费苦心，亦属“难能可贵”。由于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执笔者“糅合”起来难度很大，使得其文本呈现出某些不和谐，如作者题署的分歧、谥号字数的多少、按语的解释与其他表述的不一致等。这既是 高宗谥议 的难点，也是其他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皇帝谥议的普遍现象。，（，）：（），“”，“”“”，“”“”“”，“”，：；责任编校海林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中华书局，年，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