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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农业的飞跃发展及其动因和影响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以上，可能多至1万年。精耕细作传统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孕育于春秋，而奠基于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发展。它的内容怎样?为什么会产生这一飞跃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经济基础的急剧变化，必然影响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革，又会回过来影响经济基础。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变革剧烈的时代，许多方面表现出划时代的变化，而农业的飞跃发展刚巧发生于这一时期，其间当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而且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地主封建社会的开始，在这开始时期奠定的农业组成和发展趋势，对后世具有深厚影响
本篇企图对以上这些问题，以农业为中心，简单地旁及有关方面，作一个综合论述和概括分析的尝试。
一、农业技术的飞跃和精耕细作传统的奠基
战国时代农业的飞跃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
《诗经》及其他春秋以前的书中，说到耕的地方不少，但没有一处说深耕的。在战国时代的作品中，深耕就变为通行的语汇了。
《国语·齐语》说：“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①。”
《孟子·梁惠王上》说：“深耕易耨”。
《庄子·则阳》篇说：“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终年厌飧。”
《荀子·天论篇》说：“楛耕(耕得粗恶不精)伤稼”。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由此可见，深耕熟扰是战国时代开始强调的，要求把土地深翻，把翻起来的土块破碎磨平。耕的深度虽没有说明，但据《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要求做到下层湿润，杂草根和种子被深翻烂掉，害虫也被深埋杀死。又据《考工记》，当时主要耕具耜的头长1尺1寸，一次刺土可以插进土中1尺有零，也就是可以耕到1尺深，合今7市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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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语》是战国时代人写的，虽然此处所说，写作管仲对桓公的话，但未必真是管仲所说，显然是假托的。
而且《吕氏春秋·任地》篇提出管理和改良土壤的一些原则和要求；谈到做垄和沟的方法，指出在高旱田要种在沟里，低湿田要种在垄上。又《辩土》篇指出春耕时要先耕强土，后耕弱土(强土、弱土即现在土壤学上所谓重土、轻土)。《考工记》指出用直庇的耜耕强土、用句庇的耜耕弱土(解释见第二节)。可见战国时代对于土壤和耕作已经积累相当丰富的知识与经验。
施肥在春秋以前中看不到明显记载，到战国才受到重视。
《孟子·万章下》说：“百亩之粪”。又《滕文公上》说：“凶年，粪其田畴而不足。”
《荀子·富国篇》说：“掩地(耕地使土相掩盖)表亩(表明田的经界)，刺艹(除草)殖谷(种植庄稼)，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又《致士篇》说：“树落则粪本”。
《韩非子·解老》篇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
《吕氏春秋·季夏纪》说：“是月也，土润溽暑(土壤湿润，天气湿热)，大而时行，烧薙行水，如以热汤(薙指除草、割草，烧不一定用火烧，可能指此时天热多雨，好比烧了热汤浇上去一样)，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这些资料，特别是《荀子》所说：“多粪肥田”，和《韩非子》所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说明战国时代已经把施肥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农民已在努力于多施肥料。
从这些较早的记载起，在我国古农书中，一向把肥料称做粪，施肥称做粪田。粪原指扫除的废物，亦指人畜的粪便。从这个意义上推测，大抵最初是用畜粪和农场废物作肥料的。此外，“树落则粪本”，已经明白指出树叶腐烂可作肥料，《吕氏春秋·季夏纪》也指出杂草腐烂后可以肥田，说明那时已经认识并且重视绿肥的功用。
灌溉的起源较早。《诗经·小雅·白华》说：“浇池北流，浸彼稻田”，已经说到稻田的灌溉。春秋楚庄王时(前7世纪末)楚相孙叔敖建造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可说是我国较大的蓄水灌溉工程中的最早的。但大发展则在战国时代。魏文侯时(前5世纪)，西门豹引漳水溉邺(在今河北临漳县)，襄王时(前4世纪末)史起又加修建。当时人民歌颂说：“决漳水兮溉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指出改良盐碱土和提高生产的功效。秦昭王时(前3世纪初)，蜀守李冰凿离碓，穿二江，筑都江堰，灌溉成都平原五百多万亩。秦王政元年(前246)，韩使水工郑国入秦，劝秦凿泾水作渠，渠成，名为郑国渠，溉地四百多万亩，“皆亩收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①。”此时列国都有兴建，大小溉田沟渠甚多，不可胜数②，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几个最着名的。而且漳水是泥沙很多的浊流，在这样早的时候就能首创渠口多首制使不易淤塞③。都江堰工程措施的一些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现在，仍是世界上成本最轻的伟大灌溉工程。若不是灌溉受到特别重视，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会产生这样技术水平很高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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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沟洫志》。
② 《汉书·沟洫志》“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③ 详见郑肇经《中国水利史》。
在没有地上水源可以利用时，则凿井用桔槔汲水灌溉①。
另一方面，《荀子·王制篇》说：“修堤梁(修建堤坝，梁指中空而可以让鱼往来的拦水坝)，通沟浍(疏通水道)，行水潦(排去多余的大水)，安水藏(蓄水备用)，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耕种收获)，司空(官名)之事也。”《吕氏春秋·季春纪》说：“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又《孟秋纪》说：“是月也……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这些说明水利被看作国家的重要事务，并且把按时检查与修理排在经常行政日程的范围内。
先秦文献中看不到关于选种的记载。但从古人强调土宜，要为一定土壤选种适当作物，《诗经》里歌颂良种(《大雅·生民》：“诞降嘉种”)，以及当时已有类似品种的区别，黍有柜、枉，稷(谷子)有粱、糜、芑，又有早种、晚种、先熟、后熟的植、穉、重、穋等区别，而谷子的优良品种称为粱的特别受到珍视，如此等等看来，可见战国时代已经知道选用良种。
适当密植作为获得丰收的要诀，可以说是战国时代总结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宝贵经验。《吕氏春秋·辩土》篇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和实现这种理论的具体方法(详后第二节)。
驱除虫害，很早就受到注意。例如《诗经·小雅·大田》说：“去其螟螣，及其蟊贼。”关于实际防治方法，在先秦文献中只有《吕氏春秋·任地》篇所说的用深耕来杀死害虫。
出苗以后到收获以前的田间管理，包含很多项目。中耕除草是其中重点，也是最先受到重视的。西周以前就重视除草，到战国时因农具改良而效率提高。除草同时也就是中耕。中耕主要为着松土保墒，又往往和培土相结合。战国时代习惯以耕耨并称。《吕氏春秋·任地》篇要求“五耕五耨，必审以尽”，把中耕除草的勤做多次和做得细致周到，提到很重要的地位。
我国农具用铁，开始于春秋，广泛应用则在战国时代，影响非常大，留待第四节详细讨论。
以上已按照农业“八字宪法”逐一检查，深耕(及其他一系列的土壤管理和改良)、施肥、密植，完全发生或开始强调于战国时代，“水”和“工”在战国有划时代的发展，“管”也提高到较高水平，只有“种”和“保”是较薄弱的环节，但也有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基于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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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桔槔灌水见《庄子·天地》篇。

　　二、系统性农学理论和一些农学基本思想的出现 农民在精耕细作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就有可能加以总结，抽象出系统的理论，并写成农学专书。先秦诸子有农家，孟子说他们“欲使君臣并耕”，大概是具有一套政治理论的学派；但是农家所说的仍当以农事技术为主，犹如兵家以谈论兵法为主，《汉书·艺文志》所列农家书中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指明是战国时代的着作。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里“种树”泛指栽培，“种树之书”就是农书。可见战国时颇有一些农书。这些农书虽已失传，《吕氏春秋》的最后四篇，还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 先秦诸子是擅长于运用理论争鸣的，这些先秦农书中，当有成套的理论，《吕氏春秋》的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虽很简短，也具有这种特色。现在以这几篇为主，结合其他有关资料，略述其中比较突出的 (一)土地利用的统筹 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作“尽地力之教”，计算一百里见方的面积内，除去山泽居邑占地三分之一，有田600万亩；种得好，每亩增产3斗，可以增产180万石；种得不好，每亩减产3斗，就要减收180万石。其后《商君书》发展了这种计算，指出：山林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低湿浅水地和湖泊占十分之一，大小水道占十分之一，城市乡村和道路占十分之一，恶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并说这是任地的正常规律。因此，一百里见方的土地，可以分配给5万夫，出战卒1万人；平时人民在家耕作，积蓄富足，战时出兵，粮食充足，财货富余；并说这是“任地待役之律”①。 《商君书》所说“任地”，可以说是战国时代创造出来的一个专门术语。《吕氏春秋·上农》篇提出一夫耕作的生产指标，要求上等田养9人，下等田养5人，可以超过，不可以减少，也说这是“大任地之道”。而且《吕氏春秋》中有一专篇称为《任地》，其中首先提出土壤管理改良以至丰收十个问题；接着谈论耕的要旨和方法，作畦的方法；然后谈到物候与农时(包括耕耨的时间)；最后谈到抓紧农时，利用民力，使事半功倍。 此外，《禹贡》说：“任土作贡”，指按照土地的出产来规定贡赋的种类和多寡。《周礼·地官》说：“载师，掌任土之法。……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郑玄注：“任土者，任其力(土地肥瘠)势(地势高下)所能生育(所能生产的动植物)，且以制贡赋也。”所谓任土，也就是任地。 综合以上所说来看，“任地”的内容是怎样利用土地，包括计算土地所能承担的任务，或人们对于土地所期待的生产指标，并采取适当措施来提高土地的生产。 (二)土壤种类的辨别和管理改良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可能早已认识到土壤有种种不同，沙、泥等字，也已见于春秋以前的中②。但是明确而较全面地辨别土壤种类及其性状，始于战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商君书·算地》篇，又参看《徕民》篇。 ② 《易经·需卦》：“九二，需于沙。……九三，需于泥。”《诗经·大雅·凫鷖》：“凫鷖在沙。”又《邶风·式微》：“胡为乎泥中。” 《吕氏春秋·辩土》篇提到垆、埴等土壤名称。又《禹贡》提到壤、白壤、黄壤、黑坟、白坟、赤埴坟、垆、斥、涂泥、青黎等土壤种类的专名及其分布地区。《周礼·地官·草人》列举骍刚、赤缇、渴泽、咸舄、勃壤、坟壤、埴垆、强*[“鉴”去金加木]、轻爂等九种土壤①。而最突出的是《管子·地员》篇，这是一篇总结性的土壤专着；首段叙说平原的五种土壤(这是一种分类系统)；接着说到坡地、丘陵以及较高的山地；其次叙说不同高度的植被；最后用全篇的一大半篇幅叙说按照肥瘠排队的十八种土壤(这是又一种分类系统)的性状、物产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但是《地员》篇是战国还是西汉文景时代的作品，现在还有争论，这里姑且辟开不谈。 《禹贡》所谓壤，当是沙质壤土，分布在冀、豫、雍三州，这三州土地是连片的但三州并不完全相同。雍州(今陕西及甘肃东部)是黄壤，多为淡栗钙土，发育于原生黄土。冀州(今山西、河北)是白壤，其平原往往是盐渍土，微呈白色。豫州(今河南)是壤，其平原多为石灰性冲积土；也许因为不如白壤之白，黄壤之黄，所以单称为壤。这里盐渍土和石灰性冲积土，都是黄河冲积的次生黄土。 《禹贡》所谓坟，当是粘质壤土，分布在兖、青、徐三州，这三个州也是连片的，但三州也不完全相同。兖州(今山东西北部及河北东南部)是黑坟，可能因为当时土中腐植质较多，颜色较黑。青州(今山东东部，即山东半岛)是白坟，其低平地区可能是盐渍土，是白色。徐州(今山东西南部及苏皖北部)是赤埴坟，其丘陵地每为发育于第四纪洪积红色粘土层的棕壤。埴指粘土，赤埴坟当指颜色较红而较粘重的坟。 《禹贡》所谓涂泥，指粘质湿土，分布在荆、扬二州，包括今湖北、湖南、苏皖南部、浙江及江西。这里正是我国主要湿土所在地。 《禹贡》所谓青黎，当指颜色较黑而比较疏松的土壤，分布在梁州，即今四川。成都平原现在仍是深灰色的无石灰性冲积土。 此外，《禹贡》说：青州“海滨广斥”，斥指盐渍土，现在沿海仍是广大的盐渍土。又说：豫州“下土坟垆”，指土壤的底层是坟和垆。垆可能是指分布在河南低地石灰性冲积土底层的深灰粘土与石灰结核。结核多的连接成层。现在河南、山东、山西人民还有称它为垆土的，亦称沙姜。 以上所说土壤分布，大体上符合事实。 战国文献中所用土壤名称不一致，但基本上是相通的。《周礼》所说渴泽、咸舄、勃壤、坟壤、埴垆相当于《禹贡》所说的涂泥、斥、壤、坟、垆。骍刚指赤刚土，可能类似《禹贡》所说的赤埴坟。赤缇(缇是黄而带红或浅红色)的性质不详，可能也是一种刚土。强*[“鉴”去金加木]可能是一种比骍和垆更坚硬的土，轻爂(即漂)大概是指沙土。土壤的性状既然如此多种多样，差别很大，加上受着地形和气候的影响，不一定适合于栽培作物。因此，《吕氏春秋·任地》篇提出能否把低洼湿地变做高爽，干燥地变做湿润，改良盐碱土，保持土中水分等问题。进而提出土壤管理改良的五个原则：(1)力者欲柔，柔者欲力；(2)息者欲劳，劳者欲息(休息)；(3)棘者(瘠薄)欲肥，肥者欲棘；(4)急者欲缓，缓者欲急①；(5)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些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虽则在今天看来并不全对，但是古人限于当时条件，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古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禹贡》是战国时代作品，《周礼》也基本上是战国时代作品。 《任地》篇所说“力者”、“柔者”就是《泛胜之书》所说强土、弱土(亦称轻土)；这是根据耕作时需要用力的多寡而分的，相当于今日土壤学上所谓重土、轻土。这种区别在耕作上有其重要意义。《辩土》篇说，春耕必须从垆土开始，因为这种强土错过湿润适度的时机就难耕了，弱土即使晚些耕还来得及。在使用的农具上也有影响，《周礼·考工记》说：耕强土宜用直庇(即耜头和耒柄成直线的)，耕弱土宜用句庇(即耜头偏前面而和耒柄成钝角的)；因为强土坚硬，直庇便于用力把耜头推入土中，弱土松软，刺入土中较易，不如采用便于拨土的句庇。 又《任地》说：“人耜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辩土》篇说：“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者”。这几句话包含许多道理，解释起来要占用太多的篇幅，但是其中要旨，可以简括地这样说：为作物的发育生长对土壤提出要求，播种时需要上虚下实，即在种子上面复盖的土层要很疏松，使幼苗容易出土，在种子下面的土层要比较紧密(但不是坚实)，以便扎牢根。耕地要在湿润适度的时候，锄地要在地面稍干的时候。 从以上所说看来，尽管在细节上有不够正确完善的地方，但已清楚地表现出，我们先人在战国时代已经从多方面认识土壤的性质，采用相应的方法加以管理改良，并初步总结出一套理论来作为解释和指导原则。 (三)作畦原则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上田弃亩，下田弃甽。”这是一个总原则。这里亩指垄，亦称高畦；甽指垄与垄之间的沟，亦称低畦。 “上田弃亩”指在高旱地内抛弃垄上不种而把作物种在沟里，这种方法可称为甽田法或低畦法。在我国北方的干旱地区，雨量少而气候干燥，蓄水保墒成为农业生产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若在田面做成低畦，水性向下，低处可以比较湿润；而且便于接受雨水，可以避免或减少大雨时水在地面迳流的损失；低畦又因为有垄的间隔，阻碍地面空气的流通，降低风速，因此可以减少土中水分的地面蒸发。这种甽田法是在旱区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后来西汉赵过的代田法和泛胜之的区田法，是在甽田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急指紧密，缓指疏松，是土壤的构造(即土粒的排列方式)说的。上文力者、柔者，是就土壤的质地(即土粒的粗细)说的。二者有关系，但有基本上的区别。“下田弃甽”指在低湿地内把作物种在垄上而不种在甽里，主要目的在利于排水。但在《辩土》篇仅对高峻的垄，指出垄高峻了就会失掉水分；两侧陡坡会向下塌泻；种在上面的作物扎根不牢固，遇风会倾倒；若再培土，就更加高而危了，遇风也会连根拔起；遇到冷会凋谢；遇到热会枯萎；作物同时可以有五六种死法，以致没有收获。因此主张“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使作物下面吸收到水分，上面照射到阳光，才能全都生长，而反对“大甽小亩”，以致苗生垄上，好比兽类颈上的鬃毛，只有那么一狭条，许多土地浪费掉没有种。再根据《任地》篇所说：“六尺之耜成亩也”和《辩土》所说：“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等来研究，似乎当时所主张的作畦法的布置如下图(垄和甽的横切面)：依照这样的布置，地面基本是平的，只是开了些甽。虽说甽要深，但是甽既然要小，就不能很深。甽深一尺，合今6．93市寸，算不得很深，何况深处已近尖角，实际深到七市寸的地方很有限，这也和垄不可高峻的说法相符合。如此说来，它和南方为着排水而做深沟高垄的方法还是不同的。《周礼·地官》“稻人掌稼下地。……泽草所生，种之芒种。”郑众注：“芒种，稻麦也。”贾公彦疏：“以下田种稻麦，故云稼下地。”又《齐民要术·大小麦》篇说：“小麦宜下田”。可见这里所谓下田，还是指黄河流域普通低平而比较湿润的田说的，不同于南方的低湿田。这里作垄的目的，除用甽排水外，也可以用作走道，便于操作，旱时还可以利用甽来灌水。 当初当是平作，作成低畦或高畦是后起的较进步的技术措施。《吕氏春秋》中总括为“上田弃亩，下田弃甽”，并论述作畦方法以及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总结经验提高到系统性理论的一种具体表现。 (四)适当密植 《吕氏春秋·辩土》篇对于适当密植问题，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和实现这种理论的具体方法。首先指出若大甽小亩，只种亩背一狭条，空地窃去禾苗生长的地盘，这是“地窃”；若种得太密，苗太拥挤，互相妨害，因此长不大，这是“苗相窃”；若杂草太多，大量窃去苗的生长地盘，这是“草窃”。必须去掉三盗(即上述三种窃)，才能获得丰收。它的中心思想是，尽量地合理用地面；也就是说，每一植株要给以一定的地面，不可不足，也不要太多，或者有不必要的空白不种处。要求幼苗时不拥挤，排列成行，使能迅速生长；有纵行，有横行，苗间到处通风，使都能长的好；到长大时已经密切靠拢，成熟时互相扶持，使能多产籽粒。还指出肥地可较密，但太密则多秕子；瘠地宜较稀，但太稀则多死亡。这些要求里面，显然意味着合理密植和等距、全苗。 但在当时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不可能播种得十分均匀，而且不能保证全都发芽生长，并全部成为强健的植株，因此创造出一种办法：下种较密(可能是条播的)，发芽生长到一定时候间苗，去弱留强，以达到一定株距和全苗。去弱留强的理由是：“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 究竟株行距怎样?根据上面所说作畦布置和《辩土》所说“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来看，可能是垄宽5尺，垄上种谷子5行，行距1尺(合今7市寸)。但这只是一种推测。 那时所追求的密植，是否达到或接近我们现在先进工作者所用的密植度，那是次要的，因为实际密植到怎样程度，要看种植条件而定。最重要的是这种适当密植的系统性的理论的产生，并且采用相应的具体措施来实现理论所追求的目标。这套理论产生于2200多年以前，直到今天仍然适用，特别值得我们珍视。 (五)掌握农时 《吕氏春秋·任地》篇指出：天时的运行，土地的生产，不和人商量。只有人去抓紧农时，到时即做，时尽即止。不懂事的人，时节还没有到就抢先做，时节已过还想做，或者正当时的期间不认真做，这就不会做得好。种早谷子不把它当做早谷子去种，种晚谷子不把它当做晚谷子去种，所以“粟少而失功”。《辩土》篇又指出：四时依照一定的次序变更。现在耕种而得不到收获的，因为种得太早，或者种得太晚，没有依照寒暑季节，庄稼受灾而不能成熟结实。 《任地》篇指出春耕必须抓紧时间从垆土开始，又说，耕地要在土壤湿润适度的时候，锄地要在地面稍干的时候。《辩土》篇指出，种子发芽生长，先后不齐，但老而死是同时的，所以早生的长出好米，晚生的就不能成熟结子。这些更是细致地说明时间怎样影响农作的效果。 尤其突出的是专门写了一篇《审时》，详论谷子、黍、稻、麻、大豆、麦六种主要作物栽培的得时和先时、后时对生长和收获的影响，影响到茎叶的形状，穗的大小和结子的多寡，子粒的是否饱满和糠皮的厚薄，米的品质，麻的品质，虫害的有无等。最后总结说：所以得时的庄稼兴盛，失时的歉收。收获时，禾稼的体积相等，称起来，得时的重，出粟多。量出一样多的粟，舂起来，得时的出米多。量出一样多的米，吃起来，得时的耐饥，而且得时的吃起来又香又甜，风味好，有益于健康。原文措辞有些夸张，但大体上颇为深入，企图写出系统性的理论。 先秦诸子大都擅长于说理，以上所说五条都表现出一定的理论水平，据此以推测先秦农书的内容，可能包含更多系统性的理论，已经称得起粗具规模的农业科学。 在先秦农学的背后，可以辨别出几种主导思想： 第一是不违农时。除上面所说关于自然方面外，还包括政治上的不要妨害农时，经营上的事前准备。并且早就想办法来记取时间，创造适合于农事的历法，到战国时已知十九年而七闰，已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节气，历法已相当进步。《吕氏春秋·十二纪》逐月安排应做农事，可以说是古人所谓“敬授民时”(见《尧典》)的具体表现。 第二是因地制宜。例如《周礼·地官》说：“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土之物生。”五土指山地、川泽、丘陵、坟衍(坡地)、原隰(高平曰原，低平日隰)五种土地，物生指该五种土地所宜生长的动植物。又如《吕氏春秋·任地》篇所说“上田弃亩，下田弃甽”，以及前面所说统筹土地利用和水利建设等，都是因地制宜的具体表现。　第三是重视人为力量。《荀子·修身篇》说：“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吕氏春秋·长攻》篇说：“良农辩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也，非良农所能为也。”都强调耕者的努力，实是获得收成的基本。而且兴修水利，来和天时不可捉摸的水旱作斗争。 第四是统筹兼顾。表现在多方面。《孟子·告子上》说：大麦同时种而收成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荀子·王霸篇》说：农夫质朴力作而不务他业，“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吕氏春秋·审时》篇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都是兼顾到天地人三方面。上述精耕细作的各项丰产措施，是联系在一起综合运用的；土地利用的统筹，也是统筹的一例。《荀子·富国篇》说：“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理得好)，……民贫则田瘠以秽。”《吕氏春秋·任地》篇：“下知贫富利器”(了解农民的贫富和工具)。还把农民是否有足够的投入再生产的本钱也兼顾到。 第五是掌握自然规律。《吕氏春秋·义赏》篇说：“春气至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春与秋的天时使之)，非自然也(不是草木自己随意生长和黄落的)。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说明古人明了自然界有其一定的规律，必须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之。上述几条也就是利用自然规律的具体表现。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迷信的说法，在农学思想史上也存在着唯物和唯心的斗争。综合以上所说，战国时代开始出现系统性的农学理论，而且已达一定水平，它的一些主导思想也是基本上健康的。这些系统性理论和健康思想产生于此时，也是战国时代农业有了划时代的飞跃发展的标志。
　　三、耕作制度、每亩产量、耕地面积和农产总量的显着变化 (一)耕作制度 原始农业在一块耕地上连年继续耕种，不施肥，到了土中营养物质消耗到不再适合于耕种时就无限期的抛弃，另外开垦新的土地，这叫做生荒耕作制。后来进了一步，抛荒一、二十年，地力恢复后，再去耕种，这叫做熟荒耕作制。大概商代基本上处在熟荒耕作制的阶段。再进一步则为定期休闲制。 《诗经·小雅·采芑》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苗亩。”又《周颂·臣工》说“如何新畲”。开垦的第一年叫做菑(菑有烧刈草木的意思)，第二年叫做新田，第三年叫做畲。在《周礼》中，田有不易(年年耕种的田)，一易(耕一年休一年)，再易(耕一年休二年)的分别；田之外又有莱，莱指“休不耕者此外，《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凡耕之大方……息者欲劳，劳者欲息。”这些说法的背景和对象不一样，但是联系起来看，似乎西周至春秋曾经经历过一个定期休闲制的阶段，到战国时代可能还有残余。 战国时代肥料受到重视，使长期继续耕种而不休闲有了可能。这就产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周礼》说：“不易之田家百亩”，别的也指出战国时代一家耕种的标准面积是百亩(合今28．815市亩)。大概此时黄河中下游基本上已进入连年耕作制。而且在这基础上发生轮作和复种的萌芽。《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似乎已是谷子和麦轮作。不过此时通行的大都还是一年一熟制。 从休闲制进步到连年耕作阶段，这是又一个农业飞跃发展的标志。 (二)每亩产量 精耕细作的种种技术措施，主要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增加生产，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战国初，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已经明白提出提高每亩产量的要求。《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善治”就是投入一系列的精耕细作的技术措施。 让我们探索一下当时每亩产量究竟有多少。 《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那时1亩合今0．28815市亩，1石合今0．1997市石。因此亩收1石半，合今每市亩收粟1．031市石。每市石粟约重135市斤上下，今假定为135市斤，则每市亩收粟139市斤。 《史记·河渠书》载，郑国渠完成后，溉田4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此时秦国改为240方步为亩，1亩合今0．69156市亩。1钟等于6斛4斗，合今1．27808市石。因此，亩收一种，合今每市亩收粟1．848市石，合249．48市斤。 以上是有记载的实数可以折算的。此外，《荀子·富国篇》说：“人善治之，则亩数盆。”据《考工记》说，“盆实二鬴”，鬴是钟的十分之一，等于六斗四升。这里所说“数盆”，至少应当在3盆以上，今假定为3盆，即3．84石，合今0．766848市石。《荀子》所说亩是六国的亩制，100方步为亩。因此，亩收3盆，合今每市亩收粟2．661市石，合359．24市斤。 我们还可以从口粮供应方面估计一下。《孟子·梁惠王上》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按《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说：“食人月一石半”，这是男女老幼每人每月口粮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是定得比较小的。《居延汉简》中有规定男子3．33石，妇女2．16石，儿童1．66石的。就实际数量说，晚周秦汉1石半，约合今3市斗，3市斗粟约可出小米30斤，平均每人每天1斤小米，也是比较少的。现在姑且用这个平均数来计算，每人每月1石半，1年就是18石，8口之家需要144石。照此计算，100亩须能收获粟205．7143石，合今每市亩收粟1．426市石，合192．51市斤。把以上这些计算，合并列为一表 看上表所列每亩产量，显然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这是精耕细作的结果。 (三)耕地面积 《尔雅》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垌。”邑是人的聚居处，郊是耕地所在处，牧是牧地，以外都不是耕地。可以想见古代地旷人稀的景象，居邑和耕地只是像晨星稀疏地散布在广大原野中。商代还往往迁邑和营建新邑，也是在近似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西周末，郑国在今郑州附近建国，还要“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①。春秋时，宋郑两国之间有大片空地，郑国子产和宋国达成协议，谁也不占这片地，后来陆续在那里筑了城邑——弥作、顷丘、玉畅、戈、锡，就成为两国争夺的对象②。中原是当时人口最密的地区，尚且如此，可见荒地还是很多的。到了战国中期，三晋已号称地狭人多了(在当时情况下相对地说，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衡量)。可见已经开垦了大量荒地，显着地扩大了耕地总面积。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许多新的城邑的兴起，尤其是出现大都会(详后)，也帮助说明耕地面积已经也有相应的大量增加。 (四)农产总量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使粮食总产量跟着增加。增加多少?现在虽没有记载可查，但可以从人口的增加情况间接推断。据墨子所说齐、晋、楚、越四大国的情况，估计春秋末列国人口合计，当在1000万左右。到了战国中、晚期，根据苏秦、张仪所说七国兵额推算，再加上其他各国人数，已增加到3000万人左右。考古发掘报告也帮助证实上述推断：“近年各地的调查发掘工作证明，战国遗址和墓葬的分布，远比西周、春秋的多和广，已发掘的战国墓也比西周、春秋墓的总和多5倍左右，这是人口增加和耕地扩大的结果③。”如果粮食供应没有相应的增加，不可能维持成倍增长的人口。人口的大量增加，明显地标志着农产特别是粮食总产量的大量增加。所有这些，都说明战国时代的农业有了划时代的飞跃发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 《左传》哀公十二年。 ③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62页。
　　四、铁农具的应用是产生农业飞跃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划时代的农业飞跃发展呢?首先是因为铁农具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商殷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骨器和蚌器。掘土工具有铲；另外，在一些窖穴的壁上常常发现有双齿木耒的痕迹，这种工具大概也用于挖土或整地。收割工具主要是石镰或蚌镰，刀的数量很少。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的商殷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青铜铲，这是十年内发现的唯一的青铜农具，……和成千的其他质料的农具相比，显然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这就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那些较原始的农具，特别是在强使奴隶进行劳动的情况下，必然像马克思所说的：‘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并且就因为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①’” “整个西周时代的生产工具状况都和殷代的大体相同，仍然是石制、骨制或蚌制的。破土整土工具的铲，以骨制的比较普遍，用兽类的肩胛骨或下颚骨制成，形式很固定，通常上端窄小，两侧有缺口或捆绑痕迹。这种骨铲原来应该装有木柄。石铲和蚌铲发现不多。用于收割的工具以刀为主，与郑州、安阳商殷遗址普遍用镰稍有不同。这里发现的刀和镰多为蚌制，石制的较少。这是西周生产工具的一个特点。从西周的生产工具看，土地的大量开发和深耕细作都还是不可能的②。”即使已经有青铜农具，但使用不广，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很小；因为不论西周是奴隶制还是领主封建制社会，青铜在当时是贵重金属，不会给奴隶使用，农奴要自备农具，也无力置备青铜农具。 铁的发现大概在西周末年，因为《诗经·秦风·驷驖》说：“驷驖孔阜”，驖指铁色的马，这是西周末秦襄公时的诗。据《左传》记载，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晋国以军赋的名义征收铁，来铸造登载范宣子所作刑书的铁鼎，似乎到春秋晚期，铁在民间已经不是稀有的东西，而且冶铁技术已发展到能够生产铸铁，甚至能够铸造如此大型的铁器。但是根据考古报告，现在已发现的铁农具，最早的是春秋末，而且春秋末以至战国早期的铁器出土的数量还很少，只是一些小铁锄、铁削、铁短剑等。“这说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前5世纪)，铁器的使用还不普遍，而且只有小件铁器和小农具。” “到战国中期(前4世纪)，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十年来，在战国七雄的全部地区，都发现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或铁器，出土地点有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等8个省的20处以上的地方。1955年石家庄市庄村赵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即占这个遗址出土的全部铁、石、骨、蚌质工具的65％。辉县的魏墓，长沙的楚墓和兴隆的燕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或铸造农具的铁范也都在几十件以上，其中辉县固围村的五座魏墓就出土了犁铧、钁、臿、锄、镰等铁农具58件。这清楚地说明，到战国中期以后，铁制生产工具在生产上已占主导地位，铁农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③。”在中也有记载证明，孟子曾说“以铁耕乎”，明白地指出在战国中期，铁农具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工具。最初发明冶铁时，炉中温度不够高，炼出的锻铁块需要经过反复加工，才能制成铁器。后来提高炉中温度，能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铸铁；这在冶铁技术上是一次革命，使人们能够更大量、更省力地提炼铁矿和制造铁器。铸造铁器一般使用陶范，只能使用一次，生产效率受到一定的限制。战国晚期铁范的出现(在河北兴隆古洞沟燕国遗址发现40付87件)，又是铸造工艺上的一项重要发展。这种范可以连续使用，铸件也不必再作太多的加工，因此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这些都为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创造了有利条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6—47页。 ②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52—53页。 ③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61页。 铸铁有许多优点，但容易断裂。石家庄赵国遗址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的铁斧，经过考查，它的中心部分是铸铁的白口组织，但边缘层经过柔化处理，含炭较少，这种柔化处理可以克服一般铸铁的脆裂性，扩大铸铁的使用范围。又西安半坡秦墓出土的一件铁凿，经过考查，推测是用含炭量较高的钢，经过多次加热锻打，逐渐由表层至内部改变其含炭量而制成的①。金属加工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铁器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 在已发现的铁农具中，有包镶一字形或凹字形铁口的耜(亦称西或锹)，可用以深翻土地；有犁铧，可用以破土；有钁(大锄)，也可以翻土；有直柄的锄和曲柄的耨锄，可用以中耕除草；有收割用的镰；还有许多斧，可用以斫伐树木。从开荒、整地、中耕以至收获，有了一整套铁制的生产工具了。 魏墓出土的铁犁铧，形制颇大，必须用畜拉才能使用，因此可以肯定已有牛耕或马耕，犁铧作“V”字形，角度有九十度强，又没有犁壁，不能深耕和翻土，耕的质量是不够好的。所以直到战国末，一般还是用耜耕，可以耕深到需要的深度。但是犁耕比耜耕快，自有它的用处，例如开荒而人力不足时，有了犁就便于开荒了。铁犁铧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农具史上一种重大进步的开始。 总之，石制和木制农具的工作效率很低。商和西周虽有青铜农具，但青铜太贵，使用不广。只有价廉质优的铁农具出现后才能广泛使用。试想如果没有铁农具，怎样深耕?怎样大量开垦土地?没有铁锹一类的工具，怎样举办大规模水利工程?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即使早期的质量还不够好，已能使工程效率显着提高，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影响非常大。这是产生战国时代农业飞跃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当时没有具备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就不可能产生这样划时代的农业飞跃发展。但是铁农具的出砚仅仅是提供一个可以产生农业飞跃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实现农业飞跃发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64页。
　　五、农奴的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成农业飞跃发展周初建立领主封建制。它是和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周天子(天下的宗主)以土地和臣分封诸侯及王朝的卿大夫，诸侯以土地和臣民分封侯国内的卿大夫，卿大夫也可以分封其子弟。受封者别出为宗，成为一个新的宗族的始祖，死后由嫡长子继承，成为这一宗族的宗子。宗族的全部土地，世代由宗子继承，不得买卖耕者主要是农奴。宗子在其封疆内是土地所有者而兼专政的首领，也就是领主。一个宗族有自己土地、臣民、刑罚和军队，实际也是一个国。 农奴由领主派给少量土地，称为私田，给他使用，籍以维持一家生计，代价是自备生产工具，到领主的公田上去工作，公田的收获全归领主。这就是古人所谓藉法或助法，也称“藉而不税①”。就是说，藉庶人的劳役助耕公田，而不再向私田收租。农奴必须先耕公田，后耕私田②。除助耕公田外，还有其他劳役．农奴附着于土地，不能自由脱离。 当奴隶通过斗争变为农奴时，从不能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经济，变为占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可以在使用小块私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小私有经济，对劳动生产者确实是一种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