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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研究述评

　　论文关键词:家庭处境不利儿童　社会性发展　社会认知社会性情绪　同伴关系　社会行为
　　论文摘要：　本文就家庭视角评述国外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关研究。有关文献表明,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有明显的外在化特征,区分性低,较少指向未来;他们存在社会信息加工中的译码困难和归因偏向,其信息加工技能和认知控制技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性情绪发展也存在诸多困难;他们的亲子依恋往往是不安全甚至矛盾类型;他们往往难以被同伴所接纳,在交往中
　　尽管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家庭环境情况各异,非常复杂,但从焦点表现来看,国内外研究大都集中在三类比较典型的儿童上。⑴家庭贫困儿童或经济文化弱势儿童(economicallydisadvantaged children,underprivileged children)。对于这部分儿童的界定,一种是由较明确的指标来衡量,另一种则是根据某种约定成俗的社会等级或少数民族身份。前者如美国,每一个时期都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均国民收入状况划定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SES)。如当前有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10400美元界定为低SES[1],而20世纪60年代末期则以年收入4000美元为界。在以色列,界定家庭贫困儿童或经济文化弱势儿童主要依据父亲的出身、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住宅密度等三个参数。后者在一些社会等级制度或特征比较突出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通用,如印度的研究者除了以家庭收入为指标外,还往往以婆罗门家庭和“神的子民”家庭作为区分处境有利和不利儿童的依据。⑵家庭关系不利儿童。即由于父母分居、婚姻冲突、离异、再婚、死亡、失踪等家庭各种不稳定人员关系或负面因素等导致缺乏必要的关爱和照顾的单亲抚养、隔代抚养或寄养儿童。其中以离异家庭儿童为最具代表群体。美国当前每年有100多万的儿童经历父母离异,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也有十多万儿童遭受父母离异的痛苦,我国学校中的父母离异儿童数目也非常庞大。⑶受虐待儿童(maltreated children)。
　　指由于家庭成员暴力或精神伤害而受到身体虐待、性虐待、情绪虐待医疗保健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根据美国健康和公共事业部(USDHHS)在2003年的统计,有180万儿童被报告为受虐待或被忽视,而被地区和州儿童保护和服务机构提名的此类儿童超过300万。这个比例达到全美儿童人口比例的%。近年来,被忽视的儿童尤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纽约州,1988年的儿童虐待调查发现有92%的儿童虐待涉及忽视而不是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有研究者强调,“有关研究和公共政策明显地对忽视在儿童发展中的毁灭性影响重视太少”,“这种虐待的潜在影响可能是由于
　　自我概念的内容与特点
　　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儿童个性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内部动力因素,更是调和不利家庭环境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的核心变量。Fahey和Phillips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做过一项对处境不利小学儿童自我概念的内容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中包括了性别识别与认同、姓名、年龄、身体外貌、家庭和同伴关系、一般社会地位、家庭住址、兴趣、职业、财产、志向、品德、宗教从属关系、种族意识、素质、学校学习、技能等。处境较好的儿童总体上的自我概念描述种类与处境不利儿童相似,但却有两个额外的种类,即抽象认同(abstract identification)和社会身份(social status)。前者如“我是属于世界大家庭的个体”,“我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点”等的抽象宣称说明这些儿童经历了更多的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刺激环境,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自我中心,其社会认知成熟与其它关于智力和形式运算的研究相似。后者则体现了处境较好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趋向于通过声明他们是“家境好的”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女而把他们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在涉及到有关同伴关系和交往的认知时,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趋向于强调和他们的同伴的竞争性的经历,而处境较好儿童趋向于更多地指出积极的同伴的关系;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志向的种类上,处境不利儿童表达的志向显着较少,而处境较好儿童表达多种多样的志向和理想。从自我概念描述的结构上看,处境不利儿童的所有反应都与当前时态相联接,而处境较好儿童更多地是根据过去的、当前的和未来的理想自我来构想自己。他们更多地趋向于把理想自我置于他们的自我描述中,从而提升了他们自我概念的质量;处境不利儿童则在自我描述上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在学校成绩和技能方面很少能积极地看待自己,自我接纳一直随附着满足于外部标准以及他们的老师和父母的期望的特征。因此,他们的控制点更多的是外在化的。
　　社会信息加工和认知控制
　　社会认知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础。许多研究认为家庭处境不利会给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Cicchetti等人对受虐待儿童、低社会经济状况(SES)家庭儿童和中等社会经济状况的正常儿童进行错误信念任务测验,发现虐待和忽视比家庭经济贫困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迟缓发展影响更大。Dodge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已经在探讨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社会认知发展问题上得到了验证。Dodge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有身体虐待史的学龄儿童在面对暧昧、不明确的信息时候,比对照组儿童更有可能遗漏相关的社会性线索而归因于别人的敌意意图[10],随后大量的研究也都证明处境不利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中的译码困难和归因偏向。Rose(1999)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处境不利的高危儿童经历了大量的负性生活事件而倾向于更为悲观的归因方式[11]。Joseph等人就小学阶段受虐待儿童对不同人际关系身份的个体(父母、教师和同伴)的归因倾向进行研究,检测儿童敌意归因倾向与虐待的频次、严重性的关系,并探讨儿童对父母的归因特点在调节受虐待儿童对不熟悉同伴的敌意归因的关系上的作用。结果表明,相对于正常儿童,身体受虐的男孩更可能对各种人际关系身份的对象作敌意归因,包括他们的父母、不熟悉的老师、他们的最好的朋友和不熟悉的同伴。男孩中发现了身体虐待的发生次数和敌意归因存在正相关。结果支持了身体虐待和敌意归因趋势在小学早期存在联系的观点[12]。另外,Toth和Cicchetti等人还在有关研究中提出,归因方式的负性偏向并非是处境不利的唯一结果,而正确的归因方式还能在家庭虐待和儿童外在化行为问题之间发挥调节、缓和作用,归因方式和儿童对家庭状况与父母行为的积极认知和正确理解在抵制儿童虐待的有害效果时发挥了保护性作用[13]。
　　Rieder和Cicchetti认为,儿童在信息加工中出现的译码偏差与归因偏向同其认知控制机能有关,处境不利儿童和处境较好儿童存在着认知控制机能的发展差异。在其巧妙的实验中,发现处境不利儿童在处理无关的攻击性信息时,往往是缺乏效能的,即他们无法抑制对无关信息的注意,其攻击性幻想的特征难以控制地使他们的注意指向攻击性刺激[14]。近年来的事件相关电位测量(ERP)证实了社会信息加工、认知机能控制理论以及认知—情绪平衡理论的类似假设。当儿童对表现生气、害怕和高兴的面部表情的图片进行反应时,受虐待儿童对生气表情的图片比控制组儿童出现较大的P3b振幅。这说明与虐待有关的异常的情绪经历可能改变了他们注意的分配以及灵敏性[15]。
　　社会性情绪的发展特点
　　儿童社会性情绪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不利家庭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为儿童年龄、性别、身份等变量所左右。一些研究指出,早期家庭经济贫困或社会文化弱势往往作为起始原因,持久而深刻地影响儿童社会性情绪的发展。或者说,父母因经济拮据而带来的情绪失调往往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在一项纵向研究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5岁和14岁时的情绪健康状况总体上具有一致性,焦虑、抑郁、害羞、退缩等特征比一般儿童更加突出[1]。然而,就父母离异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孩提时代的父母离异会作为一件破坏力极大的生活事件影响当时的情绪和行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理的成熟,这种心理创伤会在其它积极因素的参与下得到治愈。Franklin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离异的大学生在抑郁以及其它一些观测因子上没有发现与正常家庭大学生有显着差异,低自尊和抑郁并不是离异家庭大学生的性格[16]。Valarie(2002)的研究也表明,尽管父母离异对子女在成人期的人际信任有负面的影响,但在过去的亲子关系被考虑进来后,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17]。早期受虐经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龄前儿童的人际信任、人际情感距离、好奇心、成就欲以及情绪的社会性参照寻求[18]。从对自我的情绪体验来看,受虐待婴儿典型地表现出对点红实验中镜子中的自我影像的消极或中立的情绪。这说明受虐待的婴儿对自我的感觉是不好的或具有羞耻感的[19]。学龄阶段,受虐儿童的抑郁症状也比正常儿童显着突出[20]。儿童后期和青少年期的同伴交往的挫败强化了这种早已萌芽的自我体验,他们的自尊感也就受到极大的破坏,有证据表明,受虐儿童自尊感的削弱与所有的受虐待类型有关[21]。
　　儿童对道德情境中的情绪体验是衡量儿童社会性情绪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Smetana(1999)等人设计的一项学龄前儿童关于假想和真实的道德犯过情境的道德观念的实验中,发现了受虐待儿童和正常儿童之间以及受虐儿童各类别之间的情绪判断上的一些微妙差异。比如,在假想的犯过情境中,正常儿童比被忽视儿童
　　亲子交往和亲子关系
　　处境不利儿童的童年大多是不安全、不稳定的,所建立的依恋关系也大都是以不安全依恋类型为主。在有虐待史的儿童中,更是发现突出的矛盾紊乱依恋类型,另外,婚姻冲突和家庭亲密居住关系的解散更是破坏了亲子关系。无论是家庭经济困境还是家庭关系不良都会减低父母对儿童行为的容忍度,同时又增加了儿童令人厌恶的破坏性行为。过去和当前都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儿童早期低质量的依恋关系和不稳定的家庭关系能预测儿童今后的病理性内外行为问题[23]。作为一种循环,亲密依恋关系的减少,增加了儿童某种反社会或非社会性的压力和弱点,导致了儿童对环境控制的妥协、控制情绪和反应能力的下降,并潜在着各种悲伤、沮丧、愤怒和害怕,这些情绪又转而表现在行为问题上,增加了家庭的不和与冲突,同时也导致家庭结构的瓦解数量的增加。从长期来看,不安全依恋关系也导致儿童丧失人际交往的情感和信任基础,缺乏必要的认知能力和社交技能。但是,近年来一些研究乐观地指出,家庭处境不利导致的亲子交往障碍以及亲子关系质量低劣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可怕。一项对五年级处境不利儿童的写作研究发现,尽管他们的家庭频繁破裂或经济拮据,但是他们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和热爱,在以“我的家”、“我的家庭”、“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学校”、“我的城市”等为主题的短文写作中,这些处境不利的儿童尽管明知自己的家庭状况,但是依然用他们在周围环境中所看到的积极方面埋葬那些消极的生活事件,表现出爱、分享和帮助,学习着我们一直提倡的传统的价值理念[24]。还有些研究指出,早期亲子关系问题并不一定为今后社会交往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自我调节和控制比婴儿期依恋和童年期亲子关系对今后的社会适应有更大的预测作用[25]。特别是对那些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处境不利儿童来说,积极的自尊、自倚、自信和自我调节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早期交往不利所带来的影响。
　　同伴接纳与友谊
　　许多研究发现,家庭处境不利的儿童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出
　　社会行为是社会性发展的外部表现,其核心是社会适应问题。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社会适应问题包括学校适应和社交适应,而从行为研究的内容来看,基本是围绕着内因性问题行为(如退缩、抑郁/焦虑性行为症状)和外因性问题行为(如攻击、举止粗暴、过错与犯罪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而展开。贫穷一直被认为与青春期行为不良有着密切关系。一些研究认为,在低年级阶段,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可以典型地预测儿童在学校的问题行为而非学业状况,而家庭收入却不仅能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而且还能预测其学业能力。不同年龄的儿童对父母离婚的适应和反应是不同的:2岁半到3岁3个月的儿童表现出倒退行为,3岁8个月到4岁8个月的儿童易怒、粗暴和有攻击性行为,5岁到6岁的儿童既会出现内因性行为问题如焦虑,也会出现外因性问题行为如攻击性,7到8岁的儿童
　　家庭贫困儿童、父母离异儿童、受虐儿童仅仅是处境不利儿童的几种典型表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处于不良或不利于其发展的家庭环境,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环境的消极影响;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不良家庭环境的动力学机制不同,对发展的过程和结果的具体影响也各不相同,同时,这种影响与儿童生活的其它生态系统发生不同的交互作用,从而导致这些儿童彻底摆脱这些消极影响的恢复力(resilience)也可能各不相同。为此,我们需要一方面具体细化研究各种处境不利儿童在认知、情绪、个性和自我系统、品德等方面的心理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更重要地是要探索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共同高危因子及其动态演变、各种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共同特点、共同高危因子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促进儿童积极发展的恢复力构成要素等等。
　　如果说家庭贫困往往是各种家庭问题发生的起始原因的话,那么儿童忽视则是家庭处境不利对儿童影响最具普遍性的现象。在经济贫困的家庭中,父母往往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高,或每日为生计奔波。前者导致父母缺乏教养孩子的基本知识,后者导致父母没有时间教养孩子,两者都容易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在父母冲突、离异、分居的家庭里,父母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焦虑、烦躁以及独立支撑的经济压力很难使他们顾及到孩子。我国社会总体偏低的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转型期逐步上升的离婚率,为儿童忽视现象的高发性提供了可能。从国际上对儿童忽视的一般分类来看,涉及身体忽视、情感忽视、医疗忽视、教育忽视、安全忽视和社会忽视。这不仅影响到儿童的生存、安全和身体健康发育,而且还影响到儿童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教育忽视还相当于在早期剥夺了个体未来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基本条件。由此来看,把忽视理解为对儿童发展的毁灭性影响并非夸大其辞,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总结国外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科学鉴别,政府与研究部门共同建档,籍此开展长期的追踪研究、援助和干预工作;第二,丰富多彩的实证研究和建立理论模型的配合,大量的具有生态特征的质性研究方法如观察、访谈、活动产品分析等被研究者愈加广泛运用,以实现对这些儿童更为全面的生活化的理解;第三,神经生理、分子生理和心理学的高度整合,使研究结果更为清晰客观;第四,非常注重干预性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强调生态化,重视家庭(父母卷入)干预、社区干预、学校干预、同伴干预的系统化与整合。
　　国外研究者所关注的处境不利儿童范围相对狭窄。事实上,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文化急速变迁的我国社会,除了上述几种类型的处境不利儿童之外,下岗职工子女、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农村留守儿童等可以广义地划归入儿童弱势群体的范畴中。对这些儿童发展的研究是极具本土特色和现实意义的。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条件的关注、呼吁和扶持既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研究现状来看,对这些儿童往往是描述的多,深入研究少;呼吁的多,实质性的发展性干预少;单学科探讨的多,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整合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少。我们应该在充分借鉴国外有关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和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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