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docx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着名导师。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 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如张心澂着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本梁说。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部分即梁氏之说。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书，在论辨别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对梁氏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余嘉锡早在30年代就有异议，其说主要见于古书通例一书，可惜并未为世人所重。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阜阳竹简、定县八角廊竹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竹简、荆门楚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学者们开始发现，疑古辨伪运动固然在史观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的“伪书”并不伪。80年代后期以来，时贤对疑古辨伪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开始进行深层的反思，李学勤先生的对古书的反思、李零先生的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可谓代表。平反疑古辨伪所造 成的冤假错案必须反省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理论依据，而梁启超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理应成为我们反省的首选。梁启超关于辨伪方法的系统性论述首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系梁先生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讲演之讲稿，同年11、12月改造杂志第4卷3、4号揭载部分，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在该书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梁先生提出12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1924年春，梁先生着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此“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后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12、13、15至18号，并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其第四节辨伪书中梁先生总结出清儒辨伪的6条“重要方法”。1927年2月至6月，梁先生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学期，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记录，辑为一书。其第四章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分传授统绪和文义内容两大项，提出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辨伪方法，可谓集古今辨伪方法之大成。下面，笔者就以梁先生此说为主，参以前两说，平议其是非短长，以为借鉴。梁先生从传授统绪辨别古书真伪，第一条标准就是看旧志是否着录。他说：我们除汲冢书以外，无论拿着一部什么古书，只要是在西汉以前的，应该以汉志有没有这部书名，做第一个标准。若是没有，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西汉一代，勤求古书。民间藏匿的书，都跑到皇帝的内府中秘去了。刘歆编校中秘之书，着于七略。他认为假的而不忍割爱的则有之，有这部书而不着录的却没有。我们想找三代先秦的书看，除了信汉志以外，别无可信。所以凡刘歆所不见而数百年后忽又出现，万无此理。其逻辑推导是：天下所传先秦、秦、汉书，尽藏于中秘，刘歆七略尽收中秘之书，汉志尽可代七略之功用，所以汉志未着录之书，“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这一推理，其大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余嘉锡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云：七略及汉志，皆有不着录之书也。以班固本书之说推之，其故有三：一则民间所有，秘府未收也。楚元王传曰：“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云“世或有之”，明非秘府所有，“或有”者，如今人言版本学者所谓少见云耳。以其传本少见，秘府无其书，故不着于录。一则国家法制，专官典守，不入校雠也。礼乐志曰：“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着，民臣莫有言者。”夫礼仪律令，既藏于理官，则不与他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者同。后汉书曹褒传言“班固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固既深惜汉典之寝而不着，及亲得其书，乃不与刘向、扬雄、杜林书同入艺文者，盖班固作志，用七略之成例，七录不录国家官书，故不得而入之也。一则前汉末年人着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汉书亦遂不补也。七略之作，由于奉诏校书，故当时人着作，成书较后者，皆不收入。班固直录七略，新入者仅三家，刘向、扬雄，以大儒负盛名，杜林仓颉训纂，因其为小学书，家弦户诵，故破例收入，其余皆不甚留意。王莽传之乐经，律历志之三统历，并不见录，他可知矣。艺文志于汉时书，不尽着于录，证之本书，章章可考。其他古书，真出于西汉以前而不见于志者，皆可以三例推之。从出土材料的情况看，余说是确凿不移的。着名的石鼓文，共诗十首，徐宝贵先生通过字形的详细分析，认为其系春秋中期左右的作品，可谓的论。10这十首石鼓诗，汉志、隋志皆无着录。着名的楚帛书，有四时篇，天象篇，月忌篇，出于战国楚墓，此书也不见于汉志等史志目录。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如五行、二三子、要、缪和、昭力、五十二病方诸种，皆未为汉志所着录。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里，此 类情况尚多。如以是否见于汉志来判断真伪，上述出土佚籍则皆为伪，岂不谬哉！所以，无论 从文献还是从出土材料看，梁氏的这“第一个标准”就不能成立。梁先生古书辨伪的第二个法门是：“从前志着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11梁先生的这一判断，实质是假定后志的作者尽见流传于后世的前志着录之书并皆收录。正因为是尽见着录，所以当“异本突出”，尽管前志已有着录，但后志不载，则定其为伪。这一推论的前提同样成问题。隋书经籍志序云：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12余嘉锡先生说：既于旧录有所删去，则六朝以前古书为所刊落，不见于着录者，必甚多。故为唐人所不满。旧唐书马怀素传言怀素于开元初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以后着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证。”新、旧唐志所载隋以前书，多隋志所不着录或注为残缺亡佚者，则怀素所谓古书近出，阙而未编者也。旧唐志本之毋炬古今书录，新志本之四库书目，二书皆修于开元时，正在怀素之后。故其所录，当为可信。而后来目录家之论古书者，或反以隋志不着录，至唐复出为可疑，其亦不考之甚矣！清章宗源尝作隋志考证，有王应麟之例，每类补入不着录之书。今其全稿已佚，只存史部，就其书考之，几补六百一十九部，志注为梁有隋亡，或残缺者，尚不在此数。推之经、子、集三部，至少当亦不下一千余种，亦可骇矣！13汉书艺文志着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颜师古注曰：孙膑。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等皆不见着录。日人斋膝拙堂以为吴孙子系孙膑所着，孙膑与孙武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实际否定了齐孙子一书的存在。14国人钱穆、金德建皆袭其说，15几成定论。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既出土了吴孙子，又出土了齐孙子。后者存三十篇，整理者分为上、下两编。又汉书艺文志着录有黄帝四经四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载，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乙本老子前，有古佚书四篇，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唐兰先生认为它们就是汉志里的黄帝四经四篇。16赞同唐说者不乏其人。17竹简本齐孙子和帛书黄帝四经皆属“异本突起”，“前志着录，后志已佚”，如依梁氏之标准，当被 定为伪书或可疑之书。所以，无论考之出土材料，还是证之文献，梁氏的这第二个法门也是成问题的。梁先生的第三个方法是：“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可疑。”他说：这有二种：一是减少的，一是增多的。减少的，如汉志有家语二十七卷，到了唐书艺文志却有王肃注的家语十卷。所以颜师古注汉志说：非今所有家语。可见王注绝非汉志原物，又如汉志已定鬻子二十二篇，为后人假托。而今本鬻子才一卷十四篇。又说公孙龙子有十四篇，而今本才六篇，又说慎子有二十四篇，而唐志说有十卷，崇文总目说有三十七篇，而今本才五篇。这都是时代愈近，篇数愈少。这还可以说也许是后来亡佚了。又有一种，时代愈后，篇数愈多的，这可没有法子辩说他不是伪书，如鶡冠子，汉志才一篇，唐朝韩愈看见的，已多至十九篇，宋朝崇文总目着录的，却有三十篇，其实汉志已明说鶡冠子是后人假托的书，韩愈读的，又已非汉志录的，已是伪中伪，崇文总目着录的，又非韩愈读的，更是伪中的伪又出伪了，又如文子，汉志说有九篇，马总意林说有十三篇。这种或增或减，篇数已异，内容必变，可以是伪书，最少也要怀疑，再从别种方法定其真伪。18古书“时代愈近，篇数愈少”，个中原因，梁先生也知道是“后来亡佚”，怎能据此而定真伪呢？其所举孔子家语例，似乎是铁证。但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有一块木牍，“今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这些篇题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19阜阳汉简整理组的另一篇文章则直接说：“还有完整的孔子家语篇题木牍等。”20定县八角廊竹简也有一种书，“绝大部分内容，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期一些着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21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种简书很可能是家语。竹简没有汉志二十六卷之多，大概只是一种摘抄本，这在出土古籍中是常有的”。22至于“时代愈后，篇数愈多”也不能作为辨伪的标准。余嘉锡先生云：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着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他则多是散篇杂着，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夫既本是单篇，故分合原无一定。有抄集数篇，即为一种者；以有一二篇单行者。23诸子之书，既然“散篇杂着”在先，“聚而编次”在后，那么“时代愈后，篇数愈多”也并不能证明其必伪。今人之文集，全集，大多续编、补遗不断，也是“时代愈后，篇数愈多”，总不能说这些续编、补遗皆属伪书，标准一错，其举例也就难以正确。如鶡冠子一书，尽管柳宗元以来人们多以其为伪，但唐兰先生发现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里，多有与鶡冠子相同或类似的语句；24李学勤先生续加论证又发现鶡冠子的某些部分和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也有联系；25吴光先生发现其博选、着希两篇避秦始皇讳；26鶡冠子王铁将县令称为啬夫，裘锡圭先生指出：“在汉代，县令、长已经不再称啬夫，证明鶡冠子不会是汉以后的作品。”27英国学者葛瑞汉证明今传本鶡冠子十九篇内容浑然一体，彼此有内在联系。28李学勤先生指出：“汉志所录各书本于刘向、歆父子，一般是当时最好的本子，然而也有失收或所收系不全本的情形，不可绝对化。汉志所载鶡冠子仅有一篇，或许就是所收不全的例子。”29文子汉志着录九篇，隋志、新旧唐志均作十二卷，与今本同。唐兰先生发现文子与帛书黄帝四经相同的有二十余处。30定县八角廊汉简“已整理出与今本相同的文字六章，部分或系佚文”。整理者认为，“文子本非伪本，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其佚文部分，大半是对天道、仁、义、功、德和教化的阐发”31。所谓“佚文”，当指出于今本十二卷之外的文字。既然今本十二卷之外尚有“佚文”存在，又怎能因今本多出汉志着录三篇而定其为伪呢？所以，梁先生的这第三条标准也是不能成立的。梁先生的第四条方法是：“从旧志无着者姓名而是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32后附的姓名并不见得皆属伪。“古人着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帅相传”，“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33。如汉志尚书家有传四十一篇，不注姓氏。隋志则云：“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晋书五行志云：“伏生创纪大传。”经典释文叙序云：“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故今本皆题曰：汉伏胜撰。玉海卷三十七引中兴书目：案郑康成叙云：“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间，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余嘉锡先生认为，这是说张生、欧阳生之尚书虽受自伏生，而其所作章句，则以己意弥缝其间，不纯记伏生之口说，故别自专门名家。而此传则杂成众手，不出一人，故不可以题为张氏或欧阳氏。传之者推本帅授，知其出伏生。34所以隋志云“伏生作”，并非为伪，而是出自特定的体例。余先生的这一分析，应较梁说更为合理。梁先生的第五条方法是：“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35这一方法也不能绝对化，如汉志着录文子九篇，班固自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文子与孔于并时，则在春秋未年。而周平王在春秋初年，故班固疑其为依托。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云：“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为周平王时人，非也。”36楚平王于公元前528至516年在位，正与孔子同时。定县八角廊文子只有“平王”，并无周平王，可见是班固理解有误，将楚平王当成周平王，故疑其“似依托”。又汉志着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认为非今所有家语，似乎今本家语为伪。但如上所述，阜阳汉墓出土有孔子家语篇题木牍，定县八角廊简也颇有与今本家语相司者，可见今本家语来源颇早，难以简单地认定为伪书。由此可见，旧志或注家之言并非辨别古书真伪的绝对标准，我们不应盲从。梁先生辨伪的第六第方法是：“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37这一推论的前提存在问题。如果“那时人”能看尽那时所有之书，当然可以。如果他没有看尽呢？事实上很少有人能看尽所有之书，就是刘向父子也不可能。叶适以降，人们怀疑孙武其人其书，就是因为左传不载，但银雀山竹简吴孙子的出土，正好证伪了此说。梁先生的第七条方法是：“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38他举张霸的百两尚书和今文尚书中的泰誓篇为证。对前人的说法，我们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取分析的态度，个能只取一面之辞。梁先生的第八条方法是：“从书的来历暖味不明而定其伪。”他说：“所谓来历暖味不明，可分二种：一是出现的，二是传授的。”39前者他以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的壁中书以及张湛注列子为证，后者以毛诗小序的传授为证。古书出现的来历和传授的系统有欠清楚，多属自然过程，有意作伪者当属少数，以此定罪，近于栽赃。对壁中书的怀疑，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曾列举“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居首位的便是孔于壁中书。后来汲冢书的发现，殷墟甲骨的出土，敦煌藏书的面世，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竹简帛书的出土，足证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是可信的。将其列于来历不明而指其为伪，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列子之书，自宋人高似孙以来，明人宋濂，近世梁启超、马叙伦、顾实、杨伯峻等称为伪，几成定论。但最近严灵峰先生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列子一书决非张湛所伪造，尽管其中不免掺杂了后人的文字或错简，但其属于先秦古书无疑。40严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列子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由此可见，梁先生从古书的传授统绪上提出的这些辨伪方法，大多是有问题的；他所列举的论据，也有许多已经被证伪了。从文义内容方面，梁先生又提出了五种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第一是“从字句罅漏处辨别”。这又分为三项：一是“从人的称谓上辨别”。梁先生认为：书中引述某人语，则必非某人作。若书是某人做的，必无“某某曰”之词。例如系辞、文言说是孔子做的，但其中有许多“子曰”。若真是孔子做的，便不应如此。若“子曰”真是孔子说，系辞、文言便非所能专有。又如孝经，有人说是曾子做的，有人直以为孔子做的。其实起首“仲尼居，曾子侍”二句便已讲不通，若是孔子做的，便不应称弟子为曾子。若是曾子做的，更不应自称为子而呼师之字。我们更从别的方法可以考定孝经乃是汉初的人所作，至少也是战国末的人所做，和孔曾那有什么关系呢？41这一方法欧阳修当年就曾使用过。貌似正确，实则是以今律古，不合古人着述之体。先秦诸子之书，往往是聚徒讲学而成。先生讲学之言，弟子各有所记录，并加以加工整理，形成各种传本，在学派内部传习，有时还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其中数传之后，先生的东西和弟子的东西往往难以分辨清楚，所以就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先秦诸子之书，不必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着，云某某之作，只是说其学出于某人。42如系辞、文言，它们虽非孔子手着，但其学出于孔子；它们虽经过了孔门后学的整理加工，但其思想仍出于孔子。43后学将其归本于孔子，说是孔子之作，正是先秦诸子书的通例。因此，不能因其有“子曰”就否认它们与孔子的关系。相反，从先秦古书的通例来看，“子曰”倒是它们出于孔子的铁证。孝经系“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44其篇首“仲尼居，曾子侍”二语应为实录，后学将其学归本于孔子、曾子，故云孔子作。从形式上讲，应系曾子门人所记；但从思想上言，应渊源于孔子。吕氏春秋察微篇已明引孝经，后汉书梁刘昭注引蔡邕明堂论称“魏文侯孝经传”，45西汉不但有今文考经，而且有出自孔壁的古文孝经。凡此种种说明否定孝经和孔子、曾子有关是不能成立的。梁先生又说：书中称说的人出于作者之后，可知是书非作者自着。人死始称谥，生人不能称谥，是周初以后的通例。管仲死在齐桓公之前，自然不知齐桓公的谥。但管子说是管子做的，却称齐桓公，不称齐君、齐侯，谁相信？商鞅在秦孝公死后即逃亡被杀，自然无暇着书。若着书在孝公生时，便不知孝公的谥，但商君书说是商鞅做的，却大称其秦孝公，究竟是在孝公生前着的呢？还是在孝公死后着的？46以“称谥”作为辨别作者的标准，一般是正确的。但古书的形成与流传也有其特殊性。如商君书既有商鞅的亲着，如垦令、境内，也有商鞅后学之作，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不能因后者而否定前者。更法篇记录商鞅和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的“御前辩难”虽称孝公谥，但学者认为：“本篇记录翔实可靠，刻画生动感人，撰述者如果不是躬临参与或亲闻其事，恐怕难以致之，因此，其撰述时代极可能很早。”断为车裂前之作。47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后学在传抄过程中将“君”改为“秦孝公”的可能。不从古书的整体内容出发，只凭片言只语，很容易将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当成古书原本的问题，从而对古书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一点，梁先生不是没有觉察，他说：说是甲朝人的书，却避乙朝皇帝的讳，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又如汉文帝名恒，所以汉人着书，改恒山为常山，改陈恒为陈常。现在庄子里面却也有陈常之称，这个字若非汉人抄写时擅改，一定这一篇或这一段为汉人所窜补的了。48庄子说剑有“常山”之称，盗跖篇有“田成子常”之称。盗跖篇最近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墓葬中有竹简本出土，49可见并非汉人着作。但改“恒”为“常”，显属避讳。这种避讳并非说剑、盗跖本身的问题，而是“汉人抄写时擅改”，是流传中的问题。以流传中的问题来定原着的是非，难免不出问题。所以梁先生论“从人的称谓上辨别”古书的真伪，其说虽不无有见，但不足处也很明显。梁先生的第二项“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第三项“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论述都较正确，值得肯定，问题是要避免“以偏概全”，此不详述。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二种方法是“从抄袭旧文处辨别”。他认为此种方法又可细分为三种：第一，“古代书聚敛而成的”。他认为，“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不过贪图篇幅多些，或者本是类书，所以往往聚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并分“全篇抄自他书的”、“一部分抄自他书的”二种情况进行论证。50他肯定“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本是类书”，大体接近事实。但“贪图篇幅多些”，“聚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则不合实情。详说可见上文。其所举例也有一定问题，此不细辨。第二，“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他认为，“有意作伪的人想别人相信他，非多引古书来掺杂不可”，他举了伪古文尚书、列子、文子三例以为证明。51列子、文子并非存心作伪之作上文已有论述；古文尚书一般认为系伪作，但传闻陈寅恪先生有异议，52因此尚可讨论。从例证的错误可以看出，梁氏所谓“专心作伪”、“剽窃”的指控其实多是古书流传和整理中的问题。第三，“已见晚出的书而剿袭的”。他以焦氏易林和列子周穆王篇为例，他认为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易林引了左传许多话，而易林说是汉昭宣时人焦延寿所作，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所以易林是东汉人见了那晚出的左传假造的。53其实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已提到左氏春秋，杜预春秋序引刘向别录记载了左传在汉以前流传的情况，汉兴以来的传授情况汉书儒林传记载得很清楚。在刘歆以前，传左传者不断，又怎能说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呢，以此论定汉昭宣时人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不可能看到易林有引左传语，因此论定易林不可能为焦延寿作，必为东汉人假造，这样的论证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的。梁先生又认为张湛见了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才假造列子周穆王篇。严灵峰先生以两者互证，比较的结果是“列子所引之文并非出自太康二年汲冢出土之穆传，必据别出之古本”，穆天子传“虽在晋太康二年出土，但其成书应在魏安厘王二十五年之前”，“穆王卒于西元前九百四十一年，列子与郑繻公同时，其生存年代，当在西元前三百三十九年之前，其书当成于战国三家分晋之后，编撰列子书者之采集穆天子传中文字，亦属自然之事，不足为怪”。54最有意思的是，张湛注指出列子周穆王篇“观日之所出入”出于穆天子传，并点明其脱去“西登弇山”四字。如果是张湛伪造，他又何必自揭其短？所以，梁先生举的这一例，也是错误的。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三种方法是“从佚文上辨别”，他认为“有些书因年载久远而佚散了，后人假造一部来冒替，我们可以用真的佚文和假的全书比较，看两者的有无同异，来断定书的真伪”。具体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可知书是假冒”。二是“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引用了些，至今犹存，而甲书的今本却没有，或不同于乙书所引的话，可知甲书今本是假的”。55前者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的眼界有限，不可能阅尽当世之书，难免会出现遗漏。例如宋沈该撰易小传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该又有系辞补注十余则，附于卷末。今本无之，盖已久佚矣。但今上海图书馆藏易小传六卷，附系辞补注一卷，为沈该撰无疑。56依梁说，则此书必为假冒。又如龚原周易新讲义，宋志有着录，但朱彝尊经义考称未见，四库采进书目未见着录，馆臣亦未之见。然总目编成不久，日人林衡辑佚存丛书，内中就有龚原周易新讲义十卷。57此类情况，决非仅以上二例。更何况还有地下出土的古书，若依梁说，这些都会断成错案。后者说服力较强，但所举例至少孔于家语有问题，咬定其系王肃造伪是不对的。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四种方法是从“文章上辨别”。具体他细分为名词、文体、文法、音韵四项，他认为，“从书名或书内的名词可以知道书的真伪”。58其实，某一书名或某一名词究竟产生于何时，公认之说并非就是定论。例如尚书之称，众口一词皆说它始于汉代，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中就有与周易并举的尚书之称，而且出自孔于之口。59如以为汉代始有尚书之称，并以此来定书之真伪，就可能造成误断。又如“黔首”一词，有些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一语，认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方有“黔首”之称，并以此来断定古书的年代。其实战国策魏策魏惠王死章、吕氏春秋大乐诸篇、韩非子忠孝篇、李斯谏逐客书、礼记祭义等皆有此称。王念孙云：“盖旧有此称，至秦遂以为定名，非始皇创为之也。”60此说良是。抓住一两个名词而定书之真伪，最易陷于偏颇，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大多了。文体，梁先生认为，“这是辨伪书最主要的标准，因为每一时代的文体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别，即使甲时代的模仿乙时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终可看出”。61一般而言，这是正确的。但一个时代的文体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有的仿古味浓，有的口语性强。稍一不慎，便会酿成错案。比如柳宗元辨鶡冠子云“读”鶡冠子“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62柳说疑古者视为定论，不意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一出，便告动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流传书籍系为实用，并不专为保存古本。有时因见古书文字艰深费解，就用易懂的同义字取代难字。史记引用尚书是如此，银雀山竹简本尉镣子也是如此，初看与今本不同，颇多艰奥文句，细察今本之所谓“不古”，实系后入的修改润饰。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其为兵书，更需要让武人能够学习理解。63所以，单纯从文体辨别，就会让今本尉镣子蒙上不白之冤。以文法、古韵辨伪，标准客观，梁先生重视这一方法，极有眼力。但应注意两点：一是标准要定准，标准一错，全盘皆误。汉语史的研究表明，过去我们对许多语法现象的认识，过于靠后；而古代的语音现象，又异常复杂，所谓的定论往往有误。许多的语音、语法现象，公认是隋唐才出现的，结果后来发现汉代早有了；大家认定是汉代才有的，结果后来发现先秦早有了。这与过去汉语史研究的不深入有关，也与这种研究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法的基础上有关。正因为是不完全归纳，所以新材料一出现，结论往往就得改写。执着错误的文法、音韵尺子去定古书的真伪，往往不伪者成伪。二是要将语言的真伪与思想的真伪、史实的真伪区别开，将局部的伪与主体的伪区别开。先秦古书，往往是先生之言，经过很久一段时间才由后学整理而成。就思想而言，属于先生；但就语言风格而言，失真度就很大了。同为孔子之言，鲁国的弟子和齐国的弟子、三晋的弟子和楚国的弟子记录下来的肯定有所不同，鲁人所传带有鲁方音，齐人所传带有齐方音，三晋人所传带有三晋方音，楚人所传带有楚方音。春秋末期的孔子之语，战国中后期才着于竹帛，必然会带有战国中后期的语言特色。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而言，其字体非孔子之书，不能据此去研究孔子的书法；其方音、语法习惯也可能与孔子有别，不好说这就是孔子的方音和语法习惯。但从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同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语言形式上的伪并不等于思想内容上的伪，我们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同时，局部的伪也不等于主体的伪。列子一书，本为先秦古籍，但亦掺杂有后人文字。我们不能因其有后人文字掺杂，就否定其主体部分出于先秦。古书开始出现时，内容较少，传世既久，为世人爱读，学者加以增补，内容加多，与起初有所不同。如孔子家语一书，阜阳和定县八角廊有竹简本出土。与今本比较，只不过一简一繁。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我们不能因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看为伪作，不能因其流传中的问题而否定其本身。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五种方法是“从思想上辨别”。他细分为四层：第一是“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他认为，“这必看定某人有某书最可信，他的思想要点如何，才可以因他书的思想和可信的书所涵的思想矛盾而断定其为伪”。64这种辨伪法有一个前提，即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变的，前后一贯的。所以，根据思想的矛盾就可定其一说为伪。这一前提实际是不存在的，人的思想往往有发展变化。前后有矛盾的现象今天存在，过去也当存在。“看定某人的某书最可信”，这种“看定”作为辨别真伪的标准，也难免出现看错或以偏概全的情况。比如梁氏认定 “孔子的书以论语为最可信，则不能信系辞，因为系辞“有很深的玄学气味”，而“论语正相反”。其实重视现实和谈论玄学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人重视现实并不意味他不能或不曾谈玄。即便如论语，孔子所谓天，既有“天之将丧斯文也”之主宰义，也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自然义，张岱年先生据此说“孔子关于天的思想可能有一个转变”。65若依梁说，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必有一种为伪。帛书要篇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之事，这说明孔子晚年思想有所变化。66所以，孔子虽然重视人伦日用，但晚年谈玄并非不可能。我们不能因论语之实而以系辞之玄为伪。第二是“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梁先生认为，“倘使甲时代在乙时代之前，又并没发生某种思想之原因和条件，却有涵某种思想的书说是甲时代的，那部书必伪”。67这一分析似乎无问题，但他一举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列子讲了许多佛理，当然是见了佛经的人才能做，列子是战国人，佛经到东汉才入中国，列子如何得见佛经？我们只从思想突然的发生这层，已足证明列子是假造的了”。68所谓“列子讲了佛理”，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认为天瑞篇的“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是佛教的轮回之说，其实这是讲的死生一贯之理，故下文说：“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这与庄于知北游“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齐物论“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的思想基本一致，并非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69二是认为列子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杨朱篇讲“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似乎与沙门果经讲不分愚智，人皆有死的思想相同。但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一个讲贵贱皆死，死后腐骨则一；一个讲人为四大所成，人死四大败坏皆空。一个讲追求当生之乐，不讲来世；一个讲因果报应，尤重死后的来生。70怎能说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呢？三是说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之巧”的故事与佛经生经相合。71这种相合有两解：一曰“中西哲人不约而同的偶然默合”，一曰杨朱篇此段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增饰加工。如后者，这只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如前者，也得不出一定非杨朱篇抄袭生经不可的结论。梁先生所谓“邹衍以前从没有专讲阴阳的”，仁义并举始于孟子诸说，都是一种基于不完全归纳的假说。以此为标准来辨别古书的真伪，说服力是不强的。由此可见，判定何种思想产生于何时代并不容易，至于说何时代只能有何思想，何思想只能出自何人何书则更不容易。“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古书的真伪，我们不能被“丐辞”蒙蔽，应要勇于进行前提批判。对梁先生说的“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诸条，亦应作如是观。由以上分析可知；梁先生关于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从观点到论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造成，其原因有三：一是在价值观上宁失之疑而勿失之信，宁信有伪而不信有真。在考辨古书时，先存了一种“书愈古者，伪品愈多”的偏见。72认为战国秦汉之交、新莽与晋代之时存在着假造古书的运动，产生了大批伪书。所以，不但有疑点的古书一概斥之为伪，而且深文周纳，滥用丐辞，将无疑看作有疑，将小问题放大为大问题。这种以疑古为荣、以疑古为能的心态，严重地偏离了客观精神，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影响下中国事事不如人思潮的产物。以这种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古书，自然无书不伪，愈古愈伪。二是在方法论上缺乏辩证观念与历史观念，以今律古，以今人的着作观要求古人，不懂得周、秦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其独特的规律，将古书自然演变的过程看作有意作伪，将古书流传中的问题与古书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将形式上的问题与思想实质上的问题、将局部的问题与主体部分的问题简单地划等号。如此，古书的通例，如不题撰人，后来题以某子，也只是强调某氏之学；分合无定；多经后人整理；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道胜于言，言胜于笔等等，73都成了梁氏的伪作之证。三是论证多依赖丐辞和默证。这一点，张荫麟和胡适在批评顾颉刚、冯友兰时已多有论述，74上文的评析也多涉及于此。张岱年先生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代典籍，今日仅存十之二三，何以证明不见于今存典籍者亦不见于汉志所载其他书中？近年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失传的先秦简册，往往以怯对于旧传之疑，足证滥用默证是不足取的。”75如果说梁先生在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伪书的方法时多用“默证”，那么，他在论从文义内容上辨伪的方法时则多用“丐辞”，以不实的前提作为标准来衡量古书。这种不科学的论证往往强词夺理，以不伪为伪，以不假为假。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学人们的重视。综上所述，梁启超关于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有严重问题的。简单地袭用梁氏的方法去判定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往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笔者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比梁先生更伟大，而只是说我们生逢其时，能够看到许多梁先生所未能看到的新材料、能够想到一些梁先生未能来得及思考的问题而已。自忖才薄识浅，不当之处，敬祈各方家批评。主要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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