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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展国家：国家认同遭遇“去中心化”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去中心化”的威胁，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国家认同与国家安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公民而言是认同危机，对国家而言则是安全危机。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后发展国家不得不同时完成构建民族国家和融入全球社会这两大任务。
【关键词】 后发展国家；“去中心化”；国家认同；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并不平静，前南斯拉夫内战、东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等等，使我们发现，许多尚未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后发展国家，在融入全球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去中心化”的挑战，国家认同出现重大危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它们应该先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而后再融入全球社会，还是两大任务同时解决？
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一 界定国家认同：一个观念主义的概念
“认同”是社会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之一，其名词形式是identity，指涉身份、属性，带有动态含义的词型是identification，意指“我者”与“他者”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认同，即认为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将“我者”与“他者”区别开来。认同最初起源于物质主义的因素，如血缘、种族等，但在后来漫长的演变历程中，逐渐受到有意识的政治操作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强烈的观念主义性质。
最早把认同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进行讨论的是弗洛伊德。他这样描述认同的形成过程：“首先，认同是与一个客观对象形成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其次，它以回复的方式成为性本能对象联系的替代，就像是将对象注入到自我之中；再次，它可能引起除性本能之外的各种新感受，即自我与他人同享某种共同品格的感受，这可能意味着某种新联系的发端。”[1]后弗洛伊德学派的埃里克森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认同”。无论如何，这种心理学分析手段凸显了认同的观念主义性质。
精神分析家主要探讨个人认同，回答“我是谁”的问题。集体认同则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被解读为“人按其本性是政治性的，亦即是社会性的”，这意味着人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各种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在社会中的需要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安全、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而 “身份认同”表达的就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结群意识和归属需要。人们常把“国”比做“家”或“国”“家”连用，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继氏族、城邦、帝国等政治共同体之后，成为个人归属需要的最终落脚点。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团体的基础是鼓励成员积极联系的各种观念。观念既可以直接体现在成员间的话语体系和他们交往、沟通的方式中，也可以间接体现在共有的象征、符号和标志中。这些观念使该团体区别于其他群体，使成员感觉到他们具有与其他群体不同的集体身份或属性。集体认同是这些观念的总和。无论宗教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还是政治认同，都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归属于某个群体的精神纽带以及作为“我者”对立面存在的“他者”。国家认同，就是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对个人来说，国家认同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对国家来说，指其独特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保持该独特属性的权利得到他国的承认。只有同时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国家才能得以存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国家称为“想像的政治共同体”。但是，人们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出对国家的想像？经验地讲，个人或者出于客观的血缘纽带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或者与一群人共有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或者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价值赞同而产生对特定群体的一体感，最后形成政治意义上的认同。同时，国家通过由一系列符号所象征的“民族基质”来界定自己，它们代表了群体所赖以建立的诸原则，群体成员遵从这些原则互相约束、共同生活。民族基质可以是某些经典，例如犹太教的法典、基督教的圣经、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英国的大宪章，也可以是各种不成文的神话和礼仪。在时间的横断面上，历史积淀而成的民族基质似乎是一个既定的常量，但在长期的纵向发展过程中，则是一个变量，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与再阐释。
二 “去中心化”对国家认同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全球化的本质是流动的现代性。这里所说的全球化，特指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由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加速向全世界推进这一现象。尽管全球化有沦为陈词滥调的危险，但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它能够有效地解释那些正在塑造和改变着人类政治生活方向的历史力量。
一方面，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被认为正朝着全球化的宏观方向运行；但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正经受着去中心化的巨大挑战。所谓“去中心化”，就是国内子群体对国家的疏离意识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复兴现象，“中心”即国家，去中心化的主体是宗教、种族、区域等次国家组织。
全球化为何带来如此截然相反的结果？表面看，去中心化与全球化背道而驰，但事实上，这两者相互交织。现代的人们和过去一样，以各种方式认同自己，陷入了众多权威网络之中，并在其间分配资源。特定个人或群体可能怀有多重认同，认同可以在比国家更大和更小的范围同时发生。国家只是日益增多的多样化政治实体中的一个，它的政治支配形式受到削弱，国家不再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不再具有最高的合法性。国家在回应多元需求时感到力不从心，出现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给各种去中心化运动提供了谋求空间和地位的可能性，次国家集团、种族或宗教组织就可能诉诸“承认政治”或“差异政治”，鼓励民众另觅替代认同。“当对准国家单位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在一些西方国家，如西班牙、加拿大，至今仍存在国家分裂的危险，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威胁尤为严重。白鲁恂(Lucien )指出，在转型国家出现的六种危机[10]中，“第一位、并且也是最基本的”，是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一个新国家的人民需要逐渐将他们国家的领土确认为自己真正的家园，应当感觉到他们的个人认同部分地是由与他们成为一体的有明确疆域的国家来界定的。在大多数新的国家里，从部落到种姓、再到种族或语言集团等各种传统认同形式，都会与一种范围更大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相冲突。”[11]
对许多尚未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如果无法使公民确立起对国家牢固的想像，或认可国家所宣扬的“民族基质”，就会为去中心化提供土壤。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民族与国家的结合过程。民众最终把忠诚集中到民族国家身上，并用它来界定自己，以标示这一集体身份的独特性。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12]然而，与“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这一政治原则[13]相悖的是，在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民族建构大多是妥协的结果，它保存而不是消灭了差异。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消除这些差异，反而凸显了它们。“去中心化”正是试图反抗国家那种令人窒息的同质化影响，保全自身的独特性。
由于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认同危机的来源有所不同，但民族建构过程中国家和民族这两个政治单位的不完全一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例如，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民族主义。荷兰殖民统治结束后，原来为对抗外敌而凝聚起来的民族主义对国民的感召力随着“他者”的消失而弱化，由“他者”界定的身份也出现危机。同时，随着印尼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原生性认同[14]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现代化没有平服原生情感，反而不断刺激它们，因此要削减原生情感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越发变得困难。这种原生性漩涡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自身发展过程的余波。[15]亚齐民族分离运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基于原生性情感不满的地方民族主义。[16]这种对地方民族认同的偏好与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17]从而使其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国家的完整性遭遇巨大威胁。
各种去中心化运动正严重侵蚀着国家认同赖以产生的根基。尚未完成民族建构的后发展国家，一面要压制或导引去中心化导致的对国家的疏离，一面要融入全球社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前所述，这已不仅仅是一个认同问题，更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三 国家认同与国家安全
长期以来，安全理论家习惯于关注传统的他国威胁。但是，冷战结束前后，由于全球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前南斯拉夫内战的爆发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国际政治学界许多学者对传统的安全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国家中心论”在今天已失去了其旧有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人的安全和全球的安全都应该是安全研究中的应有之意。
尽管安全外延的延伸是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只要这个世界仍是由主权国家占主导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就是各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不过，由于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需要有所扩展。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以外，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安全研究和实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已基本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它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满足进一步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需求。而对许多后发展国家来说，在它们努力融入全球社会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发展过缓乃至停滞、生态破坏、能源短缺等问题外，由于建构民族国家的任务尚未完成，还出现了由于国家的“失败”而产生的种族冲突、地方分离主义等问题。对这些国家而言，在各种“存在性威胁”的指涉对象中，各类替代性认同的出现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来源之一。
对国家来说，国民是否确立起对国家的忠诚，是国家认同问题；而国家能否确保国民的国家认同，就是一个安全问题。事实上，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确保国民的忠诚一直是国家保证生存和维护其应有地位的重要条件和手段之一国家的存在既是为了保障国民的认同，又受其制约。人们的国家认同可能被某些外敌的存在强化。例如，百年战争的结果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不太一样，但对两国动员民众反对外部威胁，创造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从而在地理上分开纠结在一起的法国和英国，形成民族国家来说，意义是一样的。与之相反，国家认同也可能因国家的“失败”而加快分裂，从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前苏联是以多民族建构起来的国家。在抵抗纳粹德国以及与美国对峙的过程中，联邦各共和国人民逐步建立起对苏联的国家认同，但这一认同太依赖于苏联自身实力的保持和增强以及由于相对封闭而带来的对外面世界信息的缺乏。因此，在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下，经济停滞成为巨大的冲击，摧毁了人们对苏联的认同，最终导致苏联国家的瓦解。[18]
许多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也有些国家在还来不及分享其好处之前，就不得不面临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国家认同危机的出现就是其中一例。一些后发展国家或不能有效抵御全球化的侵袭，或尚不具备有效的民族国家的重要素质，或在政治上缺乏合法性、经济上极度虚弱，这些都为“去中心化”提供了借口，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使国内对平等或“承认”的需求不至于损害国家的领土完整，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安全议题。广大的后发展国家既要完成发达国家业已基本完成的民族建构任务，又要解决当前西方国家正在解决的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在发达世界，这两项任务本身有历史的先后次序，在一定程度上说，完成民族建构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要同时解决这两大任务，其挑战性可想而知：姑且不论历史是否留给我们从容的时间，这相互冲突的两大任务虽然具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强烈必要性，但对其可能性的论证，本身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理论难题，更不用说实践中的艰巨性。在一个包含不同语言文化历史的国家中，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或多或少蕴涵着对某些民族或地区建立民族国家诉求的压制。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化向全世界的扩展，平等、自由、人权和正义等普世主义理念，已经被现代人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事实”，成为预设性认知的一部分。人们要求承认多样性和差异性，给予不同地区或种族应有的权利。但是，在许多后发展国家，由于公民政治尚未成熟，公民对国家的忠诚较为薄弱，原生性认同相对而言更为牢固，“不要属于任何其他群体的愿望”更强烈。进一步发展往往容易导致重新界定国家的权限、要求自治乃至独立，从而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完整，造成安全问题。
四 结论
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会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但不可否认，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国家的认同已出现重大危机，国家安全遭遇重大威胁。在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后发展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制定或修改国际规则的能力或权利等方面都居于弱势，它们既要努力应对国内的各种需求，又要应对国际社会“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普世主义要求的挑战（即使有时这些要求是别有用心的，其生存和发展益发艰难。尽管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广泛存在，但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退回“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状态，而必须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它们既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又要整合内部不同子群体的认同需求，即在努力融入全球社会的同时，努力构建民族国家。
从总体上说，后发展国家需要一种与西方国家先建构民族国家再经历全球化过程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完成这两大任务。这就需要运用综合、平衡的手段，努力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融入全球社会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惟此，方不会顾此失彼。
　　注释:
[1] 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in ,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Hogarth Press,1921，，
参见［德］汉娜·阿伦特着，刘峰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58 页。
Martin Marcussen,Tomas Risse,Daniela Engelmann-Martin, Hans Joachim Knopf and Klaus Roscher, “Constructing Europe The Evolut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ties,”in Thomas Christiansen, Knud Erick Jorgensen, and Antje Wiener，et a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London:,2001,
这里所说的“国家”指的是兴起于18 世纪并逐步扩散到全球的、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以民族为基础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如无特别说明，文中的“国家”等同于“民族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许多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既与西方相联(由于殖民活
动)，又不同于西方。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国家认同”指个人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着，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5～6 页。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9 页。
［美］约瑟夫·拉比德、［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克维尔主编，金烨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52 页。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着，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39 页。
[10] 白鲁恂所说的六种危机分别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政府权力渗透的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以及分配危机。
[11]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第127～128 页。
[1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着，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 页。
[13]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着，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 页。
[14] 原生性大致相当于白鲁恂所说的部落、种姓、种族或语言集团等传统认同形式。
[15] ［英］克利福德·格尔兹着，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年版，第328 页。
[16]参见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5 期，第7 页。“所谓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
[17] 这里的地方民族相当于ethic,国家民族相当于nation，宁骚教授对这两个词做了区分，用种族指ethic，用国族指nation，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做深入讨论。
[18] ［美］曼纽尔·卡斯特着，夏铸九、黄丽玲等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