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名人入蜀论略_杨玉华 (1).pdf

第6 3卷 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6 3 N o.22 0 2 3年3月J o u r n a l o f H e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M a r.2 0 2 3宋代文化名人入蜀论略杨 玉 华(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 1 0 1 0 6)摘 要:巴蜀文化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从古蜀文化开始,就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互鉴、相摄共融,并不断碰撞出绚丽火花。到了唐宋时期,大量著名诗人入蜀的现象更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产生“自古诗人皆入蜀”之论。实际上在唐宋时期,除了诗人、作家相继入蜀外,其他文化名家也纷纷入蜀,形成了蜀中文化名家群星灿烂的盛况。考察宋代各个文化领域名人蜀中经历及其文化活动,并对古代文人入蜀的原因和影响进行深入论析,可为探究宋代蜀中文化之鼎盛提供新的视角。关键词:宋代文人;入蜀;文化繁荣;原因;影响中图分类号:K 2 4 4;I 2 0 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0-5 2 4 2(2 0 2 3)0 2-0 0 5 8-0 8收稿日期:2 0 2 21 01 1基金项目: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东 方 古 代 文 艺 理 论 重 要 范 畴、话 语 体 系 研 究 与 资 料 整 理”(1 9 Z D A 2 8 9)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杨玉华(1 9 6 3-),男,云南楚雄人,文学博士,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 一带一路 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从“自古诗人皆入蜀”到“自古文人皆入蜀”自公元前3 1 6年秦惠文王派遣张仪、司马错灭蜀后,丰富灿烂的古蜀文化就融入了秦文化。公元前2 2 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蜀文化自此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大家庭。古代许多非四川本地出生的诗人在入蜀后都取得了显著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以唐宋时期为代表的许多著名诗人,如唐代的“初唐四杰”、杜甫、白居易等,宋代的陆游、范成大、王十朋等。由此,逐渐形成了“自古诗人皆入蜀”之论。“自古诗人皆入蜀”现象表现了巴蜀地区与全国的紧密联系,生动描述了蜀地的人文盛况,深刻揭示了古代诗人的蜀地情缘。因此,有必要对于该说法的由来进行考察。(一)自古诗人皆入蜀有学者认为唐代的韩愈将巴山蜀水的雄奇壮美与李杜诗歌的超拔绝伦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应视作“自古诗人皆入蜀”说的最早萌芽。钱钟书认为“韩愈 城南联句 中的 蜀雄李杜拔 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和他们的诗歌造诣联系起来,宋代也都以为杜甫和黄庭坚入蜀以后,诗歌就登峰造极。”到了宋代,在一些人的作品当中更是明确出现了“入蜀”一词。如南宋王之望 帅漕复次韵再和:“入蜀词人多妙句,向来严杜一编同。”南宋楼钥 送王粹中教授入蜀:“少陵入蜀往来久,须行万里方知诗。”总的说来,唐宋时期人们对于入蜀现象更多地着眼于当时的杜甫等诗词大家。到了明代,以杨慎为代表的文人不再把眼光聚焦在杜甫、陆游等名家个体上,而是以群体视角来观察唐宋诗人的入蜀现象,升庵诗话 云:“张蠙、韦庄、牛峤、欧阳炯皆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清代之后,蜀人李调元在 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 中明确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自此“自古诗人皆入蜀”以成文形式85张仲裁:“自古诗人皆入蜀”小考,宜宾学院学报,2 0 0 9年第9期。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0年,第1 9 9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1年,第2 1 7 0 8、2 9 3 6 4页。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年,第8 7 0页。陈红,杜莉注:李调元诗注,成都:巴蜀书社,1 9 9 3年,第1 3 5页。DOI:10.15991/ki.411028.2023.02.005流传开来。(二)自古文人皆入蜀有学者将唐宋时期的入蜀文人分为三种形态,即贬谪流放、躲避战乱、宦游入蜀等,并认为这些入蜀文人来自各个文化领域,将“皆入蜀”一说的主体扩大到了诗人以外的其他文人群体,并从社会属性来对这些文人与蜀地的情感、关系进行概述。但这种认识只是从整体概念上拓宽了入蜀现象的主体范围,缺乏从具体层面考察诗人以外其他文化领域的文人入蜀现象。明清时代的蜀地文人出于对唐宋时期巴蜀文化盛况的怀念与自豪,提出了“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充满文化自信的说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唐宋时期由于诗词文化的繁荣昌盛,这一时期的文人基本上都会吟诗作赋,因此人们习惯用“诗人”一词来指代所有“文人”。如果仅从唐宋著名诗人在蜀地的历史活动这一角度去考察古代中原主流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互鉴,未免所见甚狭。巴蜀文化的精彩、繁荣也绝不仅仅呈现在唐宋诗人的锦绣诗篇上,还表现在其他文化领域中。综上,本文认为“自古文人皆入蜀”更能准确描述历史上大量外地文人进入蜀地的现象。陈寅恪先生 邓广铭 序 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相比唐代,宋代文化更加繁荣,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化领域也异常兴盛。宋代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不少名人大家,其中一些人与蜀地产生了割舍不断的经历情缘,参与宋代巴蜀文化的建构,助推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却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以下拟以两宋时期各文化领域的入蜀名家为研究对象,以期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对“自古文人皆入蜀”作深入考察。二、宋代入蜀的文化名人(一)宋代名臣多入蜀两宋时期,巴蜀地区凭其丰富的物产资源、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在南宋甚至成了抗金前线,地位十分重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两宋朝廷的许多文臣相继被派遣至蜀地,与蜀地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作为宋代的著名文臣,其入仕后的政治作为、文化活动虽然与蜀地并无明确直接的关联,但他们幼年时期都在蜀地生活过一段时间,有着或深或浅的蜀地情缘。“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而其中又有五位与蜀地有关 “三苏”为蜀人,欧阳修、王安石则有蜀中经历,由此可见宋代蜀中文学之盛。欧阳修出生在绵阳,其父亲欧阳观时任绵州军事推官。四岁丧父后,欧阳修跟随母亲离开蜀地、投奔远方亲人。对此,欧阳修在 七贤画序 中自叙:“某不幸少孤,先人为绵州军事推事,某始生。”可以说,欧阳修终生对父亲的人品道德、文学才华的敬仰之情与其绵州的幼年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欧阳观在绵州的政治抱负、文学思想都影响了儿时的欧阳修。王安石幼年同样在蜀地新繁生活过一段时间,其父亲王益时任知县。宋代蔡絛记载:“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有王提刑者过焉,适大风雨,王心因自负,然独不验。时介甫丞相年八九岁,侍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记载虽有夸张妄诞之嫌,却证明了王安石跟随父亲出任新繁这一事实。司马光作为宋代著名历史学家,关于他的出生地目前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认为其父司马池任郫县县尉时,司马光出生在官廨之内。南宋临邛人张行成 司马温公祠堂记 载:“故谏议大夫司马君池以某年作尉郫邑,越明年五月生公于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称也。”由此可见司马光幼年也与蜀地结下了一份情缘。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作为宋代的朝臣领袖、文坛巨匠,蜀地给他们的童年留下了深刻记忆,对于他们入仕后的政治思想、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宋代还有大批名臣相继入蜀,可以张咏、赵抃、王十朋作为代表,他们不仅为蜀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倡导、参与、襄助,不遗余力地推动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造就了宋代巴蜀文化的彬彬之盛。1.张咏张咏(9 4 61 0 1 5),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人。张咏一生两次入蜀,在世为民景仰,死后其事迹为世人传颂。95伍联群:试论历史上的文人入蜀现象,青海社会科学,2 0 0 9年第2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 0 1 5年,第2 7 7页。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年,第9 5 1页。蔡絛著,冯惠民等点校:铁围山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年,第5 4页。胡昭曦:宋代蜀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 0 0 4年,第7 2页。张咏是北宋名宦,仁宗时期的士大夫将他与赵普、寇准并列为宋兴以来事功最显著的三位名臣。张咏一生以治蜀著称,分别于太宗、真宗二朝两知益州,在平息战乱、恢复经济、关注民生以及规范发行“交子”等方面取得优异政绩,最终使蜀地大治。张咏还注重文治,在蜀期间大兴教育,礼贤下士,引导蜀人的仕进风气,使蜀地文风大振。“自是蜀人不以千里为远,来学者众。”其精神品格、政治功绩对于蜀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咏在益州期间,注重改善、革除当地落后风习,因此其诗歌一大内容就是关注成都的民俗风习。二月二日游宝历寺马上作 云:“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摇似欲乘烟霞。花间歌管媚春阳,花外行人欲断肠。”作为一个富有浪漫气质的文人,他惊叹于成都的艳丽美景。但是作为地方长官,他身怀教化地方民众的重大责任。因此,他在最后告诫:“但使家肥存礼让,岁岁春光好游赏。”他没有迷失于描写蜀地软媚艳丽的景色中,而是充分发挥诗词的美刺教化功能,对于当时蜀地的奢靡之风表示明确反对。早在第一次入蜀期间,他目睹蜀地遭受战乱、满目疮痍,有感而发,作 悼蜀四十韵 长诗,认为造成蜀地祸乱的一大缘由就是“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因此“侈极祸必作”,并认为救治蜀乱的方法是“移风复俭约”,改变奢靡的风俗,以“淳化”宣导蜀地民情。他在送别出蜀贤才的诗中更是深切表达了对于蜀地士子的殷切期盼,其 送张及三人赴举 云:“才雄扬子云,古称蜀川秀。千载遗英声,三贤继其后。文章积学成,孝友亦天授。远郡得充庭,期将免固陋。”希望蜀地士子能够在朝廷大有作为,并改革巴蜀长久以来的陋习。张咏在蜀地创作的诗歌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诗歌对现实内容的反映,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这种刚劲雅正的现实主义风格对于后来宋代文人入蜀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2.赵抃赵抃,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学识、德行、政绩为世人所称道。赵抃一生曾四次入蜀,政绩优异。赵抃在入蜀后,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还编撰出 成都古今集记。首先,与蜀中文人交游广深。赵抃游历了巴蜀地区的自然风光,结识了许多蜀地的文人佳士,流传最广的是与三苏父子、文同的交往。嘉祐五年(1 0 6 0),赵抃出于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赞赏及对苏洵才能的认同,向朝廷极力举荐三人。苏辙在 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 中记录了他与赵抃见面的相关经历:“始见公于成都,中见公于京师。其容晬然以温,其气肃然以清。”赵抃与苏轼的友谊更是值得称赞。赵抃当上太子少保后,苏轼写下 贺赵大资少保致仕启 以祝贺,并流露出对赵抃的仰慕之意。赵抃去世后,苏轼写下了 赵清献公神道碑,记录下赵抃一生的经历和功绩,文字间充满了对赵抃的崇敬与赞美之情。赵抃与文同的交往不仅出于两者在政治、文学上的相惜,也是建立在二者德行的基础之上。文同(1 0 1 8-1 0 7 9),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四川盐亭)人,著名画家、诗人。1 0 5 0年,时任江原县令的赵抃作 题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 一诗,对刚任邛州军事判官的文同以韩愈学生自居的态度大加赞许,还勉励文同要终身坚持韩愈的文学主张。1 0 6 5年,赵抃上任成都不久,其子赵屼在洛阳病逝,给赵抃造成巨大打击,并向文同倾诉悲伤情绪。文同为此写下了 试秘书省校书郎赵君墓志铭 一文以此来纪念好友儿子短暂的一生。其次,“中和之政”及发展教育。赵抃治蜀,以身作则、宽厚为政,为蜀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宋英宗评价说:“赵抃为成都,中和之政也”。他为政简易、宽贷民力、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尤其重视教育,并将劝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化手段。知江原县时,他作诗 劝学示江原诸生:“任从客笑原思病,莫管时几孟子迂,”以此来教导诸生要一心求学,不要因为世俗的看法而荒废学业。在知成都府期间,又作 劝成都府学诸生:“学初心勿动华纷,须念文翁昔日勤。为语诸生期远到,天衢亨处有青云。”劝导诸生要脚踏实地、勤奋好学,鼓励他们付出就会有回报。他还主持兴建了杜工部祠:“杜工部祠在江原县,宰邑赵抃建。昔杜甫依髙适,寓于此,颇多题咏,故为立祠。”再次,在蜀期间的文化创作。赵抃在蜀时间长06刘敞:公是集 卷4 1,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3 5年,第4 9 3页。张咏:张乖崖集 卷1 2,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年,第1 3 0页。张咏:张乖崖集 卷4,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年,第1 9页。张咏:张乖崖集 卷2,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年,第8、1 6页。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 卷2 0 9 6,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 0 0 6年,第1 9 0页。苏轼:苏轼文集 卷2 3,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年,第9 2 9页。脱脱:宋史 卷3 1 6,北京:中华书局,1 9 7 7年,第1 6 3 3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1年,第4 1 6 6、4 1 9 0页。祝穆:方舆胜览 卷5 2,北京:中华书局,2 0 0 3年,第9 3 1页。久,创作出了大量关于巴蜀地区的诗词文章,涉及了山水、风俗、名胜、古迹、政事等蜀地人文地理。赵抃的蜀中诗在内容题材上以唱和诗、寄酬诗、送别诗和纪游诗这些社交意味较浓的诗为主,在风格上清丽劲健,审美醇正高雅,语言质朴简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蜀地的诗风和学风。赵抃还编撰了 成都古今集记 一书。该书史料丰富,考订精审,涉及古时成都的郡邑、山川、街坊、城墙、寺观、宫室的古今沿革变化,是一部重要的百科全书式的地方史志,为后人研究当时蜀地的自然地理、人文风情留下了详实、可靠的史料。3.王十朋王十朋(1 1 1 2-1 1 7 1),乐清左原(今浙江乐清市梅溪村)人,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1 1 6 5年,王十朋奉命知夔州(今重庆奉节),为治理夔州做出巨大贡献。如重整“义泉”、买山植树、修筑城墙等,而最可称道的文化功绩就是修建武侯祠。他十分敬仰诸葛亮,写下了大量有关诸葛亮的诗文。三国时期,诸葛亮曾经在夔州屯兵,隋唐时建有武侯祠,但是年久失修,庙堂坍塌,为了让后人瞻仰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王十朋组织人员修葺了武侯祠,并撰 夔州新修诸葛武侯祠堂记 以记其事。新祠传承、发扬了四川的传统文化,为后人祭祀缅怀先圣提供了场所。王十朋留下了许多记录蜀地风土人情的诗歌。他喜欢将诗歌作为日常行政事务的记录载体,并以此来实现教化目的。他的 给水 买山 种柳 修垒 以及 夔州论马纲状 再论马纲状 等作品,可视为治蜀实录。他十分关心当地的民情风俗,如 人日游碛 一诗描述道:“好遨蜀风俗,夔人贫亦遨”,记录了夔州过节的民俗活动。还作 上元山中百姓出游作三章谕之,描绘元宵佳节百姓出游的情景:“邻里相呼入郡城,巴歌楚舞沸欢声。三宵游罢同归去,勉力耕桑事父兄。”总之,王十朋在蜀地所创作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巴蜀地区特色,是南宋时期巴蜀文学史上的重要内容,对后世研究这段时期的夔州历史人文有着较高的价值。(二)理学名家入蜀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而蜀中理学也异常发达,形成了与洛学、关学、闽学等并驾齐驱的“蜀学”,而且理学重要人物“北宋五子”都和巴蜀地区有着紧密联系和深厚情缘。南宋巴蜀本地的理学家魏了翁在 简州四先生祠堂记 中道:“元公(周敦颐)官巴川,纯公(程颢)、正公(程颐)侍亲入蜀,张少公(张载弟戬)出宰金堂,蜀之人士于是数君子皆未尝不得从焉。”程颐、周敦颐、邵雍等人的理学思想对于巴蜀理学的兴盛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程颐程颐(1 0 3 31 1 0 7),世居中山,后徙为河南府洛阳人,世称伊川先生,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早年学于周敦颐,接受了周氏理学思想的熏陶,在蜀地期间接触了巴蜀本地的理学文化,使得其理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最终成为宋朝一代理学巨擘。程颐第一次与蜀地结下情缘是其父程珦担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这一段时间。程珦知汉州的时间,盖在治平四年(1 0 6 7)神宗即位以后至熙宁三年(1 0 7 0)以前。此时正值神宗大兴州学,程颐遵父命两次写信特请当时绵竹的著名文人宇文之邵出典州学,表达自己对于朝廷兴学意义的理解。在此期间,程颐还考察了以往成都太守的政绩,写出了 记蜀守 一文:“所谓善者,得民心之悦,固有可善焉。所谓最不善者,乃可谓最善者也。”表现了自己成熟的政治思想,给予在百姓中名声不佳的成都太守蒋堂不一样的评价。程颐前往成都时,还与当时的成都太守范纯仁相交。有记载称:“范尧夫为蜀漕,成都帅死,尧夫权府。是时先生随侍过成都,尧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门头僧寺相见。”“二程”蜀中闻 易 的故事,大概就发生于这段时间:“先生过成都,坐于所馆之堂读 易。有造桶者前视之,指 未济卦 问。先生曰:何也?曰:三阳皆失位。先生异之,问其姓与居,则失之矣。易传 曰 闻之成都隐者。”这段成都民间造桶人给二程讲解易学的奇闻表明了当时蜀地易学的兴盛。后来,二程成为一代理学大师,袁滋问 易 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袁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语也。篾叟、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可见当时蜀中民间易学之发达。在此背景下,涌现出了一批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易学家,较著名的有陈抟、龙昌期、谯定等。16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8,第5 4 3页。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4 2,四部丛刊影宋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 9 7 9年,第1 4 2 6页。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 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0年,第5 8 6页。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 卷1 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0年,第4 8 1页。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 卷1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0年,第4 1 2页。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 9 7 7年,第9 2 8 8页。绍圣四年(1 0 9 7),程颐因党争被贬至蜀地涪州编管,遂再次入蜀。程颐谪留涪州期间,不见有丝毫抑郁之意,他安心治学、心态平静,精神面貌更胜以往:“伊川归自涪州,气貌容色皆胜平昔。门人问何以得此?先生曰 学之力也。大凡学者,学处患难贫贱,若富贵荣达,即不须学也。”正是这种精神境界使程颐完成了 周易程氏传,成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作。据考证,程氏 易传 就定稿成书于其编管涪州时。虽然完成 易传,但是程颐并没有将其对外传播,致使该书在一段时间内失传。后来其弟子尹敦入蜀,寻到该书,使其重显于世。程颐在入蜀期间所收下的巴蜀籍弟子更是将其在蜀地广泛传播,使得程颐的学术思想得以在巴蜀大地获得了充足发展。这样的学术交融使得宋代理学不断发展的同时,又附带上了巴蜀文化的特色。总之,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巴蜀学者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巴蜀学术也打上了深深的理学烙印。2.周敦颐周敦颐(1 0 1 71 0 7 3),号濂溪,湖南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其开辟的学派称“濂学”,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朝理学思想开山鼻祖。周敦颐在合州为官的经历对于其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宋仁宗嘉祐元年(1 0 5 6),周敦颐入蜀为官,出任川东军事要地合州(今重庆合川)的签书军事判官。周敦颐来到合州后结识了许多富有学问的蜀地人士。一是与吕陶的交往。吕陶(1 0 2 7-1 1 0 3),成都人,时任合州铜梁县令。吕陶送别周敦颐离任时所写的 送周茂叔殿丞并序 清晰地反映了二人的友谊。该文的序记载:“舂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学博,读 易 春秋 探其原,其文简洁有制,其政抚而不柔。与人交,平居若泛爱。”吕陶对于周敦颐的才学、政事、品格有着非常高的评价。二是与费琦的交往。费琦(1 0 2 71 0 8 0),成都人,时任合州赤水县令。周敦颐曾与他共游山水,二人为此写下唱和诗。喜同费君长官游 一诗表现了二人相同的志趣:“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费琦应和:“平生癖爱林泉趣,名利萦人心未闲。不是儒流霁风采,登山游骑恐难攀。”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相同志趣为他们的友谊奠定了坚实基础。费琦对于周敦颐的才情表示高度赞赏,呈谢通判殿丞宠示游山之作 曰:“夫君落笔尽珠玑,不比相如意思迟。从此洛阳须纸贵,夜来新有爱山诗。”三是与傅耆的交往。傅耆,遂宁人。相比其他人,周敦颐与傅耆二人在学术上有着密切的交流。二人都精通理学,经常切磋。周敦颐常常把自己的文章寄给傅耆,傅耆自己也称:“屡得观雄文,以为模范”,尤其对于周敦颐在合州所写的 说姤 一文更是非常佩服,称“意远而不迂,词简而有法”。二人长期通过书信而进行学术与思想上的交流,使得傅耆对于周敦颐的传道授业之恩深为感动,在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博 诗中深切表达了对于周敦颐的敬慕之情:“毕力为徒弟,强勉攀高躅。”自称为周敦颐的徒弟,愿毕生追随。周敦颐通过与这些蜀中有学之士的山水游乐、学术探讨,与巴蜀地域文化产生了紧密联系,而这些人通过与周敦颐的来往不仅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也丰富了巴蜀学术的内容。周敦颐作为北宋理学巨擘,在合州这一段时间,写下了不少表达自己理学思想的文章,如 说姤就是属于解 易之作,当然最出名的还是其 养心亭说。嘉祐四年(1 0 5 9),周敦颐在合州任上的第三年,当地一名乡绅名为张宗范,十分仰慕周敦颐的学识,拜其为师,自身学识日益精进,同时将居家之所和花园捐献出来,让周敦颐用以筹办州学。为了纪念和周敦颐一起办州学这件事,张宗范将花园居所后的小山命名为“学士山”,并修筑了一座八角亭,周敦颐题名“养心亭”,且撰写了 养心亭说一文,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两个观点:一是修养至圣:圣贤之质并不是天生的,而应通过养心,不断地修炼才能达成。二是寡欲至于无欲:通过养心去欲,达到无欲状态,才可能达到贤圣境界。养心亭说作为蕴含周敦颐廉洁思想的重要理学著作,对于当时巴蜀文人身上的轻狂奢靡之风起到了针砭作用,对于当时蜀地的民众也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3.邵氏祖孙邵雍(1 0 1 11 0 7 7)作为北宋五子之一,在宋代2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 卷1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0年,第4 3 0页。余敦康:伊川易学的形成与发展,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 0 0 0年,第2 0 7页。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卷7,长沙:岳麓书社,2 0 0 6年,第1 4 4页。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卷6,长沙:岳麓书社,2 0 0 6年,第1 0 7页。周敦颐: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2 0 0 7年,第1 2 6页。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卷7,长沙:岳麓书社,2 0 0 6年,第1 1 7页。理学中的地位非同凡响,其思想体系对于后人有着巨大影响。据传邵雍曾到夔州,其子邵伯温及孙邵溥、邵博都曾入蜀,与蜀地有着深厚的联系,都在蜀地为官多年并最终在蜀地去世,邵氏之学遂盛行于蜀。邵伯温(1 0 5 5-1 1 3 4),雍子,继承并发扬了邵雍的学术思想。宣和七年(1 1 2 5),出知果州(今四川南充)。翌年,擢提点成都路刑狱,后因固守剑门升任利州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1 1 3 4)卒于任上,著有 邵氏闻见录 等。邵博,邵伯温次子,绍兴九年(1 1 3 9)出知果州,绍兴二十二年(1 1 5 2)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又曾在雅州为官,最后卒于犍为县,著有 邵氏闻见(后)录 等。邵氏祖孙与蜀地的文化互动可以邵伯温为证。邵伯温入蜀年间恰逢两宋之交,为躲避战乱,北方士民普遍南迁。邵伯温入蜀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也与邵雍早年留下的嘱咐有关:“世行乱,蜀安,可避居。”自出知果州,邵伯温在蜀地仕宦共达十年之久,其间政绩斐然,为百姓所爱戴。其治蜀期间政绩大致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举荐贤能。邵伯温善于发现人才,举贤任能。如作 荐杨汇状 举荐布衣:“成都府布衣杨汇,学行甚高,志节甚苦,于本朝典礼、故家氏族、奇字异书,无所不知,杜门陋巷,若将终身。伏望朝廷特加聘召。”邵伯温是一位善于发现人才、荐贤举德之士。二是坚守剑门。邵伯温与卢法原坚守剑门,使得叛军退却,保得蜀地一时安宁。文载:“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斌遂自武兴谋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卢法原与本路提点刑狱邵伯温共议遣兵扼剑门拒之,斌乃去,蜀赖以安。”邵伯温因固守剑门,使百姓免受战火。三是注重民生。爱民如子、关注百姓利益是邵伯温执政的显著特点。他“知果州时,请罢岁输泸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逢遇上司“奉诏划刷四川岁羡,欲尽取常平所储钱。提点刑狱公事邵伯温皆持不可”。从中可以看出,邵伯温维护百姓利益,为百姓减轻负担,敢于为百姓发声。邵伯温治蜀期间,凭借其优秀的政治才干,稳定了蜀地的政局、对两宋之交四川地区的社会治理有一定贡献,也给后世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在蜀地期间,邵伯温创作许多诗歌,其中比较常见的内容是对蜀地自然风光、人文风俗的描绘。如 元夕:“从昔遨游盛两川,充城人物自骈阗。万家灯火春风陌,十里绮罗明月天。”充分展现了果州的丰饶物产与浓厚的人文气息。邵伯温对果州的柑橘特别热爱,曾在 观进黄柑 中写道:“果州多黄柑,初比橘柚贱。一朝贡神州,妙极天下选。”邵伯温一生著述颇丰,其文化活动更多集中在理学领域。邵伯温在蜀十年,对于邵雍的理学思想发扬光大,对传播邵氏学术起了很大作用。资中人李石称:“凡向之以文字往来者,如大苏尚书公符、小苏博士公籍、喻驾部汝砺、运副范公瓒、检讨邵公博,石与使君日处其间。其诸公之群从子弟,执门生弟子礼者多名人,日沓沓说文不离口,而所得于渊源有自者,未论其人,文可知也。”这些史料记载了邵雍子孙在蜀地传播理学的情况。也正是由于邵伯温等人的努力,使得邵雍学说在巴蜀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三)其他入蜀的著名学者晁公武(1 1 0 51 1 8 0),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南宋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人称“昭德先生”,其父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晁冲之。晁公遡,号嵩山居士,公武之弟。公武之兄公休亦有文名,高宗建炎中为汉阴令,后被张浚(今四川绵竹人)辟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粮料官。是知晁氏三兄弟皆与蜀中有缘。不过,晁公武、晁公遡在巴蜀地区创下了斐然的文学与学术成绩。特别是晁公武,他一生与蜀地结下诸多情缘,其传世名著 郡斋读书志 就是在蜀地完成编纂的,逝后葬在嘉州(今四川乐山)。晁公武、晁公遡年轻时,北宋覆亡,金兵作乱,其父以身殉国。晁公武兄弟辗转来到巴蜀,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大半人生。晁氏兄弟来到蜀地,投奔当时在涪州担任知州的“孙姑丈”孙仁宅。晁公遡 上张待制札子云:“某生十一年而孤,为孙姑丈所教育。”孙仁宅曾给予他们照顾与教育。晁公武在涪州生活期间,曾多次出游名胜白鹤梁,且结识了眉州文人喻汝砺。客居涪州期间,晁公武收集、整理父亲晁冲之的36王应麟:困学纪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 9 9 8年,第2 9 8页。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年,第1 7 3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 9 8 8年,第1 9 3页。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年,第1 2 8 5 3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 9 8 8年,第2 9 8页。王象之:舆地纪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1 2年,第3 3 5 83 3 5 9页。李石:资州程使君墓志铭,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0年,第1 5 0页。晁公遡:嵩山集 卷3 4,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1 1 3 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 9 8 6年,第1 8 6页。遗稿,编撰 晁具茨先生诗集,于绍兴十一年(1 1 4 1)九月邀请喻汝砺作序,并请孙仁宅帮忙雕刻于忠州(今重庆忠县)丰都观。该诗集也是后世所能见到的晁冲之唯一的文集。晁公武曾游览忠州名胜丰都观并作 丰都观 诗,就笼罩蜀地的鬼神信仰表示否定和批判,表现了一种求实、理性的精神。绍兴二十六年(1 1 5 6),晁公武到合州做官,非常喜爱合州的自然风光,为此建造了一座观景楼,并作 清华楼记 一文以为记:“予雅闻其山水之美,既承守之,意谓必有环伟绝特之观。始大爱之,遂谋筑层楼以览其形胜,工未迄而引去。以清华名之。”晁公遡跟随其兄公武入蜀后,同样在蜀地游历多年,他在 自过犍为山水益佳 中言:“客游三十年,不出僰与巴。儿女长峡中,老妻发已华。”相比晁 公 武,他 出 仕 的 时 间 略 早。绍 兴 二 十 五 年(1 1 5 5),他应邀去夔州转运判官王珏部下做属官。绍兴三十一年(1 1 6 1),晁公遡知梁山军(今重庆梁平),任期内,金人对南宋边防形成严重威胁。他上书负责四川地区军政的大臣,对夔门内外的边备策略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议:“公遡在蜀久,于其山川险阻亦粗识之,按夔之地图,自夔至夷陵,其间通谷数道。夔之兴宁乡、万之渔阳乡,其人皆勇壮伉健有过于正兵,如有愿自效于戎行者,役钱之外一无所征,大不过捐千户之赋耳。”晁公遡的这番建议,体现了对于蜀地环境、交通、民俗的熟悉,也表达了爱国情怀。宋代的成都、眉山一带是当时的书籍雕版印刷即刻书中心。也许正是在这种书籍、史料、典籍等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晁公武才能在目录学上取得巨大成就,从而编撰出传世巨作 郡斋读书志。晁公武能够编成此书,与他当时交好的四川转运使井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井度,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此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收藏很多书籍,并在后来将这些书籍送给了晁公武。当时的晁公武在荣州(今四川荣县)做官,得到这些书籍后,经过仔细整理、钩玄提要,最后于绍兴二十一年(1 1 5 1)编成 读书志,又因为是在郡斋(州官的办公处)校写的,故又叫 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录,它收录丰富,内容翔实,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它的出现是宋代蜀地发达的印刷业的产物,同时又促进了蜀中图书业的发展。三、宋代文化名人入蜀的原因及影响(一)宋代文化名人入蜀的原因 宋代大批文化名人入蜀有不同的原因。就前述的入蜀文化名家来看,张咏、赵抃、王十朋入蜀是因为朝廷派遣入蜀任职,程颐入蜀兼有跟随其父宦游与自身遭贬谪的原因,而晁氏兄弟则是因躲避战乱迁移蜀地。宦游、贬谪、避乱三种形态可以看作宋代文人入蜀的基本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环境和入蜀者单方面来考察的,忽略了巴蜀独特的地域文化吸引力这个因素。巴蜀地区丰富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习俗也应是吸引宋代(包括其他时代)文化名人入蜀的重要原因。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吸引力,大致有如下数端: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巴蜀地区处于四川盆地当中,山川重阻,道路艰险,成为历代重要的军事要地、战略要地,不仅为其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地缘优势,而且崇山峻岭在作家眼中还成为名山大川,道路艰险在诗人笔下结晶为奇情壮采,山川阻隔在文人想象中成了连绵的相思和“山无陵”的爱情誓言,因而造就了属于蜀地独有的诗歌意象。杜甫、白居易、陆游、范成大等一大批唐宋著名诗人入蜀后,感叹于蜀地山川的雄拔峻险与奇丽多姿,自身的诗意文思和奇情壮采被激发、升华、催生,纷纷结晶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带来的政治优势以及秀美山川所具的文学创作优势,无不吸引世人对蜀地的心驰神往。二是丰富的物产资源。巴蜀地区不仅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山峻水秀,还物产丰富、生活成本较低、居之颇易。左思的 蜀都赋 对于成都的丰富物产有生动描绘:“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此外,还有诸多赞颂成都平原肥沃富饶的论述,如常璩 蜀志 说:“(成都)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下谓之天府也。”陈寿赞扬:“益州险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诚然,自李冰父子治水之后,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到了汉末三国时代,本用来指称关中平原的“天府之国”悄然成46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 第2 1 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 0 0 6年,第1 7 1页。晁公遡: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 卷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 0 0 4年,第7 4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 9 8 8年,第3 1 7 6页。萧统:昭明文选(上卷),北京:京华出版社,2 0 0 0年,第1 1 5页。常璩: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 0 0 7年,第1 0 3页。陈寿:三国志,武汉:崇文书局,2 0 0 9年,第4 1 1页。了成都平原。正是在这种丰富的资源环境条件下,成都赢得了“列备五都”、“扬一益二”等美誉,也才使得入蜀文人不会为生计发愁,能够以一种安闲舒适的心境来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从而诞生出诸多传世名作。三是颇富魅力的人文风俗。四川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巴蜀地区相对封闭独立,从而造就了巴蜀地域文化习俗的独特性、神秘性,使得古代文人感到新奇,极欲入蜀一探究竟。游乐文化是巴蜀地区地域文化的代表,入蜀文人受其影响,被这种自由狂荡的风俗习气所感染,激发自我生命中最本能的因素,并以极其个性化的方式凸显在作品当中。也有入蜀文人认为巴蜀地区的这种游乐文化带来了一种骄逸奢靡的风气,并在入蜀作品当中加以批判、教化。但不管是赞颂还是批判,蜀地独特的人文风俗都深深地吸引着入蜀文人流连忘返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成都印象”。(二)宋代文化名人入蜀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蜀本地的先民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融合外来人群与外来文化并取得成就的历史。”古代文人入蜀给巴蜀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是推动了蜀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宋代入蜀的名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朝廷官员,入蜀后,治蜀理政成为日常主要活动。上述几位名臣如赵抃宽贷民力、张咏发行交子、王十朋修建义泉等,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造福民生等方面展现了非凡的执政能力,极大地推动了蜀地经济的繁荣、民生的改善,而这些正是巴蜀文化得以繁荣兴盛的物质基础。二是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宋代入蜀文人大都重视教育。以赵抃、王十朋、邵伯温为代表的宋代文化名人通过兴办州学、劝学、兴建历史名人祠庙等方式达到教化蜀地民众的目的,在改良蜀地陋习的同时,又提升了当地文化的整体水平,为蜀地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巴蜀本地的人才或在本土为巴蜀文化的建设发展贡献力量,或通过科考入仕出蜀宦游,又推动了巴蜀文化在全国的传播,提升了蜀文化的影响力。此外,以程颐、周敦颐、邵雍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大家推动了蜀地理学的繁荣发展,以晁公武为代表的学者则结合蜀地本土的文化优势,创造出流传千古的文化名著。三是造就了文学艺术的鼎盛。两宋时期,北方士族和文人大量入蜀,给蜀地的各个文化领域带来新的活力,其中文学艺术更是在入蜀文人的参与、推动下达到巅峰。入蜀文人在与巴蜀地域文化的碰撞、互鉴和融合、互摄中,迸发出创造的激情和灵感的火花,共同造就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巴蜀高峰。四是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互鉴。据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期,古蜀王国便与印度和东南亚等海外有了文化交流。同时,巴蜀文化也很早就开始了与国内其他不同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到了唐宋时期,大量士族和文人的入蜀使得这种文化交流达到历史高峰。古代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单一,导致这种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成为各地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入蜀的外地文人将各自地区的文化因子带到巴蜀地区,出蜀的时候也将自身在蜀地的所见所闻以诗歌等作品形式传播至全国各地。程颐在涪州完成了 伊川易传,周敦颐写成了哲学名篇 养心亭说,晁公武的 郡斋读书志 得以问世,这些著作都在无形中扩大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力。结 语入蜀文人在受到巴蜀地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巴蜀地区之所以吸引众多名人墨客前往,除了地域文化自身的特殊魅力之外,还有其他地域文化因受巴蜀文化影响而“溯源返观”即欲以“目见”证实“耳闻”、以“身游”验证“神游”等原因。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本土的蜀人(不论留居本土还是出蜀)与入蜀的文人(特别是文化名人)的通力合作,成就了宋代巴蜀文化的鼎盛。这也昭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