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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对现实主义的文化过滤

　　摘要：中国传统文论中存在的对真实性、写实手法的推崇以及社会关怀的精神与西方现实主义文论的特质之间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以此作为内在文化根基与认同基础，研究西方现实主义对我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接受过程中的变异，探寻创造性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有助于发现中国新文学发展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关键词：现实主义；中国文论；文化过滤；变异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没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它是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涌进才出现的。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的批评话语当中，现实主义却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诗经》被描绘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所有的作家和作品都被划归为现实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范畴中然后再进行分析，这个奇特现象非常值得深思，我们有必要从西方现实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联与比较中寻找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文论对真实性、写实手法的推崇以及社会关怀的精神向度与现实主义文论的特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使我们可以在法国学派的实证性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同质性的平行研究之外，按照中国学派的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的方法进行比较成为可能，我们以此作为五四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影响的内在历史文化根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我国新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接收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从而有助于探求中国新文学发展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与世界文学交流的特点与规律。我们将这个特定的范围限定在中国新文学对现实主义接受的第一个阶段，即落根发芽阶段，本文中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主要是指19世纪产生并成熟于法国的现实主义。
　　一、现实主义文论概观及其与中国文论的关联
　　要对现实主义做一个确定的概念性的描述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它本身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地随之变化。仅就现实主义在法国的发生和成熟而言，现实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个“有损传统的、粗俗的”文学艺术流派出现的，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在1855年万国博览会上举办的个人画展的展品录目中有一篇序言，题为《现实主义》，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运动的宣言和现实主义流派的宪章，其中有这样的陈述：“能够按照我的判断表现我的时代的习俗，思想，风貌，一句话，创造活生生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法国最早阐述现实主义流派的作者之一埃·布维埃在其专着《现实主义战役》中指出这一流派“竭力主张真实，未加工的真实，从而一致获得现实主义的称号”。可见，现实主义流派一开始强调的是艺术作品内容上的真实性，风格是很质朴的。直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发表后，由于其卓越的艺术风格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才纠正了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忽视艺术风格的偏颇，福楼拜和巴尔扎克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大师，尽管巴尔扎克是在去世后才被发现他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的。巴尔扎克就很强调作品基于生活和观察的真实性、典型性，同时也强调作家的感情灌注和艺术修养：
　　同实在的现实毫无联系的作品以及这类作品的全属虚构的情节，多半成了世界上的死物。至于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写的书，都享有永恒的光荣。……任何一个史诗式的主人公，他不仅能够真正地立起来、自如地行动，而且它还同时是我们发自灵魂深处的感情的一个人格化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就好比是我们的愿望的产物、是我们希望的体现。他们身上生动丰富的色彩就表现出了作家所再现的实在人物的真实性，并且他还高于实在的人物。
　　以上现实主义的特点从创作的角度也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的概念有时是以创作方法的形式出现的。现实主义盛行的文化背景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人们对科学的崇尚和进化论在自然、社会领域的盛行，相应地，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这也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泰纳就主张社会现象和精神生活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描写和解释，在《艺术哲学》中他谈到了将自然科学的客观原则用于精神领域和批评当中，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又谈到了决定文学创作的三个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些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也被稍后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加以吸收并将之发挥到了极致，自然主义除了同样遵循真实性原则以外更加强调用客观冷静和科学实验的方法描写生活。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虽然没有现实主义的概念和说法，但是，其中不乏现实主义的主要创作原则和要素。就创作的真实性而言，老子在《道德经》里就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辨，辩言不善”的说法。庄周《南华真经·渔父》篇里记载了孔子与渔父的关于什么是“真”的问答：“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借刘向、杨雄之口称赞司马迁《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明清小说也强调“文字逼真，化工肖物”(叶昼评点《水浒传》)，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也有“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反失其真传者”之感慨。不过，中国文论中的真实性传统往往偏重于“情真”，“为情者要约而写真”，反对淫丽夸饰，“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诗无古今，维其真尔。有真性情，然后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乃至清代袁枚的“性灵说”都属于“真性情”一路。而西方文论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摹仿论的传统，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的摹仿自然到亚里士多德的“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摹仿现实，都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家、作家。“真性情”是基于我国抒情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繁荣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摹仿论则适应了西方文学中叙事文学见长的特点，是对戏剧、小说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
　　现实主义创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关注社会和人生，这一点在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更是将犀利的笔触伸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一面，揭露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人性的残酷。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中，也存在着文学关心干预现实的悠久传统。从《诗经》的兴、观、群、怨之“美刺”功能以及“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反映现实，到汉乐府诗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曹丕《典论·论文》中赋予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唐新乐府运动中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等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欲以文学为武器改良社会、改良政治，还有清代的《儒林外史》、四大谴责小说，都是文学参与社会或干预政治的例子。中国文论和文学关注现实的惯例是出于诗教、“文以载道”的儒家教化、积极人世的思想传统，而西方现实主义批判现实的热情则来源于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
　　以上就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在中西文论的不同语境及文化传统中进行了跨文明的比较，通过比较，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在中国文论中与其相似的因素，也看到了它们的差异以及所由产生的文化语境的不同。现实主义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它真正影响中国文学是在五四文学革命前后。
　　二、西方现实主义文论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一种创作方法，是20世纪初引入我国的。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使用了“理想派小说”、“写实派小说”的称谓，大略相当于后来所说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言论，最早提到写实小说。真正引进并介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原则是到了文学革命时期。
　　1915年，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开始真正论及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他说：“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一变为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概念一开始在文学革命倡导者那里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往往是混用的。茅盾有一个解释：“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批评家中也有说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区别即在描写法上客观化的多少，他们以为客观化较少的是写实主义，较多的是自然主义。”在众多文学潮流中，文学革命的干将垂青于现实主义的原因被以往众多论者认为是受进化论思想、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通过文学革命来改造国民性、实现民族精神的自觉进而完成政治革命的使命。诚然，通过思想启蒙来改造国民意识和民族心理，文学被认为是进行启蒙的最好工具。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序》中谈到新文化运动的路径时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扯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现实主义文学适应了文学启蒙的需要，发挥揭露病痛、批判社会的作用。
　　现实主义传入中国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现实主义的特点和创作原则本身适应了当时社会革命的历史需要并与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相暗合。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指出：“我们要从自然主义者学的，并不是定命论等等，乃是他们的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自然主义者带了这两件法宝——客观描写与实地考察——在西方大都市里找求小说材料，所得的结果是受人诟病的定命论等等的不健全思想，但是如今我们用了这两件工具在中国社会里找小说材料，恐未必所得与西方自然主义者找得的相同罢。”自然主义笔下的绝望悲观不一定可取，但自然主义对“实在人生的写真”以及“写真的器具”，即“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两法”却是适合“我们的社会里最普遍的人生的”。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问题剧”的创作就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个初步的尝试并推动了对现实主义的引进。但是，问题小说“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并没有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实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公开倡导“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形成了“人生派”写实小说，其内容为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改良人生，具有很鲜明的社会功利性。鲁迅的小说很好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特点，但鲁迅也曾要求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种文学救治时弊的要求和上面我们分析的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美刺、诗教、载道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时代变了，文学所载之道、教化内容也相应地变成了改造社会、革除弊端的时代内容，可以说与两千多年前《诗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用遥相呼应。
　　文学革命之初，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主要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倡导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的功用层面，没有从理论或学术的角度深入研究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在新文学发难之初，‘写实文学’还只是作为一般口号提出，直到1918年底、1919年初，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二文，这一口号的提倡才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与目标，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因此进入了理论建设阶段。”周作人希望在文学中提倡人道主义思想，“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用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人生已经触及现实主义的本质。在《平民文学》中他又从内容和文体特点上提出具体要求：“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这里的普通真挚大略相当于现实主义的普遍性与真实性原则。陈独秀对现实主义的思想性质进行了总结：“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建设到了茅盾那里更为自觉。他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认识及创作方法的利弊，现实主义与其他流派的关系，现实主义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发挥的作用等问题都有所思考。他认识到了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真实性与其产生的时代精神的一致并强调客观描写对文艺作品的重要性，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关系在于描写方法中客观化的多少，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在前文中有所引述。
　　三、现实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变异
　　现实主义进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国文学的一种横向冲击，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审美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的在文学实践中发生的现实主义与原初意义的现实主义相比，产生了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形成许多方面的变异，应验了美国当代着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即误读”的观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及创作实践中，所产生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将现实主义主观理想化和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
　　在19世纪科学主义和实证哲学盛行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法国现实主义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在创作中，表现为冷静观察与客观描写，注重在场景描写和社会环境的描写中塑造人物，叙述的视角和人称大多是旁观者和第三人称，表现出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作者与笔下的对象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现实主义传到中国，如前所述，由于悠久的文学写实传统和表现社会人生的当下需要，真实性被欣然接受，而在客观性的问题上则有所保留。问题小说和人生小说中，很多第一人称叙述，甚至作者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与情节不密切的大段的社会场景的描写几乎没有，作者往往流露出一种急切的救世情绪，后来的乡土小说有所调整，但是，其中的抒情情调也很明显，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小说作者的情绪更加急躁。许多小说的结尾如鲁迅所言，还有一个理想化的“光明的尾巴”。在新文学理论家那里，茅盾就旗帜鲜明地批评欧洲现实主义的悲观、晦暗，提倡文学要有理想性。“我相信文学是批评人生的，文学是要指出现人生的缺点并提示一个补救此缺憾的理想的。”郑振铎也说过：“写实主义的文学，虽然是忠实地写社会或人生的断片的，而其截取断片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这种融主观理想性于现实主义的文化过滤的接受特点是出于一种时代热情的自然反应，是一种激发国民斗志的责任感的流露和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除此之外，与中国文学长期以来以抒情文学为主的感物言志、抒发性情的传统也有很大关系。在这样的“文化模子”里，中国知识分子养成了在文学作品中抒发抱负和理想的集体无意识，所谓“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也，所以，即便是在描绘客观真实的写实作品中，也时时不忘流露自己的真性情。
　　现实主义流派一开始在法国诞生时，并不注意作品的审美特性，但很快就纠正了这种艺术上的偏颇。他们秉承了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康德的批判哲学思想，在作品塑造人物、表现社会本质的深刻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巴尔扎克、福楼拜乃至于后来和现实主义流派有亲缘关系的自然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左拉那里很清楚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但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带有很明显的实用目的，以后现实主义在中国发展并取得主流地位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摆脱功利实用性和意识形态化的特点，甚至由于无限制的拔高以至于扭曲了现实主义应有的品格。
　　主张写实的文学革命，是以反对传统文学、反对文以载道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作为新文化革命之主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不可能脱离通过思想启蒙达到救国的思想宗旨，所以它又必然陷入反文以载道又要以新文载新道的悖论当中，文学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现实主义进入中国伊始的意识形态化的基调。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想、改良社会改良人生、投身革命先后成为问题小说、人生小说、革命小说的主题，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在文学当中的直接反映。
　　文学意识形态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艺术的粗糙和审美品格的丧失，但是更为紧迫的社会革命局势应该说很容易令人忽视这一点，除写实派以外的其他流派中有专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诗歌的“三美”原则等关乎艺术审美问题的呼声外，写实派内部的作家大多是凭自身的文学功底和文学素养不自觉地保证作品的艺术质量的，连茅盾这样的理论家早期也不重视文学的艺术性。他在文章中引用恽代英的一段话：“我以为现在的新文学若是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自然应当受一般人的尊敬，倘若这种文学终不过如八股一样无用，或者还要生些更坏的影响，我们正不必问他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我应当像反对八股一样的反对他。”五四文学革命过于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忽视了文学本身的规律和文学的审美本质，过多地粘滞于现实必然造成形而上意义的缺失和超越性的缺乏，难免要陷入意识形态的羁绊当中。
　　从实用目的出发接受现实主义必然造成对现实主义的误读与变形，但同时，由于积极主动的接受姿态，现实主义在中国又是一个创造性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的接受过程。其中，有时代、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变异，也有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造成的变异，这样就形成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通过考察现实主义文论与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新文学发展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某些特点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