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docx

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河北平原的几条主要河流，或从西北而东南，或从西而东，或从西南而东北，都流向今天津市，在市区内汇合成一条大河东流人海，这是海河水系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清代学者认为禹贡篇里的河水(黄河)就是流经天津海河入海的，在入海之前，先已会合了河北平原的降(漳)、恒(滱)、卫(滹沱)诸大水，所以在禹贡时代，海河水系已基本形成，不过那时的海河只是黄河水系下游的一部分，尚未独立。到王莽时黄河离开河北平原改道从山东入海，海河水系随即成为一个独立的水系。现代的地理学者认为海河水系的形成决定于天津的成陆年代，天津未成陆时，河北平原诸大水应各自在天津市附近当时的渤海湾西岸入海，天津一经成陆，这几条大水也就在那时在天津合流而形成海河。实际这两种看法都是错的，正确考释禹贡，就可以知道其时的黄河虽然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但并不流经今天津市区，所以就谈不上河北平原诸水在天津会合形成海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时代和见于说文、水经等书的东汉中叶以前的河北平原水系，也还是分流入海的，未曾汇合成为一河。海河水系的形成是在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公元三世纪初。天津的成陆最近已由考古资料证明，最晚不迟于战国。可见天津成陆在前，海河形成远在其后，两事相距至少有四五百年。水系形成以后它所包括的范围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动。近代海河水系西南包括清水、小丹河，东北包括潮白河在内，这种情况大致南北朝后期或隋代即已出现。人工的疏凿对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一、禹贡河水和汉志河水下游不经天津海河 清初考据学大师胡渭在其所着禹贡锥指一书中，花了很大力气考证“禹河”(即禹贡中的河水故道)，自谓“导河一章，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他对自河北平原中部至渤海湾西岸一段禹河故道所作出的结论是：汉代的漳水下游就是禹河故道，具体路线，“以今舆地言之”是“自巨鹿又北历南宫”等十五州县，“至天津镇注于渤海”。又说：漳水自成平(故治今交河县东)以下至入海一段，“在西汉时犹为大河”。胡渭所谓汉代的漳水，实指水经注中的漳水；天津镇即雍正以后的天津府城，今天津市旧城区。可见胡渭认为禹贡时代和西汉时代海河即已存在，是当时的黄河下游的一部分。 禹贡锥指刊行于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自此以后，乾隆年间官修的大清一统志，和有清一代乃至近代学者论述历代黄河变迁的着作，差不多全都沿用了胡渭这种说法，几乎已视为定论。可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经不起认真考核的，我们只要仔细研读一下汉书地理志、水经和水经注，就可以知道禹贡时代的黄河应在今青县以东、黄骅以北、静海县东南、天津市南的北大港一带入海，西汉时代的黄河应在今黄骅县境入海，都不经过天津的海河，都在海河以南即已注入渤海。 在禹贡锥指以前，明季陈祖绶在其皇明职方地图的河岳图中，已把“古徒骇河”画作自天津入海。徒骇河即禹河下游分为九河后的最北一支，亦即河水干流。可见把禹河理解为从天津海河入海，这种说法并非创自胡渭。然清代以至近代学者之所以采用此说，实由于信从锥指的考证，因为锥指是过去二百几十年来一部声望极高，被大多数学者推崇为考证精详的权威性着作。所以我们今天要破除这一错误的说法，必须从驳倒锥指的论点入手。禹贡导河末二句是“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是说黄河下游岔分为九派，在入海之前都受到海水的顶托。尔雅释水列举“九河”之名，以徒骇居首。汉书沟洫志载成帝时许商言：“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锥指卷三根据许商的话，推定徒骇河是九河中最北一派，亦即“禹河”的干流，这是可信的。又说许商上言三河，下言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也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在渤海郡成平县下有云“虖池河，民曰徒骇河”，更可见徒骇之名，至西汉时犹在成平县民间沿用。锥指卷十三中之下说：“水经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也是基本正确的。问题是，水经漳水亦即禹河的河口段在哪里，在何处入海?胡渭认为水经漳水“径成平县南，又东北径章武县西，又东北径平舒南，东入海”这一段，以今舆地言之，是历“交河、青县、静海、大城、宝坻，至天津镇注于渤海，即古徒骇河之故道也”(卷十三中之下)。这是不对的。水经“平舒”是东平舒的省文。汉东平舒故城清一统志采用寰宇记的说法，认为即今大城县治；锥指作“在今大城县县界”。按，寰宇记之说不大确切。水经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东汉参户亭即西汉参户县治，故城即今青县西南三十里木门镇(清一统志)。汉里一里约为今里十分之七，则东平舒故城应在今青县东北约五六里处。不论是今大城县治或大城县界或青县东北，总之，东平舒故城应远在今天津市区西南百里以上。漳水既然是流经东平舒南东入海的，那末入海处便只能在东平舒故城东，或东偏北一带，断不可能在经过东乎舒县南后，又东北流百数十里经过天津市区才东流入海。东平舒县北，两汉有文安县，县境也在天津西南。漳水若流经天津入海。为什么水经和注都不说在流过东平舒县南之后，又东北流经文安县东? 清一统志河间府古迹说成平故城在今交河县东，据水经浊漳水注，应在交河县东北。 只能说基本正确，因水经平恩(今曲周东南)以下的漳水，不全是禹河故道自乐成、陵县(今献县东南)西南至成乎县东北一段，水经漳水经二县之南，而禹河故道则应为汉代的滹沱河，经二县之北。 西汉成平县境的虖池河，是禹河干流徒骇河的一段，汉志虖池河“东至参户入虖池别”，虖池别河“东至平舒入海”。所以西汉参户以下的虖池别河，也就是禹河故道水经漳水的河口段，也是在东平舒县境入海的。 大致写作于西汉初年的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所载二十六水，虖沱水作“东注渤海，入越章武北”。汉志参户以下的虖池别河，在这里被目为虖沱河，其入海处则说成在章武北。汉章武县，据元和志即唐沧州北一百里鲁城县治。据清一统志引旧志，在州东北八十里。按，唐宋沧州故城在今沧州市东南四十里，明初徙今市(清一统志沧州故城条)。汉章武故城在唐宋州北一百里，明清州东北八十里，应在今黄骅县西北隅，值青县之东，于汉为东平舒县之东偏南。故“入越章武北”，与汉志虖池别河、水经漳水的过东平舒县南东入海正相符合。 今天津市区位于汉文安县的东偏北，泉州县的东南。如上所考，禹河河口段是海内东经的车沱河，汉志的虖池别河，水经的漳水河口段，这三种记载都只说在章武北或东平舒东入海，都没有说在文安东北或泉州东南入海，所以禹河不会由今天津海河入海，应在今青县之东，黄骅之北，静海东南，天津市南境的北大港一带入海。胡渭之所以以禹河为由天津海河入海，这是由于他先定西汉大河由此入海，又以为自汉成平县以下，禹河即西汉大河之故。殊不知禹贡河与汉志河的海口并不在一处，不特禹河不由天津海河入海，西汉河河口段也与今海河无涉。 见代郡卤城。“户”今本误作“合”。“别”下当脱“河”字。 见河间国弓高。 胡渭不是不知道汉志明说河水“至章武入海”，也不是不知道章武故城距今天津市甚远，徒以近世有从沧州北流之卫河(南运河)至天津汇合大清河、北运河由海河入海，又见自章武故城以北，海河以南，卫河以东，汉世别无他县治所厕于其间，遂臆断今天津市区为汉章武县地，汉志“至章武入海”即指由天津海河入海。胡氏此说之不通是很明显的： (一)西汉渔阳郡泉州县故城在今武清县旧治东南四十里，天津旧城区西北去泉州故城不过六十余里，而南距章武故城约有一百二三十里之遥，按常理天津在汉代自应属泉州不属章武。 (二)汉志既有虖池别河东至东平舒入海，又有泒河“东至文安入海”。东平舒、文安二县都在今天津西南，假使今天津在汉代是章武县的辖境，那末这二县怎么可能有濒海之地为虖池别河泒河入海所由? 锥指卷十三中之下作汉章武县在沧州北一百里，盖以元和志为据而不知唐宋沧州在明清沧州之东南四十里。即使在今沧州北一百里，北距天津市犹在百里以上 清一统志顺天府古迹引县志。 见代郡卤城。今本“泒”讹作“从”，据杨守敬晦明轩稿汉志从河为泒河之误说改。杨氏此考极精密。无可置疑。(三)除虖池别河、泒河二水外，汉志又载有治水“东至泉州入海”，沽水“东南至泉州入海”。假如大河北至今天津东入海，那末此四水就都该入河，不可能入海。四水既皆入海，足见汉大河不可能经由天津海河入海。锥指专考大河故道，没有遍考汉代渤海湾西岸其他诸水，所以不容易发现他这种禹河西汉河都自今天津入海之说是说不通的。其后道光末陈澧着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光绪末杨守敬作前汉地理志图，都是将汉志所载水道全部画在图上的，那就似乎可以发现、纠正锥指的错误了。无如陈杨二氏皆见不及此，仍然采用锥指的说法，而对汉志关于虖池别、泒、沽、治四水的记载，则不惜肆意予以曲解。陈澧将虖池别河和“从河”(陈氏解作虖池河的别派)都画成自河西绝河而过东入海，又于海河之北画上两条治沽二水的尾闾与海河并行入海。杨守敬则强释汉志虖池别、泒、治、沽四水“入海”都是由河入海，干脆把渤海湾西岸诸水画得和近代海河水系基本一样，河水是今之卫河、海河，虖池别等四水都在天津或天津西南注入河水。按照陈氏的画法，四水都入海是符合于汉志了，无奈虖池别河、“从河”怎么可能绝河而东流入海?难道说是架了渡槽?有这样宏伟的工程的话，为何不见于记载?且章武怎么可能北越东平舒、文安二县辖境而有今天津市区之地?东平舒、文安二县又怎么可能东越章武县境而有濒海之地?陈氏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矛盾，因而他索性在图说中把天津县注释为汉章武县，在图上把章武二字注于天津之侧。但章武故城在今沧州东北八十里，在汉文安、东平舒的东南，文献记载是明确而相互符合的，怎么可以任意把它搬到沧州之北二百二三十里；东平舒；文安二汉县的东北去呢?按照杨氏的画法，那末四水入海之地岂不应该和河水一样都在章武吗?何以汉志要把它们分别系于东平舒、文安和泉州?可见陈杨二氏既然采用了胡渭的汉大河由天津海河入海这种错误说法，那就无法把渤海湾西岸诸水画得符合于汉志的记载。 见雁门郡阴馆，渔阳郡渔阳。 再者，汉书沟洫志载许商言：“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徒骇于汉为成平的虖池河和参户以下至东平舒入海的虖池别河。单凭许商这两句话，即可知汉大河决不可能逾成平、参户、东平舒(今交河东北、青县西南、东北)一线而北至今天津入海。想不到胡渭、陈澧、杨守敬这三位着名学者，竟然都没有注意及此。 可能有人要为杨守敬辩护：汉志代郡灵丘县下载，“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滱河上游即今唐河，其下游应在泒河之北，滱河既然是入大河的，那末在滱南的泒河、虖池别河当然也不可能独流入海，解释成由河入海应该是正确的。又，滱河既在文安县境泒河之北“入大河”，河滱合流处应距今天津旧城区已不远，那末把此下的河水解释成流经今天津会合治、沽二水后东流由今海河入海，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的。这种想法也许正是当年杨守敬在前汉地理志图中那样画法的根据。因为看到了汉志滱河这一条，就把汉志中其他许多不符合这样画法的记载全都视若无睹了。实际汉志说滱河入大河显然是错的。在滱北的治、沽二水入海，在淀南的泒、虖池别也入海，夹在中间的滱河怎么可能入河?杨守敬情愿相信滱河入大河一条记载，而不相信治、沽等四水都作入海的记载，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和胡渭、陈澧一样，昧于历史时期的水系是在变化的，硬要以古水道比附今水道，先定下一个禹河、西汉河北流入海是循今卫河、海河入海的基调，对所有不符合于这一基调的记载，就只能或者予以曲解，或者置之不理了。 说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要为汉志辩护：山海经北山经也说“高是之山，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说文解字也说“滱水起北地灵丘，东入河”，在汉志前的山经和在汉志后的么说文都说滱水入河，岂不正可以证明汉志滱河入大河之说是正确的? 殊不知山经时代河水经河北平原中部北流至今蠡县东，循汉志涿郡、勃海郡境内之滱河东流入海，其时滱水约当在今蠡县东南入河，所以山经说滴水“东流注于河”是不错的，但入河处不在汉文安县境。汉志河水下游业已离开山经河水故道，不经河北平原中部而自豫东北经鲁西南、冀东南入海，故山经中的滱水入河以下的河水，在汉志时代即为滱河所经行，在此时记述滱河的归宿，自应作东至文安入海，不应仍作入河了。许慎不查一查当代的情况而直钞旧文献作入河，已属失误；而班固则杂采诸记，糅合成志，既根据当代的情况指出滱河下游“东至文安”，却又采用了前一时期的旧文献仍作入河，那就更荒谬得可笑了。我们岂能因为汉志、山经、说文作入河相同，便不加分析，轻易肯定汉志这条记载，不惜无视或曲解与此不符的其他记载? 怎么会知道汉志涿郡、勃海郡境内的滱河，就是山经时代的河水下游呢?这是先从汉志的记载中得到启发，然后用山经的记载予以证实的。 汉志泒水“东至堂阳入黄河”，斯洨水“东至鄡入河”，博水“东至高阳入河”，卢水“亦至高阳入河”，涞水“东南至容城入河”，桃水“东至安次入河”。按，汉志河水自今鲁西北流经冀东南入海，堂阳、鄡、高阳、容城、安次这些县都在河北平原的中部，都不是河水所经过的地方；用汉志所载河北诸水相互证验，则泜水和斯洨水实当入*穴+氵帚，博、卢、涞、桃四水实当入滱。古人以“河”为大河的专称，何以班固会对这六条水所注入的*穴+氵帚滱二水不称*穴+氵帚滱而称河，这是很值得研索的问题。 “泜”今本误作“沮”，据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六、段玉裁说字解字注改。汉志例不称大河为黄河，此条原文当作“入河”。盖后人知堂阳非汉大河所经，见汉志信都国信都下载有“故章河在北”一语，堂阳去信都不远，乃在“河”上擅增一“章”字；隶书章、黄二字形近，后又讹章为黄。今按“故章河”是汉志时代以前的章(漳)河，在汉志时代已为*穴+氵帚水的下游，和汉志中在*穴+氵帚水以东的漳水是两回事。泜水东至堂阳所入，是“故章河”而不是当时的漳水，所以在“河”上增一“章”或“漳”字，并不符合汉志所载水道经流。再者，若班固原意作入漳，则但当作“入漳”，亦不得于“漳”下缀一“河”字。清代几位学者不明乎此，或以为本作章河；或以为本作漳河，或以为本作横河，“横”“衡”古通，横河即禹贡衡漳，“黄”乃“横”之烂文；皆非。 泜水见常山郡元氏。斯洨水见真定国绵曼。博水见中山国望都。卢水见中山国北平。涞水见代郡广昌。桃水见涿郡涿。 据清一统志，堂阳故城在新河县西，鄡县故城在束鹿县东，高阳故城在县东，容城故城在县北，安次故城在县西北。按，说文水部也说涞水“东入河”，汉志信都国下博县注引应劭曰亦作博水“入河”，由此可见，汉志把这几条水记作入河，不会是班固偶然搞错或笔误，更不会是后世传抄传刻之误，而是和许慎、应劭一样，同出于某种古文献。这六条记载中所谓“河”，指的确是大河，不是像清代几位学者那样认为指漳河、虖沱河、或河水所汇注的淀泊。这六条应该和滱河条下作入河一样，不是笔误，也不是无根之谈，班固所犯的错误乃是盲目地袭用旧文，没有能够按西汉后期的实际情况予以订正。史记八书中无地理篇，班固能在汉书中开创一篇地理志，纂录了多种资料，使这些珍贵资料得以流传于后世，厥功甚伟。但他不是一位地理学者，他也许根本发现不了他所纂录的资料是有矛盾的，也许发现了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即符合或不符合于西汉后期情况)，作出判断，予以统一。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汉志里才会存在着一些使后人迷惑不解的记载。 赵一清、王念孙、洪颐煊认为泜水所入是漳河，前文已予辨正。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又以为斯洨水所入之“河”也是漳河，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认为是虖沱河；实则斯洨水所入和泜水一样，也是*穴+氵帚水下游即“故章河”。陈澧又说博、卢、涞三水所入即今西淀，桃水所入即今东淀，二淀为河水所汇，故曰入河。此说更悠谬。二淀当形成于宋何承矩兴塘泺之后。水经注叙巨马、易、滱三水都没有提到入淀泊，且西汉大河下游远在今冀东南东光、南皮、沧州、黄骅一带，与后世二淀之间中隔与大河基本并行的虖池别、虖沱、泒等水，河水怎么可能穿越这些水道西北逆流数百里汇为东西二淀?然则汉志所录泜水等六水入河的记载，应该写作于什么时代?汉志堂阳以下的*穴+氵帚水，即信都县北的“故章河”，即漳水故道。胡渭论证这段漳水故道就是禹贡时代的河水经流，这是正确的，所以汉志泜水、斯洨水作“入河”，符合于禹贡时代的情况。惟禹河自汉信都以下即东北流循汉之虖池河、虖池别河入海，并不经过汉之高阳、容城、安次等县，可见汉志博、卢、涞、桃四水所入的“河”，不是禹贡时代的河。遍稽古籍，发现山海经北山经滱水“东流注于河”，此下又有*姜阝、般、燕、历虢、伦、绳六水都是“东流注于河”，才悟到山经时代的河水，应不同于禹贡河水，禹河自汉信都以下东北流，山经河则自信都之北北流，自汉陆成县今蠡县以下，走的就是汉志中的滱河下游，北流经汉高阳县西，折而东流经容城等县南，又东入海，所以在山经中才会有六条水都在滱水之北东流入河。而汉志中的博、卢、涞、桃四水，验以地望，正当在高阳、容城、安次等县境内入滱，可见汉志此四水和博、涞之间的濡、徐、易等水，大致应相当于山经中的*姜阝、般等六水，四水所入的“河”，应即山经时代的河水。由此可见，汉志泜水等六水作入河确有来历，但其所本并非西汉后期的记载，而是相当于山经时代的古老记载。总上所考，则西汉大河不由今天津海河入海应可成为定论。但单凭汉志河水“至章武入海”这句话，难以确定入海处在地图上的位置。所幸志末据成帝时刘向所言赵地“域分”，提到了章武是渤海郡“河以北”诸县之一，因而属赵分。由此可见，西汉河水的河口段在章武县南。章武故城在今黄骅县西北隅已见上文，则西汉河应在今黄骅县境入海。禹贡河和汉志河都不经过今天津市区，倒是上面提到的山经时代河水，其下游即汉志“至文安入大河”的滱河，亦即水经“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的易水，文安东北、泉州东南距今天津不远，其入海处很有可能在今天津市区或近郊，但绝无迹象已有市区以东的海河。且山经中并无从河水东南岸注入河水的水，见于北次二经的湖灌水，应即汉志说文中的沽水，其时亦与汉志说文时代同，入海而不入河，当然谈不上其时业已形成海河水系。二、海河水系形成于东汉末建安年间 成书于东汉中叶公元二世纪初的说文解字，所载河北诸水的归宿，基本上和汉书地理志相同；泒水、沽水、*儽字亻改氵水皆作入海，*儽字亻改氵水即汉志的治水，滱水亦误作入河。水经一书中，各篇所反映的情况有先有后，大不相同。圣水下游即汉志桃水，汉志作“东至安次入河”，而此作“东过安次县南，东入于海”，似应采自早于汉志的记录，其时安次县南的滱(易)、泒等水下游还是一片汪洋，被目为海。易水、巨马河两篇应为比汉志晚一些的记录。易水下游即汉志淀河下游，巨马河的下游亦即易水下游，汉志滱河“东至文安”，而经作易水“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巨马河“东过东平舒县北，东入于海”；泉州在文安东北，东平舒在文安东南，反映了此时易水亦即巨马河的河口段比汉志时代的滱河有所伸展。浊漳水篇中见“乐成陵县”，郦注说本 易、滱会合以下，汉志称为滱，水经称为易。乐成县，陵字乃桓帝所加，则此篇应写作于桓帝即位之年(146)以后。其叙浊漳水下游作“东北过成平县南，又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与汉志虖池别河的经流相同，水名已变，其入海处则仍在东平舒县东，与汉志时代同。以上这几篇反映直到东汉桓帝时代，河北平原自西南向东北流的漳水和自西向东流的易水(下游合巨马河后一称巨马河)，都还是独流入海的，还没有汇合为一，海河水系尚未形成。 但是，反映在淇水、沽河两篇中的情况，却与漳、易等篇迥然不同。淇水篇载淇水“东北过广宗县为清河”，而清河下游在过浮阳县西之后田，又东北过濊邑、乡邑、穷河邑、漂榆邑才入于海。涉邑即章武故城，见水经浊漳水注。乡邑、穷河邑虽无可确指，大致应在今静海县境和天津市西郊一带。漂榆邑更在下游，杨守敬水经注图置于天津以东，大致正确。沽河篇载“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可见在这两篇里，自西南向东北流的清河，已与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沽河在泉州县境内汇合，东流入海，汇合处正应在今天津，汇合后的“泒河尾”正应相当于今之海河，海河水系此时已形成。 水经漳水下游，即汉志“故章河”及虖池别河。 汉浮阳县隋改名清池，唐宋金元为沧州州治，在今沧州市东南四十里，见清一统志天津府古迹沧州故城。 淇水注引魏土地记曰：“高成县东北一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据寰宇记、清一统志引旧志，高成故城在今盐山县东南。漂榆约与高成东北百里处南北相值，可知应在天津市区以东。AB 清河第一期AC 清河第二期AD 清河第三期，称清河水EF 清河第四期，AD间仍为清河水GF 清河第五期，GA间为白沟HI 清河第六期，H清渊为白沟，清渊海口为清河HG 204年所开白沟JK 206年所开平虏渠MN 213年所开利漕渠OP 226232年间所开白马渠QR 238年所开滹沱新河 怎么会出现这种新情况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需要从清河的变化说起。清河的逐步伸展，是海河水系形成的关键。 从最早的清河起到见于水经记载的清河，其起迄和经流都经过多次变迁。尽管文献记载疏略，但大致情况犹可考见，约可分为六期： 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径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禹贡锥指虽然把禹河的尾闾部分搞错了，惟其考定禹河应自汉黎阳今浚县西南汉遮害亭东的宿胥口，别汉志河水而北流，行水经淇水注的宿胥故渎、白沟，至汉内黄县东北洹口以下，行汉志所载邺东“故大河”，下接水经漳水东北流，则是正确的。又，见于北山经的河水，自汉信都县以下虽与禹河不同，自信都以上，依方位、地势推断，应与禹河相同，也是走的自宿胥口北流合漳这条道。 最早的清河，应出现于河水在宿胥口改道东流，走汉志大河的时候。河既东去，相当于水经注中自黎阳以上的白沟和宿胥故渎这一段禹贡山经河故渎，因地势高昂，应即断流。惟自黎阳以北的汉内黄县(故治今县西)境起，故道为出于黎阳诸山的泉流所汇注，仍循水经白沟汉志邺东“故大河”北流会合漳水。因此道本为河所经行，而向之浊流，至是变清，始被称为清河。此时清河首尾大约不超过三百里，源流不长，所受支流仅为今汤阴、安阳境内几条小水，流量亦不丰，故不见于记载。这是清河的第一期。 战国策齐策一苏秦说齐王曰：齐“西有清河”；赵策二苏秦说赵王曰：赵“东有清河”；史记张仪列传说齐湣王曰：秦攻齐，“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赵策二张仪说赵王曰：今秦“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这是清河见于记载之始，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此时清河当已不走邺东“故大河”，东移于漳水大河之间，经流绵远倍于第一期，成为介于齐赵二国之间的巨川。但其始末经流，和水经中的清河尚有所不同。上游仍起于内黄同第一期。东北至内黄北受洹水，此下行汉志洹水北至汉清渊县(故治今临清西南)西北汇而为清渊，此段同水经。自清渊以下，水经清河过广宗县(故治今县东南东、东武城县(故治今武城县西北)西东北去，在西汉清河郡治清阳县(故治今清河县东)之西北。按：水北为阳，则水经此段清河，当非清河旧道；战国时此段清河应自清渊折而东行经汉清阳县南，东流偏北略循水经河水注中的屯氏别河故渎入大河。这是清河的第二期。 第二期清河大致持续到汉武帝中叶不变。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先后在顿丘(故治今清丰西南)和濮阳(故治今县南)瓠子两处决徙，决处都在大河东南岸，可能还不致于对清河发生影响。可是到了武帝后期，元封二年(前109)塞瓠子后，“河复北决于馆陶(故治即今县)，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到了元帝永光五年(前39)，“河决清河灵(故治今高唐西南)鸣犊口，而屯氏河绝”。不久屯氏河复通，故汉志魏郡馆陶下仍有“河水别出为屯氏河”；清河郡灵县下仍有“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故治今景县南)入屯氏河”。又，清河郡信成下有“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东北至蓨入漳水”；据水经河水注，则屯氏别河出自馆陶之东屯氏河。自元封以后七八十年间，馆陶以下的清河，屡次为这些决河所截断分割，故道遂不复可问，因而在汉书地理志里，清河郡境内也就只见这些决河，不见有清河了。其自内黄县北洹口以下至信成一段，则被视为洹水的下游。自战国至西汉前期长达千数百里的清河，至是只剩下洹口以南百余里一小段仍称清河。志于魏郡内黄下云：“清河水出南”，这是因为此时清河首尾都在内黄县境内，故但着其出于县南，不用再提到它至某县入某水了。这是清河的第三期。 顿丘之决在是年春，濮阳之决在夏，见武帝纪。决于濮阳之瓠子，见沟洫志。 这两次北决皆见沟洫志。 河内郡隆虑下云：“洹水东北至信成入张甲河”。“洹”，今本误作“国”。新莽始建国三年，河自濮阳西北之长寿津决而东去，由今山东入海。从此馆陶、灵县既不再为大河所经行，屯氏、鸣犊二河及由屯氏河派出的屯氏别河、张甲河等，自当同归堙塞。但清渊是内黄的清河水和洹水所汇注，不能无所归，乃溢出东北流绝张甲河故渎，过广宗县东、东武城县西、广川县东，过蓨县南行屯氏故渎，又东北过东光县西，行大河故渎过南皮县西至北皮亭东会合漳水，这就是水经中清渊县东北的白沟和广宗东北至南皮北的清河。其时上游仍当仍西汉后期之旧称内黄以南为清河水，称清渊以南为洹水。自清渊以下，虽然不是战国至西汉前期的清河旧迹，因为它出自清渊，经行清河郡境，所以仍被称为清河。清河从此又成为河北平原一条源远流长的大川，这是清河的第四期。续汉书郡国志以永和五年(140)版籍为据，仍同汉志仅在魏郡内黄县下系以“清河水出”四字，不及上承黎阳的白沟，此时应尚无白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运”，不称遏淇水入清河水而作入白沟，知此前已有白沟。是则白沟应形成于永和之后，建安之前。据淇水注，淇水径黎阳西南合宿胥故渎，又东北流谓之白沟，东北径黎阳西山即同山、白祀、枉人等山之东，下入内黄。宿胥口北黎阳西山东麓，原是禹贡山经时河水的故道，当时人何以不把这条水看作清河的上游，而别称为白沟呢?这是由于：一、大河故道堙灭已久，不复为当时人记忆所及。二、这条水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开凿成的。 决年见汉书王莽传。决处见水经河水注，莽传作“河决魏郡”，盖决口北岸为魏郡地，南岸则为东郡濮阳县地。决后泛清河以东数郡，不塞。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始发卒数十万遣王景等修治河堤，明年功成，即水经及注中的长寿津以下的河水。 汉志魏郡清渊下注引应劭曰：“清河在西北”水经白沟“又东北过广宗县东为清河”据郦注清渊在清河县西北，盖清河自清渊溢出北流即入广宗县境。 黎阳西山东麓地势高昂少水源，因而自河徙宿胥口东去后六七百年来，这里从没有出现过川渎，只能在黎阳以北存在着清河水。所以这条永和后出现的白沟，其水源必别有所资。这在淇水注里可以看得出来。 注云：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左为菀水，右则淇水”。淇水自元甫城东南流径朝歌县(故治今淇县东北)境，在建安九年以前，又东南流至黎阳西南遮害亭西十八里淇水口入河。至建安九年曹操于水口筑枋堰，才遏水东入白沟。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东注菀城西南；又东南分一水西注淇水为天井沟；分工水东注台阴野：一注白祀山西麓白祀陂，一注同山西麓同山陂；又东南由菀口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渎，又东北流谓之白沟。由此可见，开凿白沟的：工程是相当巧妙的：人们在淇水出山处建立了一个石堰，只让一部分水仍由淇水南流入河，分一部分东径菀城西南，东南流径淇水河谷和台阴野之间的高地，然后由菀口以建瓴之势注入经过疏浚的古大河故道即白沟。简单说，就是白沟的河道利用了禹贡山经时代的大河故道，而其水源则是由分淇为菀而来。郦注原文似说成立堰的目的即在遏淇、菀二水以沃白沟，不确；实则在立此淇水出山处石堰之初，枋堰未立，淇水犹南流入河，立堰的作用只是在遏部分淇水入菀水以沃白沟。要到建安九年曹操筑枋堰，淇水才也被遏东流入白沟(下详)。 根据桓帝以后写成的水经浊漳水篇，自“北过堂阳县西”至“东北至昌亭与滹沱河合”，即汉志“故章河”，“又东至乐成陵县北别出”以下，即汉志虖池别河，“又东北过成平县南合清河，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则其时清河北止于成平之东。 淇水注“清河又东北径南皮县故城西，又北径北皮城东，左会滹沱别河故渎，谓之合口，城谓之合城也。地理风俗记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即是城矣”。淇水注中的滹沱别河故渎，实即浊漳水经中乐成陵县以下的漳水；北皮城东的合口，即浊漳水经中漳水自西南来经成平县南，又东北合清河之处。合口以下，在浊漳水经里是漳水的下游，“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但在淇水经里则不提合漳水，而说在“东北过南皮县西”之后，“又东北过浮阳县西，又东北过濊邑北(西)，又东北过乡邑南(东)，又东北过穷河邑南，又东北过漂榆邑入于海。”这是浊漳水经写成以后的新发展。其中合口以北，浮阳县和濊邑以西一段，应即浊漳水经中“东北过章武县西”这一段漳水；水道是原有的，只是名称的改变。“又东北过乡邑”一段，则为建安以后新出现的水道(详下文)。 西汉东昌县东汉省为昌亭，西汉乐成县桓帝于成下加陵字，见郦注。东昌故城在今武邑县东北，乐成故城在今献县东南，见清一统志。 “合清河”三字大典本无，吴琯本有；其后朱谋韦、赵一清、杨守敬等从吴琯，戴震、王先谦等不从。吴琯殆以所见宋本为据，与淇水注所载清河北流形势亦合，宜可信。 濊邑即章武县城，经文“涉邑”下“北”应作“西”，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已指出清河过濊邑西后应继续北流，方得至泉州县境与沽河汇合，故“乡邑”下“南”应作“西”或“东”(杨守敬水经注图作东)。乡邑故址当在今静海县境。又东北“过穷河邑南”，当已进入今天津市郊区，故址约当在今杨柳青一带。 如上所考，清河在永和以后建安以前五六十年间，上游出现了起于黎阳西南以菀水为源的白沟，下游仍在南皮县北五十里北皮城东注入漳水，这是清河的第五期。 清河的第六期开始于建安年间，由于在曹操主持下改造了白沟和开凿了平虏渠而形成。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正月，“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建安十一年，将北征三郡乌丸，“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这是见于三国志关于这两项工程的记载。建安以前，白沟仅以菀水为源，菀水只分得淇水的一部分，已见上文。又据菀水注，菀水在未入白沟以前，已灌溉了两侧天井沟、台阴野的田地七十余顷。故注入白沟的流量，可以想见相当微弱，不足以资粮运。曹操为通粮运，就得改造原来的白沟。“遏淇水入白沟”，说得清楚一点就是以前只是分淇由菀入白沟，现在则遏淇水干流入白沟，使白沟的流量增加到足够通漕运。陈寿的记载是正确的，但毕竟太简单，看不出此役有哪些具体措施。郦道元在淇水注里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由此可以看出，曹操主要是通过如下两项措施达到目的的。一是于淇水口北“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不使东南流循旧道入河，开渠导淇水东北注入白沟。这就不仅增加了白沟的流量，也使白沟的河身从菀口上伸二三十里到达枋堰的东侧。二二是在菀口稍下游白沟右合古大河故道“宿胥故渎”处立一石堰，使淇菀合流后的白沟水不至于南出宿胥故渎由宿胥口入河，“遏水令更东北注”，保证白沟通航无阻。曹操此役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此白沟及其下游清河便成为河北平原的主要水运通道，并在运道的起点即枋堰的东侧，兴起了一个在两晋南北朝时颇为着名的城镇，名为枋头。 淇水注作“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欠确切。参以上下文，知枋堰应在水口稍北，堰南是淇水入河故道，立堰后淇水即被遏东入白沟。据寰宇记卫州卫县及通鉴永嘉六年胡注引宋白，枋堰旁的枋头城去河八里。 淇水注在“成堰”下接着说“遏淇水东入白沟”是正确的，而下文在“宿胥故渎”下说“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则欠妥。魏武只是遏淇入白，改造白沟，并非创辟，不宜加“开”字。但其指出白沟乃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则又是正确的。魏志武帝纪只提到开凿了一条自滹沱入泒水的平虏渠，没有提到这条渠的具体位置。后汉书光武纪更始二年光武自饶阳南至呼沱河，李贤注：“呼沱河旧在饶阳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饶河故渎决令北注新沟水，所以今在饶阳县北”。通典州郡典深州饶阳下注同。方舆纪要晋州饶阳滹沱河条下引通典此条后，又引宋白曰：“决处即平虏渠也。”又在饶河条下云：“本滹沱之支流，昔时引而北注，合乎易水，魏武开平虏渠，饶河为滹沱所夺。”自纪要后，一些清代着名学者的着作如谢锺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杨守敬三国疆域图、水经濡水注疏，都采用了这种说法。但此说实在是说不通的。水经注原有滹沱河篇、泒水篇，惜今本已佚，故平虏渠不见水经及郦注记载。可是今本水经注虽不见平虏渠，却载有平虏城。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世谓之平虏城。”按魏志武帝纪，曹操在建安十一年既凿了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泉州渠见于水经淇水注和鲍丘水注，起自泉州县境内清河北合滹沱河的下游，北径泉州县东，又北径雍奴县(故治今武清旧城东)东入鲍丘水。既然泉州渠是因为起自泉州县得名的，则：平虏渠亦应起自平虏城附近或平虏城因在平虏渠首附近而得名。平虏城即西汉参户县治、东汉参户亭，今青县西南木门店，正是两汉滹沱河经流之地，那末，南起参户亭侧的滹沱河，北至文安县东注入泒水的平虏渠，应该可以断定，就是水经淇水篇中自濊邑西“又东北过乡邑南(东)”一段清河。滹沱与漳水本汇合于参户亭侧近，所以平虏渠一经凿通，清河水便得经由北皮亭至参户亭间的一段漳水，注入平虏渠，北会泒水。到了写作淇水篇时，竟把北皮亭、参户亭间的漳水和参户泒水间的平虏渠，都看成是清河的一部分了。 胡渭、赵一清据初学记、寰宇记等书辑得滹沱河泒水经、注各若干条，皆在中上游，不及下游。 淇水注：清河“东北至泉州县北入滹沱水，又东泉州渠出焉”。鲍丘水注：鲍丘水径雍奴“县北，又东与泃河合”，“又东合泉州渠口。故渎上承滹沱水于泉州县，故以泉州为名。北径泉州县东，又北径雍奴县东。自滹沱北入，其下历水泽百八十里入鲍丘河，谓之泉州口。今无水”。自魏明帝时决滹沱河自饶阳县境北入泒水(详下文)，此后泒水下游即为滹沱所夺，故上引两郦注中的滹沱水，即汉志、水经、魏志武帝纪中的泒水下游。清河北合滹沱水后互受通称，故淇水注称泉州渠出自清河，鲍丘水注称泉州渠故渎上承滹沱水。沽河注又云：“沽水又南径潞县为潞河，又东南至雍奴县西为笥沟，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潞河下游也在泉州县境与清河合，合后清河潞河又得通称，所以魏志武帝纪中的潞河，亦即淇水注中的清河，鲍丘水注中的滹沱水。据上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