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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入梦》与格非的近年创作

　　如今的小说家中，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精神的大概已越来越少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个普遍狂欢的时代氛围中，美学气质也似乎影响甚至主宰了写作的内容，使之朝着迎合公共趣味的方向一路下滑。我不能说作家们已经“集体蜕变”，但至少他们好像都不太情愿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因为这样的身份在今天既没有道德优势，也没有了美学优势，谁还稀罕有思想探求和深度喜好的、有严肃美学趣味的写作呢？
　　这说法或许有偏颇之处。因为，“知识分子趣味”似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美学风格，追求思想深度也不是知识分子写作的特权与专利，这样说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区分，事实上任何写作都很难确定其究竟是“知识分子的”或者是“非知识分子的”。不过，对于格非来说，我们大概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他的风格与身份的知识分子性。一方面，他没有将自己独异的写作立场与风格，消融到世俗化和狂欢化的潮流之中，而是坚持了他自己一贯的精神向度与趣味；同时他又以很强的责任感与自觉性，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与许多重大命题进行着执着的探求。他在近年连续推出的系列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在我看来即是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特别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关系的深入书写。以较小的格局介入重大的命题，是格非写作的一个典型特点，从早期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到《敌人》、《边缘》和《欲望的旗帜》等长篇，都是将社会历史的重大命题，装入到线条简练的人物关系与结构形式之中来处理，而且，他还坚持了一贯擅长的内心化视角——即对主体的个体动机，特别是无意识世界的状况的深入探察，这些无意识活动，往往是主人公命运和某些历史关节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而这，大概是格非的带有“怀疑论”、“不可知论”或“宿命论”哲学与历史观念的一部分了。
　　其实在格非早期的小说中，个体动机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乃至对于历史的影响——或者相反，历史中个体无助的命运感、偶然事件对人物的控制，已是他探求的核心。以《迷舟》为例，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萧，因为处于北伐军和军阀孙传芳的对峙形势之中，巨大的现实逼迫他迷失了方向，他的同胞兄弟是北伐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官而他自己则身为军阀孙传芳的部下，一对同胞兄弟在战场上各为其主，居然成为了敌人。萧因此而产生了极其脆弱而敏感的心理——他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先是借父亲亡故的机缘回家奔丧，故意盘桓多日，在与年轻时的偶像杏旧情复燃之后，则更是沉湎儿女情长，一再延误军情，造成临阵脱逃的嫌疑，最后被以通敌罪名处死。在这场悲剧中，敏感而复杂的个体无意识一直控制着萧的思维，他从河边钓鱼、听信算命先生的谶言，到夜奔榆关，又忘记带枪，这一切都是他自我深渊性格与毁灭性自我暗示的结果。至于他母亲最后在院子中关门捉鸡，使本可夺路而逃的他成了瓮中之鳖，看似一个偶然事件，实则是这一错误逻辑演化的结果。
　　这大概就是格非所理解的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错位”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精妙与深度可以说是少有匹敌的。《敌人》中也是这样，一场大火烧掉了赵家大部分的家产，但这场大火在赵家人内心却绵绵不绝地燃烧了几代，赵少忠被爷爷传下来的有纵火嫌疑的“敌人”名单彻底压垮了，他终日生活在“关于敌人的恐惧”之中，表面上看他是要竭力支撑，保住即将衰朽的家底，但无意识却支配着他要早日毁掉这尚存的一切，以尽早结束与“敌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对峙。终于，他秘密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使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因为堕落而惨死，另一个远走他乡。在这场“剪枝”的工作中，算命瞎子的谶语，还有许多偶然事件的巧合，其实都是主人公个体无意识的幻觉和映像，但它们互相印证，共同完成了“敌人”未完成的目标。
　　不过，早期格非的这些小说虽然在叙事和哲理寓意方面都很有匠心与深度，但历史内容毕竟相对稀薄和虚远了一些。这种情况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被彻底改变，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之核，关于“革命发生学”的命题，关于“革命者命运”的命题，关于知识分子与革命、传统与革命、以江湖匪盗为载体的民间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关系等等重大命题，都同样在不大的格局中被依次展开，被富有心灵深度地予以揭示。在这方面，格非无疑是独到和值得肯定的。
　　《人面桃花》首先是一部典范的中国式小说，他找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格调与美感神韵，也找到了适宜的节奏，精致的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这当然使格非的叙述“老辣”了许多。但这部小说的成功和值得推崇之处，我以为首先还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它的意念和主题。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革命问题，自然并非格非一个人在关注，但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是从外部进入这一主题的，很少有人能够从“心灵”的意义上来介入它。格非也因此将这样一个“时代”意义上的命题，汇入了永恒人性与历史轮回的古老范畴之中。或许小说中的主人公秀米是有某种历史原型的——比如秋瑾一类人物——但事实上，他的写作已经远超出了对于历史人物的诠释动机，他将这一人物的意义升华到了普遍层面。作为书香之后，大户人家的闺秀，少女陆秀米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遇革命的，但这一遭遇也并不纯然是空穴来风，她的父亲陆侃虽已至晚年，却仍沉浸在某种传统的士人文化中不能自拔，对于“桃花源”的痴想使他不但平添了几分书生式的疯癫，最终也使他充满蹊跷地从家中出走。这个血缘遗传对于秀米的一生来说，是一个深层的“命运设定”，是她走向革命的内在基础。这表明，传统文化与革命之间并非是鸿沟式的隔绝关系，恰恰相反，两者之间的深层纠缠是隐秘而且关键的，这一点其他作家未必意识到了。其次，遭遇张季元是秀米走上革命之路的第二个因素，这看似是偶然，其实也有必然。张季元对于革命本身的想象，还有他给予别人的想象，都与“性”这东西密切相关。作为早期的秘密革命党人，他自身的革命动机是不甚明了的，但从他的性格表现来看，强烈的性欲冲动是最显在的一点他不但与秀米的母亲偷情，还多次引诱未成年的秀米，并且在日记中非常露骨地记录下了对她的性想象。而秀米出于少女本能的道德感，开始十分厌恶张季元的性暗示与性挑逗，但这终无济于事，处于青春期发育与幻想冲动中的她，不由自主地关注起张季元的行踪来，当张季元被秘密杀害之后，他的那本日记成为了陆秀米的启蒙读物——可以说她的“性启蒙”和“革命启蒙”是同时完成的，这使得她的革命倾向变成了一种来自生命与血液之中的冲动。
　　但上述过于“遗传”与“青春”的两个原因只是基础，还需要一个具体的诱发因素，这便是秀米在远嫁他乡途中与劫匪的遭遇。在格非看来，真正的匪盗并非只是道德的异类，他们甚至还是具有创造性社会生活构想的真正动力。花家舍的土匪实际上是集传统士大夫理想、革命者和绿林匪盗三者于一身的一群人物，在这里的奇遇与刀光血影的一段生活，不但结束了陆秀米的“处女”时代，而且真正给了她以见识和胆略，她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在土匪火并之后得以与革命党人挂上钩，闯荡东洋，学习了现代社会知识与革命理念，成为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者。
　　某种意义上，秀米是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的一个奇异的交叉点：传统、民间、人文、外来、本能诸种因素，偶然而又贴合地集中在了她的身上，使她与革命之间在偶然遭遇的表象下，成为了纠缠于一起的不解之缘。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她的悲剧，她所进行的富有人文性社会理想意味的革命，试图一揽子解决教育、医疗、公正、道德、民生等等社会问题，结果只能在“不能承受之重”中走向解体与失败。她本人则由于坚持了血缘中带来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最终死于无援的孤寂中。在她的中年之后，革命虽然在别人身上继续延续而且变形异质，但在她身上则终因理念与现实之间无法结合而永远错过。作为个体的香消玉殒，与作为历史的烟消云散，在这个小说中实现了诗意而悲怆的合一与互为映照。

　　在这部小说中，格非坚持了“从个体心灵介入历史”的途径，绕开了外部政治，他试图揭示中国现代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心理与文化动源，同时也触及“革命历史中个体的悲剧性处境与命运”，我以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角度。它或许带给我们的只是体味良久后的沉默无语，但体悟到的东西毕竟是相当丰富的。
　　作为《人面桃花》的续篇，《山河入梦》在叙事方面似乎有些值得商榷处，比如起笔过“实”，收笔过“虚”，前后有所不一。但整体来看修辞效果就不一样了，《人面桃花》开篇可谓锦绣之笔，但后部和结尾有些过于松弛了；《山河入梦》开篇有些既实又俗的味道，但后部和结尾处却又飞升为酣畅的诗意与浪漫之笔。这样看，整体反而显得和谐而有波澜了。总之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是有匠意的，虽然与现实的“拉近”有刻意迎合目下的小说潮流之嫌，但我以为它最后的升华仍然葆有了格非式的形而上学意味。
　　不过上述内容同样不是本文要谈论的中心，我所感兴趣的，是小说对一个“当代的革命者”，一个有着知识分子精神背景和哈姆雷特式的灵魂与敏感的人物的命运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它不仅与上部小说在结构上产生了必然联系，而且在思想主旨上也建立了统一的逻辑。如果说前者讲的是“革命的发生学”，那么这一部讲的则是“革命主体如何被甩出了中心”——事实上前者也已经讲述了类似的故事，陆秀米从一个革命的先驱者，到被抛弃、在独居中余生苦度，大概已经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但后一部是专门讲述一个与前者有着血缘传承关系的、同样具有“他者”、“异类”或者“局外人”气质的陆秀米的儿子谭功达的故事，他表明，那些最富有“革命者”襟怀和胸有改变世界、给更多人带来福祉的理想的人，总是最容易遭到误解和最容易受伤的人。在这个小说中格非有机而艺术地揉进了四个层面的思想：知识分子的精神探求；革命、社会历史与当代生活；本能与无意识世界；存在与虚无的哲学主题。其中后两者是格非一贯的主题，而前两者则更多寄寓了格非近年来的变化，他在这本书中，非常强烈地体现了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对这个世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求解意识，体现了他要亮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与精神立场的决心，这一点我以为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简单的否定和埋葬式的遗忘，一直是当代中国人、当代中国作家对待历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格非在他的小说中所试图唤起的正是中国人也已被埋葬好阉割的记忆，所试图摇撼的正是中国人麻木、疲弱和健忘的心灵。
　　小说的主人公谭功达作为陆秀米的儿子，在参加了共产党革命之后，起初似乎一切照常，解放以后他身处高位，官至梅城县长。但随后，他性格中的某种异样的成分就开始暴露并放大起来：这是一个官场和生活中的异类，不擅长交际同类，也不擅长交际异性，年届四十还单身一人，单是“成家”这一件事就延宕多时，当别人日日精心于人际与官场关系的算计的时候，他却在出神地幻想普济水库建成发电之日灯火辉煌的胜景。这一切注定了他将在这样一个场所中的失败，一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但格非并未单面化和理想化地处理这一人物，而是赋予了谭功达以分裂又融合的两面性格：一面是他作为“革命者”的素质，一面则是他作为“异类”的本色，格非极富匠心地为他设定了一个中国传统的精神原型——贾宝玉，这使他有别于格非早年小说中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而具有了地道的本土性格。在小说一开始，他与副县长白庭禹、秘书姚佩佩一同乘车经过普济水库大坝之时，遭遇闹事的群众，事情一前一后，格非赋予了谭功达以截然不同的双重性格，之前，是他沉湎于幻想的境界，仿佛贾宝玉再世——“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模样，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继而在拥挤而充满危险的闹事人群中，危急万分之时，谭功达他居然“走神”做起了这样的荒唐之想：“谭功达感到佩佩的一头秀发已经拂到了他的脸。佩佩。佩佩。我可不是故意的。她脖子里的汗味竟然也是香的。……她的身体竟然这么柔软！浓浓的糖果的芳香似乎不是来自于糖块本身，而是直接来源于她的唇齿，她的发丛，她的身体……”这分明是一个格非式的人物——“萧”或者“赵少忠”式的人物的再现，但别忙，与此同时还是他，急中生智，断然命令一个持枪的民兵开枪震慑闹事者，结果非常奏效，干脆而漂亮地制止了一场危机。这一幕又充分展现了他粗蛮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一面。
　　某种程度上，这一节可以看做是整部书中的入口，理解谭功达这个人物性格的入口。显然，政治身份的认同对他来说并不存在犹疑，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这个年代共产党人典型的作为，但他又是一个有着敏感的无意识世界的人物，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好像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在他所属的人群中带上了鲜明的“另类”气质比如他沉湎于自我的世界，似乎刻意地冷淡身边的人，包括提携他的上司聂竹风，他也不会有所逢迎讨好，这表明他根本就不懂政治和官场。当他处于权力核心的时候，所有问题当然不会暴露，可一旦有风吹草动，他必然会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当水灾来临，水库大坝发生险情时，所有干部都不无表演意味地出现在“第一线”的时候，他却带着姚佩佩到偏僻的乡村督促沼气池的建设，而且给人造成了不懂政治、不明大局、逃脱责任、缺乏能力的印象，结果被解职。这时他才明白，权力实际上是那么脆弱，对于一个不善政治的人来说，失去权力只是早晚的事，而一旦权力丧失，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无助的个体，一个这世界的多余人。
　　当谭功达被所有的人遗弃的时候，他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一个姚佩佩，也只有到这时他才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性与情感常态，但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命运已经给他安排了太多的曲折与磨难，他和姚佩佩的爱情无果而终，且姚佩佩在被迫杀死侮辱她的大人物金玉之后不得不亡命天涯，他们也就只有把希望寄于来世了。姚佩佩与谭功达是格非所理解和同情的一类最具有心灵性与诗意的人物，或者说是真正代表了人性真实的一类人，他们与这世界的搏斗，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良善与邪恶之间、美德与合谋之间的斗争。这样说当然有言不及义处，但总体上这正是悲剧与牺牲的根源，也是作品美与诗意的基础。
　　“山河入梦”这一意向，当然首先包含了20世纪“革命”的理想本身，同时更是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的根本抱负。传统的根基与现代的理想，在汇聚到实践性与伦理性这一点上时，无疑都是以“山河”为对象的，这是格非为什么把“山河”作为他的三部曲的第二部的关键词的原因。而“入梦”既是原初的理想，是充满梦想、浪漫与男儿气质的起点；同时又是最后的结局，是充满了落空与破灭的悲剧感怀。从美学上，它当然又重复了《红楼梦》式的传统与经典的意境与神韵，这是格非在文化与审美上自觉表现出来的本体性立场与选择。基于这样一个分析，我认为，格非正在有意识地整合中国文化与美学的传统资源，并试图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体现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与蓝图。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即刻就断定格非已然成功地体现了这个蓝图，但是我将充分肯定这种努力与尝试，这样的雄心乃至“野心”是可贵的，也是必须的。中国当代的作家只有充分建立了这样的观念，中国的文学才真正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