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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发展模式——军人集团的作用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军队的特质
这一节将追溯印尼军队的成长历史，并对印尼军队的职业主义特征作一些具体的分析。独立前的印尼军队在二战前是荷兰在印尼统治的维护者，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是荷兰人训练的，在二战期间，日本人占领印尼后，又组织训练了一支印尼军队。二战后，两支军队融合，并支持争取独立运动，与二战后荷兰殖民势力试图卷土重来进行战斗。印尼军队既具有殖民者培训的军队的特征，又经历了革命军队所受过的洗。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军队是一种殖民者培训的军队和革命军队的混合型，其职业主义特征更加强烈，职业化水平更高，西方军队的管理与技术和日本军国主义精神以及日本军人素质构成了早期印尼军队的职业主义水准，同时，二者的异质使印尼军队形成了明显的宗派，最终导致了军队本身不得不为巩固 完整形象，加强内部控制而付出血的代价。
自葡萄牙有登上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尼便开始了殖民者统治时代，而印尼领土上的殖民者并没有一开始就将其统治本土化，殖民官员和军队都是由宗主国派遣。
但是，到了1830年，荷兰殖民统治者的“皇家荷兰印尼军团” ）开始征召和训练本地的印尼人。最初，KNIL中仅有37名印尼军官。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扑哇人民的反殖起义让荷兰殖民者顿感鞭长莫及，利用本地人来镇压起义便是其被迫采取的策略，故此“皇家荷兰印尼军团”中的印尼军人及军官的比例大增。为了保证荷兰殖民者在印尼的统治，荷兰印尼军团不得不对印尼军官进行提升，对军队进行训练。到了二十世纪，印尼群岛平安少事，荷兰印尼军团的扩展规模相应慢下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占领印尼，印尼皇家荷兰军团除一少部分跨海到了澳洲组成了“皇家荷兰军团联队”之外，其他军队都被日本人击溃或者消灭掉。战后，逃到澳大利亚的荷兰军团联队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收复印尼，荷兰殖民者因此也想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尼在取得独立后，于1950年7 月26日将荷兰皇家印尼军团解散了，此时军团总人数为65000 人，荷兰人被送回了欧洲的荷兰皇家军队，一小部人印尼军人被吸纳进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大部分印尼军人被遣散，后又结聚叛乱被镇压。荷兰殖民者培训的军官部分地进入了印尼共和国军队，这部分军官除了掌握的技能是殖民宗主国传播的外，西方人的观念也逐渐渗入了他们的思维。
军官群中的第二个群体是由二战时期人日本人留下来的。日本军队占领印尼后，在印尼组了“祖国扞卫者志愿军”。据统计，日本人为PETA培训了70中联队指挥官，200 名中队指挥官，另有连、排级军官2600多名。众多日本人训练的军官后来在争取独立运动中支持民族主义者，当荷兰人想重新控制印尼继续其殖民统治时，这些军官们响应民族主义者们的号召，公然与荷兰殖民者进行武装对抗。当1945年日本人撤出印尼之后，印尼民族主义者宣布印尼独立，大多数PETA成员都加入了“新人民军”。这些成员后来成了印度尼西亚军官群中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尼现任总统苏哈托。日本人训练的军官与荷兰人训练的军官除了在技能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外，日本军人更重视军队的整体性，等级性，日本军队素以纪律严，武士道精神着称，那么日本人训练的印尼军官不可能不具有某种日本军人的特质。
同时，从五十年代初，印尼军方派遣了大批中下级军官到其他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尤其是空军和海军方面。美国、英国、前苏联，波兰和埃及都为印尼培训过军官，前后共培训了五百多人。这些人员回国后对提高印尼军队的军事技能水平做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对军队内部控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加剧了印尼军队内部的宗派主义。
总之，1965年军事政变之前的印尼军队有如下一些特点：军队中的许多军官都经过外国军事机构的培训，军队的技能水平相对较高，但是，军队本身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荷兰人训练的军官与日本人训练的军官由于培训者本身就属两种不同的背景，产生彼此不能相融在所难免，独立后派出受训的军官更加剧了军队内部控制的难度。在这一时期，职业主义的控制与技能两个变量呈相互制约状态。军队内的宗派主义严重，军队对政府的期望值增加，指望政府能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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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tion University　， ， ，
Michael. ，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军队内部的宗派裂阆，如果军队对政府的能力失去信心，内部分歧只得靠自己解决，因此军队中的某个派别肯定会冒天下之大不讳， “挟天子而令诸候”或者“点检天子”直接对其他派别进行弹压，最终完成军队内部控制统一协调。不过，这是一种危险的选择，胜则王候，败则寇，派别势力旗鼓相当，其结果便是两败俱伤或军阀割据了。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局面是一个极好的反面例证。
印度尼西亚军队在1965年之前的特点决定了军事政变发生的必然性。政府与军队之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权威与服从权威的关系。早在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在1946至1947年间，军队一直孤立作战，没有中央统一指挥，军事行动常常与政府的外交谈判相抵触”。取得独立后苏加诺总统又不能驾驮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军官们常常把他们自己视为创立新政权的重要因素。军队自认为不仅是印尼共和国的行政代理，而且还是这个合营实体的股票持有人。在1950－1952 年间的发展仅加强了军队对这些“管理”合营实华的政客们的能力的不信任。1952年的“十月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1952年 10月，军委会纳斯汀上校和国防部的一些主要官员想借用国家预算紧缩之机整顿军队，提高军队的职业化水平。这样，过去一批从游击队转为国民军的军人便会遭到裁减。军队对这一计划予以强烈反对，苏加诺总统也反对这一裁判计划。当时唯一能阻止这一计划的办法便是让议会通过对国防部及相关机构的不信任案。十月十七日晨，几千人上街游行示威，坦克和军车将枪炮对准总统府，要求总统解散议会。后经苏加诺富有魅力的演说后，人员才渐退。随后各地方驻军首脑集体拜会总统，再次将政治不稳定归罪于议会，要求总统解散议会。苏加诺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事件是军队与政府关系恶化的起点。
其次，军队内部分裂严重，军队的整体形象不完整。前面已追溯过，印尼国民军军官有三个不同的来源，彼此受训的背景不同，军官们主倡的意识形态也不同。“十月”事件之后，主张“职业化”的军官与提倡“勇敢精神”的军官的分裂明朗化。
军队的统一性受到严重威胁。继纳斯汀之后于1 952 年担任军委领导的班邦。苏根上校在1952年2 月组织了一个由289 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意在重建军队的整体性。
与会军官们在十分动情的气氛中参拜了苏底曼将军和乌里普中将的坟陵，这二位是他们在革命时期的领导，最后还发表了一纸祭文： “我们不能用一个自由、安全、富裕和平的印度尼西亚来慰藉你们的英灵。我们只能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沿着你们伟大的灵魂，伟大的牺牲精神指引的道路前进，并将珍惜你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很明显，与会者羞于陈表独立五年后的发展状况。后来与会军官又签署了一份神圣的保证书，保证维护军队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这便是“达加宪章”。然而，“达加宪章”并不能保证军队的统一与团结，在1958年，原属印尼荷兰皇家军团的军人在克里布开始了1958 年至19 62 年的内战。内战之后，原荷兰人训练的军人的影响被大大削弱。军队内的宗派分歧只剩原日本人训练的右翼陆军集团，苏哈托为主要次之一，以及独立后在欧、美和共产党国家培训的空、海军集团，而后者的势力较陆军弱小且分散。这无庸轩疑地决定了军队整合最终会由右翼陆军来完成。
1965年，印尼部分军人试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新政权，然而政变流产，苏哈托弹压了政变，并控制了政权。这样，军队与政府已恶化了的关系，和印尼军队内部的分裂终因苏哈托政权，军人政府执政而告一段落。苏哈托军人政权之所以能存在下去，在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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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

基本上以极端的方式理顺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实行了军队的内部统一和团结，更主要的是，军队本身的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组织来推动和发展经济，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

　　第二章印度尼西亚军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稳定作为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必须有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协调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贯彻各项经济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军队作为现代化的组织者，其积极的功效表现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
第一节 恢复政治与经济秩序
苏加诺在政治与经济上的一毓失误缍导致了印尼各种危机的总爆发，致使右翼陆军轻易接管政权，苏加诺在国内民众中的声望似乎一夜间灰飞烟灭。有必要对其失误作一些概括：其一，苏加诺的政治思想过于理想化。苏加诺政治思想的精髓是“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调和，汇拢和折衷，各种冲突的政治力量的共处，互助和协调。”年轻时代的苏加诺面对印尼三大政治势力就提出了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与马克思主义团结合作的思想。60年代初，他把三者联合与团结的思想缩成一个词“纳沙贡”。很明显，苏加诺想形成一架政治天平，将自己变成天平的支点，这无疑在玩弄一种政治平衡的技巧。他这种政治思想在争取民族独立时期起过作用，团结一切力量，形成反殖统一战线，最终获得民族独立。然而，建国后，“革命形势和任务特别是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民族矛盾已让位于阶级矛盾。
苏加诺并未看到这些变化，依然想通过旧的战略思想来解决新的战略任务，这就不可避免地徒劳无益。“
其二，政治利益分配的极度乱。苏加诺为了实施其合作与团结的战略，为了将自己轩于各种对立政治势力的中心，在政治利益分配就须各派兼顾，使之相互制约。
“苏加诺的权威不仅来自于其超凡魅力或‘独特的个人身份’，而且还来自于通过权益分配任命官员及分派‘物质刺激和报酬’，从而保持敌对政治势力之间的谨慎平衡。”这种混乱的利益分配使政治的效率极低，分配过程中不泛有腐败不见得发生，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种利益分配方式反面不能接受。
其三，对民主的认识模糊不清。印尼独立后实行了一段时间的议会民主制，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和经济状渴的恶化，苏加诺开始骓予驾驮各势力之间的平衡，他将这些问题归于议会民主制，指出议会民主是“外来民主，不是印尼的民主”，而印尼的民主应是“指导民主”。苏加诺的“指导民主”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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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镇，《论苏加诺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 1990年第5 期，第42页，第35页。
鲁虎《国外对印尼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9 期第21页。
第一，“指导民主”既不是议会民主，也不是集中民主，而是主张各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共同进行讨论和协商，寻求意见上的一致与和谐。
第二，“指导民主”不仅指政治上的民主，而且包括经济、社会事务上的民主。
第三，指导民主必须有“英明的指导”，“承认思想和言论自由”，但要受到某种限制，即不得危及国家的安全与人民利益。
第四，指导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达到公正和繁荣社会的工具和方法。
苏加诺把印尼传统的家长制运用到政治思想中，这种理想化的政治体制未免显得幼稚。苏加诺的“指导民主”并未能开花结果，各种利益的分歧根本不可能实现意见上的一致，反面会限制各政治势力在政权中的作用，这正是苏加诺真正意图所在。
最后，在经济上决策失误。苏加诺在其激进民族主义的指导下，印尼政府对经济活动实行国有化，排挤外国人对经济的控制。国家计划局负责全国的计划制订，但执行计划委员会是由一个无效率的部级组织，计划屡屡不能实现。苏加诺时代的印尼经济意在建立起自足、独立的经济体系，其结果是极悲惨的， “整个故事不仅是不景气，而且是负增长，明显的倒退和恶化”。经济上的失误对苏加诺而言是致命的打击。首先，经济上的不景气，会使民众怨声载道，各利益集团在经济活动上受到限制，其热情与注意力会转向政治利益的表达与分配，从而加剧了苏加诺维持政治平衡的难度，其次，苏加诺试图用联合与团结的思想来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体系，这尤如空中楼阁，没有坚实的地基，倒塌是迟早之事，简言之，苏加诺没有能通过经济发展形成一个支持自己的阶级，一般这个阶级就是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苏加诺作为伟大的民族主义革命家，面对印尼建国以来的民众对发展的要求，在政治与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决策都怀着美好的初衷，这些决策是印尼发展要求的间接体现，只不过结果令人失望。苏加诺的这些失误使原本整合基础薄弱的印尼民族出现了分裂的险情，印尼军队整合自身的难度也增加，最后军队中的右翼陆军取代苏加诺也便是情理之中了。
军人政府整合军队内部控制的过程是残酷和充满血腥的。1958年至196 1 年的克里布岛起义是具荷兰传统的军人与以具日本军队特质的军队为主体的军人之间的公开分裂，最终以对起义者进行血腥镇压而宣告具荷兰传统的军人湮灭。然而，六十年代，颇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曾受训于共产党国家的空军与海军军官们与当时印尼最大的党派──印尼共产党关系颇近，这些军官与具日本军队特质的陆军之间的分裂日渐明显。再加上自五十年代末，印尼政府宣布与邻国马来西亚处于敌对状态，国防开支大都倾斜于海、罕军的装备改善上。原PETA军人最终无可容忍，借1965年的未遂政变之机，并以失踪的高级军官的尸体在空军机场发现为理由，对军队中的左派军官及空、海军中的高级军官进行清洗，同时动用军队和武装反共分子对印尼共产党进行毁灭性的屠杀。西方认为1965年的未遂政变是由印共产党策划，由中国政府暗中操纵的，然而至今尚没有证据表明政变与中国政府有联系。鉴于这一点，将这次政变视为印尼军队内部控制的分裂更为恰当。
不过，当时印尼的社会危机对军人掌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后来军人政府进行血腥屠杀与清洗提供了理由，从而使其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视人命如草芥，将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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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The Mystical world Of Indones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ohn Bresnan. Manag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质尽暴露无遗。首先，共产党的势力已很强大，其势力在印尼农村已开花结果，“打土豪，分田地”深得人心，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种植园主们极端仇视共产党，他们多年积蓄的良田美宅倾刻间被剥夺和瓜分。同时，在城市里，共产党主张资产国有，其强大的政治势力迫使苏加诺政府采取国有化的政策。这些聚积着的怨恨，当1965年的未遂政变发生时，就象火山爆发一样地指向印尼共产党。同时，自印尼独立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财政年年赤字，外债逐年增加，就业不足，失业者与无业者对政府也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经人引导，也指向了共产党。
因此，当1968年3 月12日，苏加诺总统授权苏哈托不惜一切手段恢复秩序时，屠杀与清洗便开始了。苏哈托执总统手谕，以总统之名义签署了禁止命令，然后3 月18日又逮捕了左翼内阁成员和其他一些官员。之后，数百名空军军官员和众多的海军军官均被逮捕。这样的清洗与屠杀在当时是不太可能避免的。首先，在65年之前，印尼军队几次努力整合内部统一均告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军队内部分裂没有明朗化，无法以任何一派为主体来整合军队。同时，虽然社会危机渐严重，但没有爆发，军队假借政府之手整合军队的筹码不够。其次，苏加诺总统在六十年代初有意以日益强大的共产党来限制强大的右翼陆军势力，二者成了冤家对头，同时共产党涉嫌拉笼部分军队，尤其是印尼空、海军。这显然是意欲分裂印尼军队的整体性。而印尼共产党之所以在这声斗争中失败，原因有二，其一，共产党的主要影响在农村，而在城市中未能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其一些主张疏远了城市中产阶级。其二，印尼共产党虽在印尼军中有一定影响主要是一些空、海军军官，还无法抗衡占印尼军队主体的右翼陆军。虽然1965年的未遂政变事件表明了印尼共产党和印尼军队中的空、海军集团也试图成为社会整合力量，担当印尼发展的领导者，然而轿车的悬殊决定了印尼右翼陆军成为社会整合的主体。因此当危机总爆发后，军队不少积极分子故意将危机引向深入，将众矢之的指向共产党，让社会一片大混乱，这样军队便可以恢复秩序为筹码迫使总统解除异己派军官的兵权。十月十六日，苏加诺总统就解除空军司令奥马将军的职务，任命苏哈托兼任空军司令 . John Bresnan. Managing Indonesia ，　，　
措施遏制，预计1966年大米价将上涨1000％。在五十年代政府预算赤字保持在收入的百分之十到三十之间，在六十年代上升到了百分之一百。1965年，赤字达百分之三百。1966年的前三个月在继续恶化，这三月的赤字已相当于政府65年的总支出。数年来，印度尼西亚的外债持续上升，总额已达24亿美昂。本年度将开始偿还长期债务，如果履行还债义务，外汇收入将没有用于保证某些必需的份额。同时，由于国民所需，还借了很多用于进口必需品的短期债务。“
面对这些问题，“超级内阁”采取了一毓措施来恢复经济秩序。 “在本质上，这举措与早期政策并无多大不同，只不过被更好地协调，坚持和有效地执行罢了”。
首先，对货币进行整顿，重新规定了货币的面值，发行了一种新的“卢比”，相当原1000个卢比减去10％的扣率。两种货币同时流通，结果引起了很多负面的影响，造成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恐慌。其他一些稳定措施实际上1966年7 月以后才逐步分阶段实施：对政府的预算首先发难，中央政府的预算计划必须平衡，因此大量的政府开支被削减，很多大项目被取消或停工。然后政府控制银行，紧缩银根，虽对许多企业造成伤害，但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对于外债，1966年，印尼在东京与主要的债权国达成了谅解，允许其延期偿还。同时，重新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整改外贸，增加外贸自由度，放松外汇政策，以鼓励出口。随后，外汇政策再度调整，外汇牌价与汇率不再由政府归定，而是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军人政府的稳定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与其他一些鼓励生产的措施相配套，水稻的产量不再滑坡，而是稳中有升，67年之后每年均持续增长。
财政赤字明显下降，从66年的前三个月的百分之三百下降到67年至70年之间平均为 ％。物价国民总产值的指数在紧缩政策后回落，物价得到稳定。由于债权国同意印尼延期还债，并愿意提供新的贷款，使印尼度过了债务危机。外贸与外汇政策的改变，刺激了印尼的出口，传统农产品和石油等资源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入不敷出的困难境地。
从66年至68年间，印度尼西亚军人政府经过三年的过渡，实现了军队内部控制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渐渐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加，虽然人们对6 5 年的大屠杀仍心有余悸，但经济上的好转给人们增添了慰藉。到此，军队已控制了印尼政权，到1968年苏哈托被议会“选举”为正式总统之时，军人政府已巩固了政权基础，这为日后制订和执行发展战略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与苏加诺相比，苏哈托没有超凡的领袖魅力，然而他及其领导的军人政权顺利地度过了过渡期，最终牢牢地控制了国家政权。总看来，苏哈托之所以能顺利地接管政权，归于他及其领导下的军人政权克服了苏加诺 时期的诸多失误：
首先，在利益分配上，苏哈托不再各派兼顾，而是避轻就重，形成自己的支持者。“苏哈托的权威更多地依靠权益分配，但与苏加诺权益分配广泛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各派势力不同，苏哈托的商业机会分配大多只限于军官，军人之外的反对势力受到压制。”
其次，在政治上，苏哈托摒弃了苏加诺的理想主义色彩，用血腥屠杀等现实的手段来处理政治势力之间的对立。军人政权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虽然对印尼共产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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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gh editon of business news 9Jkarta. April 15. 1966）
Alen M. Sievers. The Mystical world of Indonesia.　
The Mystical World of Indonesia.　
鲁虎编译，《国外对印尼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第21 页
行毁灭性地大屠杀，反而获得了西方的默认与支持。这种规模的杀戮居然没有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权维护者的指责和制裁，反面获得了允许延期偿债的承诺和若干贷款与援助，这件事充分说明西方鼓吹人公的功利性与目的性。这各专制性的政治使苏哈托顺利成为权力中心。
最后，在经济上的一系列成功使印尼民众承认了苏托。“苏哈托政权的长期生命力源于其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而不只是依靠增加赏赐品并在将军中分配，从而建立支持政府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经济发展扩大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繁荣程度，又为富裕地主阶级带来好处。”

　　第二节 印尼民族的重新整合
印度尼西亚素以“千岛之国”着称。不仅印尼的领土是由上千个大小岛屿构成，位置呈东西绵延，岛屿之间水域较宽，无法桥梁沟通，而且印度尼西亚民族更是由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讲不同语言的人们构成，彼此差异明显。在65年之前，印尼只有初步的民族整合，还没有能形成一种代表印度怪西亚的主流文化，各个集团之间互不相融，再加上语言、宗教的不同，极骓相互沟通，因此极易恶化为仇视，这是印尼一大社会危机隐患。同时，这种极具差异性的民族性，在内不能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内聚力，反面易产生内耗，也不利于形成一个有效的国内市场，对外，不能团结一致对外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军人政府之所以能在民族整合方面极易做出贡献，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军队的职业主义在军队控制政权后除了要加强军队自身的内部控制之外，还会将控制延伸到军队之外，对社会的整体性进行巩固与加强，以确保其对政权的控制。民族整合便是将一个有文化，经济和宗教差异的国家统一为一个有共同特征的民族的过程。
民族整合是一个过程，其中包括形成本民族，该国家普遍接受的主流文化，经济在地域上差异不大，在政治上，各利益集团有途径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建立起开放的政治体制，民众能参与政治。在印尼，军人政府在形成主流文化，缩小经济地域差别上取得了好成绩。然而，在政治整合上，专制封死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保证途径，不过这种政治整合的滞后却保证了经济发展，因为利益集团没有途径对社会资源进行分享，从而保证了有限的资源用来保障发展。因此从一定和谐上，政治整合滞后并非全是坏事。
印度尼西亚军人政府针对这些民族差异，在文化，经济与政治方面对印尼进行民族整合，最终使这个由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构成的国家产生出统一的官方语言，主流文化，相对产衡的经济发展和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及内部彼此交往方便的交通与通讯系统。
独立后，印尼政府宣布巴哈沙印尼语为官方语言，主张信仰自由。然而人们用于交流的语言却非官方语言，爪哇语和中国语更为通用。大学里也没有确立印尼语的官方地位。全国性的报纸都在首都雅加达出版发行，然后空运到其他各岛，全国仅有一家电视台，用卫星向全国传送节目。再加上印尼以三大不同背景的文化集团阻碍着主流文化的产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督教集团和信儒道的华人集团，故此要在文化上整合印尼没有一个强大政府来操作，是不可能达到目的。
军人政府采取的措施是积极有效的。对于语言，政府着重提高印尼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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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虎编译，《国外对印尼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第22 页
Christin Drake.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hawii　
尼语成为政府唯一办公语言，所有电台、的唯一使用语言。政府还经常举办一些印尼语的文艺活动，用以整合民众的语言差异。在宗教方面，官的宗教政策有意识地去整合宗教差异。政府的政策异常小心，每一政策均适用所有宗教。政府确认了五大宗教的合法性，它们是：伊斯兰教、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
为了形成主流文化，政府将各宗教的教义与教规统归于它一“希拉”之下，把它宣传为国家哲学。政府抵制了来处穆斯林分了要将印尼变成伊斯兰国家的压力。政府还抑制穆斯林的布道活动，以免激起其他宗教的恐惧与不满。并且，政府不顾穆斯林的反对，将伊斯兰斋月与学校放长假分开。从1974年开始，政府组织地方性的或全国性的对话，让五种宗教的领袖坐下来对话，清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又组织了一个五大宗教的宗教顾问机构来协调宗教矛盾和促成社会多元化。
在印尼，少数民族众多，印度人与华人后裔颇多，尤以华人势力最大，也极骓同化于同一文化氛围。华人控制了印尼的商业，在殖民时代又受过荷兰人的优待，所以华人形成了自己的集体，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华话为交流语言。华人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人政府极为敏感于印尼华人与中陆中国的联系。军队断绝了印尼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政府禁止任何销售，进口和散发用中文印刷的文章。中文学校被取消，大学里不再有中文系。对印尼华人的同化大大加强，其结果也比较成功。
语言的统一为印尼各岛的交流打通了道路，在宗教上的缓和，各教的相容性增加，政府没有以支持某一宗教的方式来消除可能因宗教矛盾而产生的社会危机，实行信仰多元化，强调国家哲学，融众教义于一体，这是极为明智的政策。
印尼落后的交通与通讯状况对印尼的民族整合形成了极大的障碍。从1967年起，政府就开始花大力气来改善交通状况和通讯系统，以便更加有效地把全国联系起来。
重新修建和改善了数千公里的公路。“从世界银行和美国、澳大利亚及亚洲开发银行取得的贷款和援助完成穿苏门达高速公路，穿苏拉威西高速公路及加里曼丹的道路工程。”同时，铁路交通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由于印尼是一个群岛之国，水上交通更为重要。 “政府致力于增加，改善岛屿之间的运输能力，改善船舶，港口、码头的设施。”这样，不同岛屿之间，大岛与小岛之间人员流动由于交通的改善而大大增加。由此，人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增多，交换信息的途径得以改善，也增强了人们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观念。
军人政府对改善通讯系统的投资也是巨大的。政府深知大众通讯及传媒对于一个民族差异性大，地域广阔，人口分散的国家进行民族整合的作用。1976年，印尼拥有了第一颗通讯卫星，使印尼的电讯，广播电视及信息伟输发生了变革。广播电视的发展极为迅猛，通过这些媒体，增加了印尼人民对其他文化及经济与体育方面的成绩的了解，从而加深了他们民族统一的共识。“电视的数目从1975年的410000台增加到了1984年的5343000 台，电台估计有超过一百万的业务主持人”。
在政治上的整合是充满阵痛的。苏加诺时期印尼产生了党派政治的雏形，然而1965年的一阵天浑地暗的血腥杀戳，初生的幼苗夭折于血雨腥风中。苏哈托自1966年3 月产生“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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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Rodger，“Indonesias faithful Flex Their Delitical Muscle”，
Mccawley “Survey of Recent Developmtnt ”
内阁“到1968年由议会正式选举为总统为止终于由军中一名无名之辈登了总统宝座。然而，苏栓托及其代表 的印尼军队能否每次都能在”选举“中立于不败呢？
如何能将这块“牌坊”立得稳定可靠，军人政府费了不少心机。政党政治是民主的象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崇与倡导的因此军人政府不敢明目张胆地禁止所有政党。军队组织了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功能集团”。为了保证Golkar的最高权威性，政府采取措施把其他党派轩于其之下，又强行将九个党派合并为两个，然后政府对这两党进行操控。
在缩小经济上的地域差别方面，印尼军人政府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其具体措施将在下一节中详细分析。
总之，印尼军人政府通过一毓措施，将一个文化，经济有巨大差异，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整合一个具有共同民族认同感的国家，这对印怪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为以后印尼军人政府贯彻执行自己的经济政策铺平了道路。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
军队掌握有现代管理技能和技术。当军队控制政权之后，军队已掌握的技能就会派上用场，然而军队管理毕竟比较单一，因此一旦军队去面对复杂的经济与社会事务，已有的技能便显得捉襟见肘，那么通过与谙熟经济与社会管理的知识分子结成“盟友”，便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在印度尼西亚，1965年之后，军队起有“双功能”的作用，同时“伯克利集团”被请进军人政府主持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制订与规划，最终使印尼步入了“亚洲新小龙”之行列。
军队的“双功能”
1965年之后，印尼军队不再仅限于国家安全的扞卫者，而是全面地涉足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管理。这就是被西方学者称之为“Dwi Fungsi” 即双功能。双功能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军队中的高级军官控制了国家机关的所有高级职务，包括驻外大使，或者国内大型企业及机构的领导人。
其次，军队广泛地卷入经济活动。哈罗德。克劳克在其《印并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一书中对这一现象作了一种解释。 “商业机会的扩展对军队失学稳定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军队继承的一个管理混乱，经济滑坡的社会，新政府很骓通过传统方式为军队提供经费，因此允许军队自行筹积经费的不足部分，这样，很多军官都卷入了经济活动以求谋取更多的工资。克劳厅的解释主要基于当时困难的经济状况难予保障军队开支这一事实。然而，印尼军人政府并不仅限于这一目的。在苏加诺时期，印尼已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及公司，只不过效益均不佳。
1965年之后，很多军官被派到企业担任主管，同时军队控制了国内主要的国有企业，包括石油公司──普塔明纳，并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军队在管理上的优势，使这些国有企业产生了活力，军队涉入经济活动之后，为印尼稳定经济秩序，执行经济政策提供了保障。印尼军人政府先后共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最终安全度过危机并保证了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无疑军队在经济活动产生的稳定作用是至“par───────────
James　.driven by Grouwth . Mackie. “Indonesia ：Economic Growth and Depoliticization”
Steven Schlossstein. Asia ‘s New Little dragons， Contempoorary boods ，Chicago ，　
Harold Crouc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　
关重要的，军队的另一个“双功能”表现在军队似乎不持权自居，而是处处将军人的形象淡化，融入百姓之列。在雅加达的一位外籍人士曾说：“如果印尼军队的军官今天能找到他们的制服，我肯定会吃惊的，如果当他们穿上军装，衣服居然还合身，我会更加吃惊的。” 高级军官与普通市民一样着装。也许因为这一点，印尼经济活动中的军人的形象并不明显，从而使军队对经济的干预被普遍接受与认同，军人政府的军事性似乎也由此在印尼越来越淡化，很多印尼人都不把军人政府视为军人专权。
“伯克利集团”
军队有制订战略，指挥作战的组织与协调能力，然而对复杂的经济终归是门外汉，1965年之后执掌大权的军官们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依旧是有力使不上。同时，军队作为社会各类集团与组织一员一跃而成为国家的支配集团，纵然手中有枪炮等威慑人的力量，毕竟显得势单力孤。军队的职业主义特征使军队不得不吸纳技术人员来充实自己的技能，这样与知识分子结盟便成情理之中。现已控制国家政权的原 PWTA成员都是日本军人训练和培养的，他们经过战争的考验后，他们的作风是现实而理性的，日本军人素来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关系的传统也被他们借鉴过来。
而当时印尼的知识分子也跃跃欲试，与军队结盟便一拍即合。早在1966年初，印尼大学的经济系教授们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组织讨论会、座谈会，积极讨论当时国家经济状况及应付对策，一些高级军官也尖邀参加，后来，“超级内阁”主席苏哈托也欣然赴会，对讨论会赞不绝口。经济学家们便被应聘为顾问，对治理经济献计献策。早期的稳定经济秩序的一系列政策都是这帮大学教授的杰作。后来，政府又选派人员到美国进修，这样就形成了“伯克利集团”。主指这些在美国大学尤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的印尼人在被军人政府重用后，为印尼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今天，一些重要的印尼政府部长，如商务部长穆罕默德－哈里提就是“伯克利集团”的成员之一。这一批被吸纳进军人政府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订印尼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是主要的角色。
经济政策
1966年上台后的印尼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是现实并且可行的。政策有三个方面：①基于当时印尼的困难的经济状况，发展开放型经济，引进外资是唯一的选择；②发挥本国在资源上的优势，大力开发石油、天然气、木材等资源，扩大出口，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③有计划、分阶段地推动和发展本国的工业化。苏哈托在1 968 年上台后，形成了一个多数由军人组成的“发展内阁”，这个内阁中一些资深的经济学家为印尼的经济发展制订了一个宏伟蓝图，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并作了阶段性规划。
印尼的三大经济政策取得了理想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968 年1 月至1984年3 月，印尼总共吸收了571 亿美元的外资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其中制造业对外资的吸收比例大于其他部门。1967－1975年，在已批准的外国投资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达％。这样，印尼军人政府在一无外汇，二无储蓄的情况下，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寻求外援来弥补工业的投资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大量的外资为经济的起飞提供了资金保证。同时，印尼本国资源的开发也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本。
自60年代以来，印尼通过国营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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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s New Little dragons.　
John Bresnan. Managing Indonesia.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P322. 陕西人了出版社， 1993年版。
与外资合营开发隅海石油资源，到1982年12月，已有17个油田产油。印尼石油产量由1969年的2960万吨增至1983年的6719万吨。七二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印尼也大受其好处。石油公司上缴的税金在69 －70年度为4 83亿印尼盾，占国内总收入的％，至83－84年找已达95202 亿吨，占国内总收入的比重达66％。印尼军人政府在 70年代之所以能对非石油产品工业化，尤其是对制造业进行大量投资，主要是靠石油资源上的收入。
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调整
六十年代的“依附论”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永远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并将其阐释为发达国家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向不发达国家倾销工业品，这样不发达国家永远处于一种依附地位，任人宰割。这一理论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故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中都把政治因素作为选择工业化战略的主要依据，即加速工业化，迅速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结构更有利于加强和巩固政治上的独立。“par 流行的发展战略理论上有两种：即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则是利用本国资源生产进口的工业品，其产品必定是最终产品，实行这种战略的好处便是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立足于本国市场，不受国际市场的需求影响，其缺点是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较高，需进口设备和半成品，容易产生外汇收支不平。出口导向战略则是利用本国资源，生产半成品或初级产品，立足于国际市场，这种战略的优点是对资金和技术水平要求不高，但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的供需影响，不利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不过，学术界对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定义颇为纷杂，至今尚无统一解释，一般地将进口替代视为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必要措施，而出口导向则是本国工业已具规模，有能力竞争于国陵市场，这是推动工业化趋向成熟，提高本国工业的生产力与生存力的最佳选择。因此，进口替代是出口导向的基础。但是，选择哪一种发展战略对于该国的战略制订者来说是一种能力与战略眼光的考验。进口替代对国内市场的要求很高，本国市场如果狭小，选择进口替代战略无疑是个灾难。即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