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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茶文化与华北社会分析

　　茶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饮食文化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把茶叶、茶文化作为一种非华北本土起源的文化来看待，探讨这一“外来文化”在华北的流行情况。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北社会对待南方茶文化的态度，以及饮茶风俗在华北地区流行的原因。
　　一．汉魏六朝时期南方的饮茶风俗
　　茶树是标准的亚热带植物，具有喜温暖、湿润以及酸性土壤等生态特性，主要分布在我国亚热带、边缘热带区域。根据史书记载，饮茶之风首先出现在长江上游。扬雄《方言》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为纐”。汉宣帝时期，王褒《僮约》中，“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该地饮茶习俗之所以被关注，顾炎武以为“自秦人取蜀而后有饮茗之事”。战国时期，秦占领巴蜀后，这一地区与华北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该地的饮食习俗逐渐被外人了解，其独特的饮食文化成为华北社会关注的对象。魏晋六朝时期，史书中对南方茶树的记载越来越多。巴地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蜡”。荆州地记》中记载，“浮陵茶最好。”缪启愉认为，“浮陵”当是音同形似的“涪陵”之误。蜀地广汉郡什邡县，“山出好茶。”犍为郡南安县，“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平夷郡平夷县，“山出茶、蜜。”长江中游也产茶叶，张辑《广雅》中记载，“荆、巴、阆采茶作饼。”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引《桐君录》中，“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南朝齐刘澄之的《荆州土地记》中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在长江下游，山谦之《吴兴记》中，“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盙。”乌程即浙江湖州一带。可见，整个长江流域到处生长着茶树。茶树是南方的物产资源，该地之人在生产实践中形成饮茶的习惯。《三国志》卷六五《韦曜传》中记载，孙皓每次宴饮之际，均要求参加者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曜酒量小，“素饮酒不过二升”，孙皓“密赐茶盙以当酒”。韦曜本名韦昭，“史为晋讳，改之”，吴郡云阳人，今江苏丹阳人，属于南方本土人士，饮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广陵人竞相购买茶叶，说明当地饮茶之风十分盛行。东晋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招待谢安，“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既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陆纳为吴郡吴县人，今江苏苏州人，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饮茶。不过，在他看来，茶果象征着节俭，以此招待他人，方能显示自己的品质。《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中记载，桓温生性节俭，“每宴唯下七奠?茶果而已”。总之，饮茶是南方社会的风俗习惯，也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两晋时期华北人士的饮茶活动
　　西晋时期，华北社会并不排斥南方的茶文化。《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江氏传》中，“统迁愍怀太子洗马，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茶、菜、篮子之属，亏败国体。’”愍怀太子司马?所卖的物品中有茶，说明当时的华北人士是认可茶叶的。《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晋四王起事》中也记载，“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晋惠帝也不反对饮茶。张载，字孟阳，河北安平人，到四川成都游览白菟楼后，写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他对茶叶持赞赏的态度。左思，山东临淄人，他也不反对饮茶，“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皙。……心为茶盙剧，吹嘘对鼎?。”以上这些华北之人对饮茶不抱任何偏见。自永嘉乱后，大量中原人士纷纷来到南方，他们如何对待该地的茶文化?任瞻，“字育长，乐安人”，今山东博兴县人。他过江后，王导率领已经南渡的中原人士给他接风洗尘。“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这则材料向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任瞻问所饮的是茶还是茗。所谓茶茗，郭璞指出，“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任瞻提出这一问题，说明他不了解南方的茶叶生产，但是他没有对饮茶表示出任何不满。二是王导和其他早已到达南方的人也饮茶，如果他们以前反对饮茶的话，那么现在也不可能立即接受，即使他们以前有可能不饮茶，但至少不排斥。《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世说新语》中，“晋司徒长史王?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为山西太原人，他喜欢饮茶，而且以此招待别人，并劝别人多饮。那些士大夫并不是不饮茶，而是担心王?让他们多饮，以致感到害怕。以上这些中原士人，欣然接受南方的饮茶习俗，说明他们不排斥这一饮食习惯。虽然华北之人不反对饮茶，但是饮茶之风在华北社会并不流行，这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与时人对茶叶功效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茶叶具有醒酒、提神、解除困乏等作用。“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中记载，“饮真茶，令人少眠。”西晋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刘琨，中山魏昌人，今河北无极人，他通过饮茶解除身体的烦闷。二是与茶叶的生产有关。这一时期茶树主要以野生为主，人工栽培很少。因此茶的产量不多，商品化程度较低，华北社会所获取的茶叶有限。即使如此，华北社会对南方茶文化并不排斥。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政治现实使得茶叶成为区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南北对峙下北朝社会对茶的鄙视
　　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魏收《魏书》称长江下游政权为“岛夷”，沈约《宋书》称中原政权为“索虏”。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也体现在饮食方面，北朝社会无法认同南方的饮食文化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北朝社会十分鄙视南方的饮茶习俗。“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北魏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可见，他并不排斥饮茶，只是被彭城王批评及他家吴奴嘲笑后，才不饮茶，并以之为耻。“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虽然刘缟不再饮茶，但是朝贵宴会上皆设茶茗，它们专门是为南方归降之人准备的，就是要显示南北人不同的身份。当萧衍之子萧正德归降北魏后，元?也以饮茶习俗来嘲笑他，“后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欲为之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意，答曰:‘下官虽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与举坐之客皆笑焉。”南方的其他饮食也在被讽刺之列。北魏永安年间，为争夺文化的正统地位，陈庆之与杨元慎进行了辩论。代表南朝萧梁的陈庆之指出，“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挡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代表北魏的杨元慎认为江左之人毫无礼仪，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食物资源千奇百怪。“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掌，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以为膳羞。……急手速去，还尔扬州。”南北生态环境完全不同，饮食文化各有特点，杨元慎用南方的莲藕、莼菜、鱼蚌等食物讽刺挖苦陈庆之。景明初年，当张景仁归降北魏后，“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寺也。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投降北魏的张景仁希望融入到北魏社会中，不再有身份的差别。然而，洛阳人通过不同的饮食习惯把吴人区分开来，张景仁感到耻辱，不得不迁居到别的地方，希望通过此举泯灭彼此间的身份差异。在《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中，“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南方人士不同于“中原管带”，饮食文化是其重要的标志。总之，饮食文化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唐中后期饮茶风俗在华北的流行
　　唐人封演指出，“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不过，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饮茶之风开始在华北流行，一是在达官贵人中，二是在寺院僧侣、信男善女之间。公元8世纪中期后，又开始向社会下层绵延。饮茶习俗渗透到华北社会各个角落。出生于华北地区的人们纷纷赞赏南方的茶叶。李嘉祐，“字从一，赵州人”，今河北赵县人，他在《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中写到，“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草送王孙。”元稹，长安万年县人，他也写到，“簟凉朝睡重，梦觉茶香熟。”秦韬玉，“字中明，京兆人”，今陕西西安人，他指出，“天柱香芽露香发，烂研瑟瑟穿荻篾。”在以上诸人对茶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茶叶的芬香，因此它成为文人间相互馈赠的佳品。白居易，祖籍下?人，出生于郑州新郑县，元和五年他在长安收到萧员外寄来的蜀茶，“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元和十二年在江州收到忠州刺史李宣寄来的蜀茶，“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薛能，“字太拙，汾州人”，今山西汾阳人，他在《蜀州郑使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中写道，“鸟觜撷浑牙，精灵胜镆铘。烹尝方带酒，滋味更无茶。”在《谢刘相寄天柱茶》中，“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杨嗣复，其父杨于陵，“弘农人”，“于陵秩满，寓居扬州而生嗣复”，他出生于南方，在《谢寄新茶》中写到，“石上生芽二月中，蒙山顾渚莫争雄。封题寄与杨司马，应为前衔是相公。”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今湖南澧州人，他在《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及《答友人寄新茗》中谈及寄茶的情况客有衡越隐，遗余石廪茶。”满火芳香碾?尘，吴瓯湘水绿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文人雅士之间互赠茶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反映了饮茶之风深入人心，风靡整个唐代社会。饮茶之风在华北的盛行，与时人对茶叶功效认识的变化有关。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唐人认为茶可以治疗更多的疾病。苏恭等人所撰的《唐本草》卷一三中，茶叶“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主下气，消宿食”。孟诜《食疗本草》卷上中，“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茶叶具有清热祛痰、消除积食的作用。陈藏器《本草拾遗》卷八中，茶叶可以“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陆羽也认为饮茶能够治疗各种疾病，“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此外，茶叶可以“消肉食毒”，李德裕亲自试验，“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众伏其广识也。”饮茶有助于消化肉食。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北魏人“食羊肉酪粥”，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茶叶有消解肉食的功效，相反不断嘲笑讥讽南人的饮茶习俗。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人们对食物功效的认识亦不相同。饮茶之风的流行还与茶树栽培技术的发展有关。唐中后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茶树种植的土壤等问题。“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土壤不同，肥力也就存在着差异。山谷石隙间的土壤，含有大量的腐殖质、矿物质，土层较厚，排水较好，土壤肥沃，最适宜种植茶树。砾壤即砂质土壤，含有未风化或半风化的碎石、砂粒等，排水性能较好，不过腐殖质不多，肥力中等。黄土虽然土层深厚，但是腐殖质、矿物元素含量较少，肥力较低。播种茶种后若践踏不结实，或者采用移栽的方式种植，茶树长势不好。要想茶树生长茂盛，应该像种瓜一样种植，“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月可采。”齐民要术》卷二《种瓜》中，“凡种法: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先卧锄耧却燥土，然后掊坑，大如斗口。纳瓜子四枚，大豆三个于堆旁向阳中。瓜生数叶，掐去豆。多锄则饶子，不锄则无实。”种瓜选好种子后，再挖坑种植。与之相比，茶树的种植更加精细。《四时纂要》卷二中，“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茶树栽培技术日渐成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因此，茶叶贸易繁荣起来，征收茶税也就提到唐政府的日程上来。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唐朝政府榷茶的直接原因。一方面，中唐以来，唐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逐步减少。商人和官僚地主通过买卖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采取种种手段逃避赋税并把其转嫁到农民身上，致使更多的农民破产流亡。更为重要的是，安史之乱及以后的藩镇割据严重破坏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唐朝政府失去了该地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唐政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府兵制破坏后，募兵制的采用，导致军事开支日益增长。安史乱后，连年战争，军事费用不断提高。从整体上看，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已经不能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唐帝国不得不对茶叶征税。由于茶叶产自南方，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华北地区与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五．结论
　　饮茶之风始自南方，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帝国建立后，南北交往日益密切，饮茶习俗开始向华北社会渗透，直到魏晋时期，这一习俗依然没有流行起来。南北朝时期，茶文化在南北政治对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饮茶之风成为北朝社会排斥南人的手段之一，茶叶是国家认同和区域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唐中期以后，茶文化融入到华北饮食文化中。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时人对茶叶功效认识的变化有关，茶叶除了醒酒、提神、解除困乏等作用外，更具有解除各种病痛、消除积食等功效。另一方面也与茶树栽培技术的发展有关，茶树被驯化，从野生发展到人工栽培，茶叶的产量、品质得到提高。相应地，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茶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北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南北社会逐步融为一体。南方茶文化与华北社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