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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围海造田与生态环境的变迁

　　明清时期是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两代政权都注重发展农业，大量开辟耕地，广东地区利用濒临海洋的自然环境，开展了围海造田的高潮，工筑沙田成为珠江三角洲造田的主要形式。沙田，是指沿海濒江淤泥积成的田地，并不是指含沙质多的土地。宋代以前，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较为缓慢，沙田的形成主要靠自然的因素，即由三江挟带泥沙淤积而成。明清时期开发进一步加快，各河道不断淤浅，新生沙坦不断浮露，人们将浮露的沙滩加以围筑，以防止被水冲走。明代人们通过抛石、种草实行人工促淤，加快了沙田的淤涨。清代，人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未成之沙上，开始了与海争田，堤围的修筑迅猛发展，沙田的开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的全盛时期。在明代二百七十六年中，河岸堤围总长达二十二万零三百九十九丈，约共一百八十一条，耕地面积达万顷以上，使珠江三角洲的范围比前扩大了接近一倍。而清代从乾隆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三年(1753—1818年)，共开垦了五千三百余顷，咸丰、同治年间，又新开垦了八千顷。①沙田的扩大，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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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25页。

首先，沙田的开发解决了当时的人口压力。清代乾隆朝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出生的一个高峰时期，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广东的粮食日益紧缺，加上北方大量的人口不断南迁，加重了广东的粮食负担。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必然要求耕地的扩大。於是劳动人民在珠江河道的两岸和海岸的海滩上，修建堤围，将沙滩围筑起来，进行垦殖。他们还不断地向江海要田，使耕地面积逐渐增加，为农业的生产发展寻求了新的出路。其次，沙田的开发，尤其是堤围的修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防洪保收的目的，大片的农田免受洪水的冲击，确保了粮食的收成。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记：「凡粤之田，近海者虞潦，则有基围，近山者虞旱，则有水车。故凶荒之患常少，其大禾田，岁一收。早禾田，岁种旱粘早糯则二收。」①再次，沙田的开发，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商品化，带动了珠江三角州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修建堤围的同时，推行基塘种养技术，在低洼的地方挖塘，环水筑基。他们在塘内养鱼，合理利用了塘内的水源，又在堤围上种植桑树、果树、甘蔗等经济作物，形成了「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从而改变了单一的种植水稻的农业形态，发展了商品性的经济作物，使珠江三角洲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跃上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先进行列。
然而人们在与海争田的同时，却很少注意到这一过程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由於明清沙田开发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对环境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不少学者对沙田的问题已有所研究，但他们所注重的是围海造田的有利方面，很少注意到它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下文将着重讨论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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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谷》。

一、阻碍江流宣泄，造成严重水患

为了迅速得到耕地，人们想方设法对沙田进行垦殖。首先，他们将石块抛於海中，利用石块拦阻上游的泥沙，加速滩地的淤高。这种抛石筑坝聚沙的做法，通常需要花费很大的财力，因而多是富贵豪家的所为，大都是图一时之利，没有经过详细的勘察。将石坝筑在江河出海口之旁，侵占了深水道，从而阻碍了水流的流速，使泥沙淤积日多，而水道就愈来愈窄。当大雨来时，由於不能及时宣泄，於是酿成水患。「历岁既久，土结堤坚，潮不能冲沙，复壅积堤外之沙，则潜滋暗长，海边之地，复日积岁淤，沙滩愈垦而愈宽，水道则愈侵而愈狭，每遇西北两江水潦陡发，百川骤涨，即至淹没田庐，伤害民命，水之患其所由者渐矣。」①泥沙淤成之後，接着就将其圈围「预图日後报垦」②，堤围的建立，也是一种无计划的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为，「其围筑之法有数村合筑者，有各自为筑者，有增旧筑而高厚之者，有附他围基而成者，有专护田陇者，有但卫村舍者，有村社田陇并防者……情事不一」③。这种盲目围垦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於是随意围垦酿成严重的水患。如《东莞县志》载，道光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番禺案犯郭进祥等在南沙乡之南兴工圈筑堤坝，约长三、四千丈，据为已有，由於其「干碍河流」，「不料本年四五、六月三见水灾，低下田庐皆成巨浸，加之东南两江盛涨陡至，经月始消，田禾浸没，黎民阻饥」。④有人统计，有明一代，广东水患有一百六十年次，六百四十四县次，清代增加到二百四十七年次，一千一百八十六县次。⑤水患的发生当然与天灾有关，但与堤围的无计划盲目的滥修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其祸害，如《桑园围志》记：「自来言治水者，为顺其自然之性，不与水争地，须宽其身，畅其流，今则偏垦沙坦侵占水道，是与水争地也，将何以顺其流而弭其患乎，是以嘉庆十八年暨二十二年及道光三年至九年先後共遭漫决四次，去夏水灾淹没民田庐舍为害尤甚，此水灾之所以累见而为害之所以愈烈也，」⑥「潦水骤涨，下流不能畅消，一时宣拽不及」⑦，「沧海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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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⑥[清]何如铨：《桑园围志》卷十五《艺文》。
③咸丰《顺德县志》卷五《建置略二·堤筑》。
④民国《东莞县志》卷九十九《沙田志一·公牍》。
⑤梁必骐、叶锦昭：《广东的自然灾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2页。
⑦民国《东莞县志》卷九十九，《沙田志一·公牍》。

桑田，将来水患有不可问者」①「筑坝拒水，利在己，害在人，利在目前，害在日後」②。
面对无计划围垦所带来的危害，地方官员以及乡绅提出了一些防御水患的措施，如修筑堤围。基围可以起到保护田地，保证灌溉的作用，但是由於当时修筑堤围时，并没有进行合理的计划安排，盲目的、自发的的修筑，加之方法的欠缺以及修筑费用的不足，使得堤围的质量不高，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水患增多，所以才有人提出「此急计非本计也」③，「广东水患，患在多堤，无堤则害多利少，多堤则利多而害亦随之」④。清朝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限制围垦，「伏查粤东近海沙滩先於乾隆三十七年奉前督宪李，以出水要区，恐高筑堤垸有遏水势奏禁开垦，不准报承」⑤，但到乾隆五十五年时，「前抚宪孙，以粤东田少人稠，产谷不敷民食，议请沿海无碍水道之沙滩给民承垦升科，以千顷为计」⑥，於是放松了对围垦的限制，但仍有定例，「仍云濒临江海湖河处所沙坦地亩，如有阻遏水道为堤工之害者，毋许任意开垦，妄报升科，如有民人冒请认种以致酿成水患，即将该民人家产查抄，严行治罪」⑦。虽然有千顷的规定，可是仍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自乾隆五十五年弛禁起至五十八年，已垦至一千五百余顷，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又添垦一千三百余顷，道光元年以来又增垦二百六十余顷，统计开垦至三千余顷之多」⑧，而且「所垦者不仅大海淤沙，甚至开及内河滩岸」⑨，所以清政府实际上无法加以限制。面对水患危机日增，道光年间严加整治。从道光九年开始，又对在海口筑田加以限制，规定「沿海之番禺、顺德、香山、新会等县」严禁报垦沙坦⑩。再如拆毁石坝，「疏瀹入海下流石坝，未筑者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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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国《东莞县志》卷九十九，《沙田志一·公牍》。
②③⑤⑥⑦⑧⑨[清]何如铨：《桑园围志》卷十五《艺文》。
④转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1976年初稿，第88页。
⑩[清]何如铨：《桑园围志》卷十二《防患》。

已筑者拆，此本计也」①，道光十年，开始拆毁了一批靠近海口和靠河沙坦的石坝，以疏通出海水道，「勘明有碍水道应行拆毁之堤椿坝闸，番禺县属五处，东莞县属八处，顺德香山两县各十七处，新会县属四十二处，总共七十二处」②。是否全部拆除，并没有完全的记载，但仍然立碑永远示禁。可见，随着沙田的大量垦筑，珠江三角洲的江河出海口变窄，潜伏了水患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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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清]何如铨：《桑园围志》卷十五《艺文》。

二、影响潮汐的发生，破坏了潮汐生态

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很早就懂得利用潮水的涨落来灌溉农田，「滨海之地以潮汐为血脉」③，「顺邑襟带江海，地涵滋润，潮水去来复为灌溉，其高田为潮水所不及者无几也」④。因为潮水含有的盐度较大，会影响农田的收成，「其味咸，雨则溪涧之水势高於潮而为利，旱则溪涸潮溢，杀禾无遗，反为害也」⑤，因此潮水的利用十分讲究，要预防咸潮带来的危害。所以农民在修建堤围时设置了闸门，根据当地的潮汐规律起闭闸门，以吸纳或排除堤内的农田用水，从而减小咸潮的危害，降低农田的损失。最初堤围是顺河道水流的走势而修筑的，目的在於保护沿河和沿海的耕地，因而适当的修筑有利於潮汐的灌溉，但是如果毫无计画的滥修，就会改变潮汐的传播规律。堤围的修筑，使得江面变窄，潮汐涌入江口的压力增大，更易损害农田的水利设施，引起灌溉系统的失灵，因而堤围的修筑，不但不能保护农田，反而会增加咸潮灾害的发生。一旦飓风发生，使得潮汐成为了一种自然灾害，「康熙五十一年八月飓风，海水失潮，一日夜溪港皆竭」⑥。水道变窄，潮汐涌流入江的潮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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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⑤雍正：揭阳县志卷一，《星野·潮汐》，雍正九年刻本，载《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四五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1992年12月第1版，第25页。
④乾隆：顺德县志卷四《食货志·田赋》，乾隆十五年刻本，载《稀见中园地方志汇刊》四五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1992年12月第1版，第854页。
⑥[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水语·广州潮》。

使珠江腹地的涨潮低落，影响了潮汐的灌溉与利用，造成粮食的减产。潮汐的变异对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水生动植物依潮汐生长，这种变化导致某些动植物种类的繁衍受到损害。以广州地区的潮水为例：「广州潮，以朔日长，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长，至十八而消，谓之水头。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谓之水尾。春夏水头盛於昼，秋冬盛於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①鱼的繁殖和潮水的关系甚密，「水头鱼多，水尾鱼少」②。一旦潮汐变异，则严重影响鱼的繁殖。此外，江河的潮汐升降对依托潮汐生息繁衍的各类水生物如蟛蜞、虾、蟹、蚌、蛤、螺、蚬、禾虫、青蛙……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水生动植物的减少和退化，表面来看好像都是自然灾害，但与人们的盲目造田不无关系。
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垦辟後多采用基塘的养殖方式。由於基塘当中的塘泥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氮磷钾等肥料，当潮水退时，这些有机物会随之流入海中，使沿海的藻类植物过渡繁殖，产生有毒的物质，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使鱼贝类大量死亡，造成了渔业的减产。可以推断，赤潮的灾害与人工造田不无关系。赤潮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人为因素引起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的一定范围、一定时间的水体变色现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海水的富营养化。泥沙是营养物质进入海岸水域的主要来源之一，现代研究表明，99％的有机物来自泥沙。由於吸附在泥沙中的有机物质可能停留几年到几十年，因此人类活动对海洋所造成的影响是潜在的、长期的③。如果说沙田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麽从宋代开始，加上人为的因素，泥沙当中含有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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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水语·广州潮》。
②宣统《南海县志》卷二《舆地略一·前事沿革表》。
③吴永胜：《泥沙对富营养化和有害赤潮形成的影响》，摘自《中国有害赤潮信息纲》。

机物质就越来越多，「以海上淤泥随潮而积，人居所流之恶归焉……以污垢多而新也」①，造成赤潮的现象也是有可能的。「万历三十八年大水，南河尤甚，水色黑，鱼虾浮出」②，「崇祯二年牡蛎血生南头海滩，剖之有血，遍滩皆然，民不敢采食」③，「顺治六年五月，海上流血」④。虽然史料当中记载没有明确解释这些现象，但这很明显是赤潮造成的现象。当赤潮发生时，大量的藻类附着於鱼、虾、蟹、贝类的鳃部，使其窒息死亡。赤潮生物耗尽了海水当中的氧气，致使局部海区失去了净化能力，从而使海水发生变色。更为严重的是，赤潮危害到人的健康，在明清时代，人们对它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不少人吃了被毒死的鱼贝类，或者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甚至是死亡。这是过去三角洲滨海地带的人们寿命短的原因之一。
　　三、对渔业生产和海产养殖业的损害

广东渔业素称发达。珠江盛产鱼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鱼苗，「鱼苗，亦名鱼花。来自西江，随涨而至，取之者多南海九江村人」，「鱼苗非潦不来，然潦急则去，潦徐则留」。⑤海岸的滩涂、河口、湿地往往是鱼类回游、产卵、觅食、避敌的重要场所。从明代到清代，沙田围垦的区域和堤围的修建不断地向西北江的下游发展，直抵珠江的入海口，从而使得珠江的出海口越来越窄，潮汐来时，由於海水与淡水的交换，不能缓慢地进行，从而改变了江水生态，加上急潦暴发，鱼苗随着急潦而走，流失了鱼苗。同时由於在围垦之初，没有考虑到灌溉的来源，造成围而不垦的现象，结果，破坏了鱼虾蟹的栖息环境，甚至破坏了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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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谷》。
②民国《阳江志》卷三十七《杂志上》。
③康熙《新安县志》卷之十一《防省志·灾异》。
④民国《东莞县志》卷三十二《前事略四·国朝一》。
⑤[清]张渠撰、程明校点：《粤东闻见录》卷下《鱼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115页。

产卵场所。加上人类大量的水上作业，扰乱了鱼类的繁殖，鱼的产量自然就会减少。嘉庆《东莞县志》就明确指出：「近日沙田涨淤，江流渐浅，咸潮渐低，兼以输船往来，搅使惊窜，滋生卵育栖托无由，不惟海错日稀，即江鱼亦鲜少矣，此亦可以观世变也。」①
广东是古代贝类养殖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养殖场地大部分在江河出海口和内湾以及泥沙底、水流畅通的区域，也就是在田少海多的地方。如《业蛎考》载牡蛎的生长环境，「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借海为生」②。「水淡则蚝死，然太咸则蚝瘦，大约淡水多处蚝易生，咸水多处蚝易肥」③。它们的生活环境要求的水温、海水的比重、混浊度、盐度以及营养物质很严格。海滩的大量围垦，堵住了出海口，影响了潮汐的发生，使得海水与河水不能正常交换，改变了河水的盐度和混浊度，破坏了牡蛎的生长环境，使得产量大减，「惟是今古沧桑水土变幻，仍在不测之目」④。再如新会地区，「*[虫+雷]产崖门海坦中，种以小者，一二年方大，惟咸潮多则*[虫+雷]肥」⑤，水的盐度的改变，使*[虫+雷]的产量大减。由此可见，栖息地的破坏，会对鱼贝类的生存环境产生巨大威胁，造成水产资源的减耗。蚶也是适宜咸水生长的贝类，水盐度的改变同样也对其造成影响，「放蚶，蚶苗贩自闽省，其质至细而价甚高，亦咸水放於泥坪，养之不数月获息甚夥。淡水漫入即群毙，更或蚶虎，族生亦收成减半」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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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东莞县志》卷十五《舆地略十四·物产下》。
②转自赵希涛：《中国沿海环境变迁》，北京海洋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③道光《香山县志》卷二《舆地下物产》，载《中山文献》(三)。
④民国《东莞县志》卷十五《舆地略·物产下》。
⑤光绪《四会县志》编一《物产》。
⑥嘉庆《澄海县志》卷之六《风俗》。

四、基塘种养代替农田耕作，有利也有弊

珠江三角洲是个低洼之地，新垦沙田更为潦涝之区，随着堤围的不断修筑，农田排水日加困难，於是迫使其推广基塘的种养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改变着珠江三角洲的自然生态环境。基塘种养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使水归低塘，基高便於种植和防水，同时能充分利用动植物的排泄废物，形成互补的食物链，是农业生产的新创造。然而，基塘的生产方式也严重破坏了植被，耕地面积严重受损，深挖的鱼塘再也恢复不了农田。大面积农田的损失是生态危机的表现。明初，人们只是将一些地势低洼、水潦频仍、生产条件较差的土地深挖为塘，这种做法有利於充分利用土地。发展到清代以後，随着基塘利益的不断增加，人们逐渐的开始把一些肥沃的沙田也挖为鱼塘，「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①，结果使得农田面积减少，特别是乾隆二十四年以後，广州成为一口通商，对生丝的需求扩大，从而刺激了人们大量地发展基塘农业，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耕地被大量的挖塘，稻作生产受到排斥。鸦片战争以後发展更为迅速。基塘的生产方式获得的只是利害相兼，如果管理不善，任其自身的循环发展，到最後也只能成为废弃的鱼塘；而农田一旦丧失，不只是难以恢复，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粮食的减产。如龙山乡「咸同之间，村西良槎大帽闸里尚有民田数十顷，皆种粘稻，今帖息以树桑，无复有稻花之香矣」②。顺德地区「县属至光绪末年，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谷之登场亦罕矣」③。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了商品性的农业，但是粮食的产量却有减无增，只好依靠外省的输入，这不能不说是盲目的发展基塘业所产生的结果。现在有研究表明，对大多数的沙田来说，比较合理的结构是水稻占耕地的65—70％，鱼塘则占5—10％，④它说明盲目开挖鱼塘，严重损害了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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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鱼》。

②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204页。
③民国《顺德县志》卷一《物产》。
④广东省农村研究中心编：《广东农业发展战略研究》，1984年9月版。

新的养殖法也带有严重的致命伤。它使物种处於封闭的生态系统，近亲繁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物种的退化和有害物质的滋生，酝酿着新的灾难。《广东新语》记载：鱼「大率出於海者十之七，出於江者十之三，然皆美於池塘者也」①，这是说海鲜、江鲜要比池塘所养的鱼鲜美。更有甚者，有些地区养育方法不对，局限於封闭养殖，有的鱼已经变了味道，「畜於池塘者臭不堪食」②。「鳊鱼，小头缩项阔腹弓脊，綑鳞色青白，产江中，陂塘亦有之，然不及产于江者鲜美」③。有的地方由於技术条件较差，将鱼苗放于水中之後，就不再进行管理，并且对鱼病缺乏有效的防治技术，从而出现了鲤鱼「海鲤金赤色，大者十数筋，畜池塘者大不过二筋」④的现象，造成了明显的物种退化。另一方面，堤围的大量修筑，使得大水来时无以宣泄，鱼塘当中的水漫溢，鱼苗大量的流失，如顺德龙江乡「嘉庆十八年癸酉，西潦水涨，塘鱼多溢」，「道光九年已丑，潦水大至，鱼塘半溢」，「十四年甲午大水，鱼塘多溢」，「十七年丁酉夏五月，潦水大至，六月复至，七月始退，鱼塘多溢」。⑤更重要的是，沿海滩涂围垦之後，生态要发生变化，水流的淤积作用减慢，水质改变，含盐度降低，围垦区原有的生物品种将渐趋灭绝或生势微弱，而另一物种的形成又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原有的生态资源在围垦中受到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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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鱼》。
②[清]张渠撰、程明校点：《粤东闻见录》卷下《杂鱼》，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116页。
③宣统《高要县志》卷十一《食货第二·物产》。
④道光《香山县志》卷二《舆地下·物产》，载《中山文献》(三)。
⑤民国《顺德龙江乡志》卷一《编年》。

五、低湿地的丧失，使水禽和涉禽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湿地是众多动植物的庇护所，是仅次於森林的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场所，特别是水禽和涉禽的繁殖地与栖息地。珠江三角洲在没有开发或者说还没有充分开发之前，曾是众多鸟类越冬的去处，许多的鸟类长期留住在此，其中以江鸥、鹤类、鹭鸟、野鸭特别多，文献中常记。如「鹭，水鸟也。林栖水食，群飞成序」①。「有水鹤，亦小，状类白鹭，其性通风雨，有风雨则鸣而上山，否则鸣而下海，寻常多在榕树」②；「江鸥，在涨海中随潮上，常以三月风至，乃还洲屿，颇知风云」③；「野鸭，比家鸭小，色杂青白，背上颇有文，短喙长尾，卑脚红掌，性肥而耐寒，常入水取百蚬食之，又名蚬鸭」④。这些鸟类通常在滨海沙滩或者是水中的小岛上活动，并且在浅水处觅食鱼虾和水生植物。珠江三角洲被开垦以後，对湿地的生物资源进行了过度的利用，严重破坏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平衡。沙滩和水域的大量围垦，使湿地的面积大量减少，许多水鸟、涉禽赖於栖息和觅食之地日益缩小和消失，从而造成了鸟类数量的急剧减少，甚至造成了一些珍贵物种的灭绝，如「潮将至则先鸣」的鹡鹡⑤，生於海边「夜当潮涨则鸣」的潮鸡⑥，都日渐稀少。据现在的研究，中国现存的鹭类有20种，都属於珍贵的鸟类。全世界已经开始了对湿地的保护，中国有众多的湿地，已有6个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⑦但是却没有广东地区，这明显是由於珠江三角洲自明清以来的过度围垦，破坏了大量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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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七《禽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2575页。
②[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禽语·鹤》。
③[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禽语·江鸥》。
④[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禽语·野鸭》。
⑤[清]张渠撰、程明校点：《粤东闻见录》卷下《水鸟知风》，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108页。
⑥[清]张渠撰、程明校点：《粤东闻见录》卷下《潮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109页。
⑦《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91页。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围海造田已给後一代人留下了种种隐患，时代发展到今天，有些地区仍然存在盲目围海造田的现象，而且不仅仅局限于造田，有的甚至是建造工厂和民房，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显而易见。历史的经验证明，自然生态环境只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有效的利用生态环境，又有效的保护她，才是人类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