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docx

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摘 要通过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现状、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认为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与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其具体的运作则具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关键词20世纪初期；赣闽边；民间传统借贷；市场趋向性；农村社会经济；政府规制与调控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久远的民间传统借贷，因其较高的利息率及其对加剧社会贫富分化所具有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的社会革命中被一般性地与“高利贷”划等号，债权人以债权获取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则统统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而被认定是革命的对象。长期以来，传统民间借贷在学术界长期也被笼统冠之以“高利贷”而倍受责难，道德评判多于甚至替代了经济理性分析。进入90年代后，李金铮等农村经济史专家贡献了一批重要成果1，对20世纪上半叶的华北与部分江南农村的借贷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经营高利贷不仅有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农民；农村借贷还包括农民间的互助性借贷；高利贷有残酷剥削的一面，同时也有金融调剂的作用，农家经济离开高利贷是很难运转的。这些研究是对学术界有关农村民间借贷研究结论的重要突破。但是，一方面，学者仍然片面而笼统视民间借贷为高利贷，甚至认为它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学界对农村民间借贷的市场趋向性、债权人的经济剥削与社会责任等问题则或研究不够或没有涉及；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赣闽边地区，是当年苏区革命的中心，乡村民间借贷被统称为高利贷并认定是革命兴起的主要原因，而在该领域却还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该地区研究的新成果。如能对该地此前的农村传统民间借贷重新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不仅对深化苏区革命乃至中国近百年农村社会变革的研究，而且对纠正长期简单视农村民间借贷为“高利贷剥削”的传统认识，对社会产权和社会信用遭受重创的中国农村加速金融改革、促进民间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通与优化配置、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与社会诚信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世纪初期，即清末民国前期的赣闽边农村为个案，通过对原有文献资料、新近出版的方志资料和多年田野调查资料的重新研究，从民间传统借贷的现状、借贷双方的经济选择与运作、民间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与社会政策问题等四方面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1 李金铮着有：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和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二三十年代华北合作社借贷活动及其效果等重要论着。另外，马俊亚则有典当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辩析等论文。 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傅建成：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金铮等最近发表的20年来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新探索也仍然统把近代乡村私人、店铺和典当业视为“高利贷”。 中国长期的传统商品经济发展进程显示，现金货币的流向有“嫌贫爱富”之习性，商品经济越发展，商品交换中的现金货币流向越是往商贸繁盛的城镇地区集中，广大农村在商品交换中则总是相对处于现金货币的溃乏中；同时,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及相应的市场竞争的发展,一方面农民与货币市场的关系有逐步加强趋势,另一方面农村的贫富分化也相应增长。因此，在中国漫长的传统商品经济发展进程中，因农村生产资料的配置与农民生活资料的调剂而发生的民间传统借贷,在农村社会便具有了悠久的历史。至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近代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主体上仍处于自给自足的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结构逐步解体，传统家庭农民生产者日益被卷入近代世界商品市场之中并进一步加强了与货币和城镇市场的联系，在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中原本就呈现金溃乏的广大农村，因传统农业经营与新兴工商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等价交换”的弱势地位，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更呈日益枯竭的状况。与之相适应，一方面导致了农村货币借贷的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农民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需求的增加和民间借贷在利息趋高中的增多。江西之赣南和福建之闽西，地处东南沿海腹地和赣闽粤三省商贸交流的要冲，随着潮、汕开埠并进入20世纪初叶，边区的商品交换关系则迅呈增长与发展之势1 ；经营农业弱势产业的边区农民，对现金货币的需求也日趋增长，此时，边区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与昔日相比，虽无大的变化，但它也在利率趋高和传统借贷方式传承的基础上日见频繁。就当时边区农村的民间借贷关系观察，民间借贷形式主要有：现金借贷、实物借贷、“打会”与典当等。现金借贷是边区农村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之一。它是中国农村社会历史悠久的一般性民间有息借贷。在闽西的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县农村，这种民间现金出借称“放利”；在江西赣南，现金出借则称之为“放债”，也有称“放利”者 。它不仅有雇农、贫农、中农因生活周期性或特殊困难向地主、富农和宗族公堂借贷，也存在着富裕阶层之间的商业性借贷与遇红白喜事、天灾人祸的特殊借贷，还有贫农间、中农间和中贫农间少量的小额生活费用的短期周转性借贷。每至年关或次年青黄不接，或婚丧建房、疾病灾祸，缺粮少钱或外出挑担经商，短期无法周转的农民，便想方设法拜托亲朋关系向地主、富农及其它富裕人家，或向宗族公堂告贷现金。在赣南兴国县的永丰区农村，地主集中住在赣县的白露墟，为“不在乡地主”。该区农村能有钱出借的“主要是富农”，即“贫农向地主借钱的完全没有”，向富农借钱的占80%，20%向公堂借，富农则向地主借钱 ；在寻乌，有钱出借多是大中地主、公堂和“新发户子”；而“以借额论，中地主占到50%，新发户子占30%，大地主及公堂占20%。以借贷起数论，新发户子最多，占75%，中地主占20%，大地主及公堂占5% ；在宁都10村1003个农户的调查中，债务人达438户，占% 。在整个闽西乡村，地富与贫苦农民间、农民之间的周期性生活与应急性的现金借贷更是普遍的存在；至于商人之间、商人与矿工之间、商人与农民之间的生产与商业往来债务借贷，闽西有商人债主贷借给农民、手工业者间的放槽纸、放赊纸、做猪本、牛本、烟叶本、豆饼本 和商人对葡萄种植农民借贷的肥料、盐等生产经营性债务10，赣南则还有商贩或商店向采钨矿工 11、蔗农12 赊借的工具、肥料、伙食等前期生产性资本。另外，在武平县农村，还有一种“放利”叫“火烟关”，又叫“孤老利”。这种放债，多限期在三个月内完成借贷往还手续，如借款10元，每日早晨见借户煮饭之炊烟，债主便到债务人家收取利息1角，如无钱偿息，到月底并入本金计算利息；假定3个月内均未偿息，到期本利共计就是元13。与此同时，闽西与赣南都普遍存在由赌棍借去做赌本用的“月子利”和“墟子利”；它以一月或农村集一墟为期，借一元还两元，不过这种借贷与上述所谓的“孤老利”借贷一样，也多为赌徒借贷且是“少有”的 14 特殊借贷。就整个边区广大农村而言，现金借贷都是普遍存在的15。实物借贷仍是边区民间传统借贷中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指农民日常主要生活物品的借贷，如谷米、食油、猪肉借贷和耕牛的租借等。在当年边区农村现金货币处于枯竭状态的情况下，这种借贷多半是边区贫苦农民为解决周期性困难周转而发生的借贷，其中稻谷的借贷是边区农村最普遍、最常见且数量最多的实物借贷。 “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有的向地主富农借，有的向公堂或义仓借16。如遇青黄不接又加灾荒等特殊情况，即便是生活上较好的中农，也须借贷17。同时,在赣闽边山区，只要有茶山的地方都是山多田少的地方，因此都存在食油的借贷现象；许多农民甚至连平时生活中的吃油都得借，“打禾了，没有油吃，提个壶子跑到地富农家里借一壶油”；而多数贫农多半是在家中没有粮食而地富钱谷又都不肯借的情况下，“迫着只得借油，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籴谷子吃饭”；有的贫农还靠借来的油，拿到集市上，“发卖得钱，以济急用”。因为对于生活贫苦的农民而言，食油与米谷两厢比较，前者是可以省去的消费，加上油利的借贷利息高，故贫农一般不敢借油吃。结果相对借谷而论，农民借油吃的仅为少数18。另外，边区农民间相互借肉和借牛耕田也是常有的事。一般说来，边区农户家家每年会养上一、二头猪，但各家宰杀时间不可能相同；逢年过节或农忙之时，市镇上屠案有肉、村中或镇上有人家中杀猪，急需者便去借肉，亲朋间可以不要任何利息，待自己杀猪时如数归还，但一般关系尤其是市场上赊借则必定要取息；在武平农村是“借肉一斤，秋冬时还谷一斗19。至于边区农村存在的牛力借用，一般不叫借，而叫“租”，即“租牛耕田”20。 边区农村的“打会”，也是当时民间借贷的重要形式。所谓“打会”，也叫“邀会”、“请会”、“合会”或“凑会”等。它具体的运作则有 “摇会”、“轮会”、“标会”等方式21，是被边区民众称之为中下层农民之间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有息借贷，并为民众尤其是许多中下层农民所采用。“打会”会期又分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等多种形式。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随后以“没本盖利制度”轮流得会款。“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打会”的目的，“如为了娶媳妇，做生意，死了人要埋葬，还帐等等”22。1929年，寻乌城薛某，“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杂货店在城隍庙侧边”23；寻乌城居民陈亚魁，当年为了娶老婆，也是自已通过邀会解决的24；另据记载，当年会昌县有40%的农户要以邀会形式解决急用款 25；武平县的民间打会也极为盛行，“邀会”成了当地各阶层人家“遇上婚丧喜庆、修房经商等事，筹借款最快最好的形式”26。当然，要加入这种带有互助性的“打会”组织或“邀”或“请”到这种“会”，需要交纳一定的“会金”和标利，而且还要很大的人情；因此，极贫苦的农民就很难进行邀会或请会。能“邀会”、“请会”的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其次是“半自耕农，佃农中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和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271 温锐、游海华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第三章“五、传统商品交换到农村第三产业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257页。 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福建武平县政协文史委编: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期，第50页；温锐等1996-2000年间在赣南农村的实地调查访问记录。 毛泽东：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另见1996-2000年间温锐等在赣南闽西农村的实地调查访问记录。 请见温锐：试论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村阶级划分的标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毛泽东：兴国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4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2-203页。 经济部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印：江西农村社会调查，第153页。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0-201页。10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33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8月版。11 江西建设厅编：江西建设汇刊，1930年1月，第77-81页；正气日报，1948年6月14日。12 胡百森：绵绵蔗糖史，悠悠甜与苦：赣县蔗糖业史，参见赣县政协文史委编：赣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3页。13 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见武平县政协文史委编：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期，第51-52页。14 孔永松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毛泽东：兴国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2-203页。15 1997-2000年笔者在闽赣边各县农村的实地调查访问记录。16 毛泽东：兴国调查和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3、147页；另见孔永松：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第72页。17 廖乐暄：吴月波烈士二、三事，见赣县政协文史委编：赣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第60页。18 毛泽东：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9页。19 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武平县政协文史委编：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期，第52页；廖乐暄：吴月波烈士二、三事，见赣县政协文史委编：赣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第60页。20 毛泽东：兴国调查和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8-149、205-206页；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期，第50页；作者在边区宁都、瑞金、会昌和长汀的实地调查访问记录。21 作者1996-2000年间在赣南闽西农村的实地调查访问记录。22 毛泽东：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154页。23 毛泽东：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4页。24 温锐等1999年12月在寻乌县城陈亚魁家的实地调查访问。25 江西省会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昌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26 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武平县政协文史委编：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辑，第52页。27 毛泽东：兴国调查和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3、153页。典当则是赣闽边农村社会民间传统借贷中的一种实物担保借贷。典当按典当的期限或物品的价值量区分为二种：在闽西，按典当期限分别叫“典当”和“少押”1，赣南的兴国等地则以物品的价值量区分为“大当”和“小押”。闽西的“典当”一般以十个月或十二个月为满期；少押多以三至六个月为满期；当物有衣饰、棉被、锡具、木器、农具等。当物都规定期限，过期不赎，须事先办理转期手续，否则成了“死当”，押品则为当铺所有。兴国农村典当中的“大当”期限以十个月为满期，到期不赎，延一个月后则为死当；“小押”则是一种非正规的典当借贷，没有专门的典当店铺，多数是典当双方在自己家中私下进行，即“贫苦工农苦得很时，拿了东西跑到富农家里，求押点钱”；与大当相比，除利息相同外，小押的期限则比较短，一般为一、二个月。就上述四种借贷属性而言，边区的借贷又可分为维持生计的消费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两类。以维持生计的消费性借贷论，毛泽东1930年所调查的兴国八户农民中，先后都与富户或当铺有过债权往来；闽西乡村的“小民多是无田之家，须向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借谷米，乃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从生产借贷而言，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除传统生产性与季节性应急借贷外，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外出打工经商创业为目的的借贷关系。综合边区借贷关系的四种两类，它展示的情景是：福建龙岩的罗溪乡，农民中30%以上吃“高利贷”，有100余户人家的渡头保，吃“高利贷”者占70% ；江西的会昌县90%农户要靠借贷渡荒、渡灾 ；占寻乌人口70%的贫农，普遍不够食而且欠债，其中有10%的“借米借盐是常事”。边区农村民间借贷关系的普遍存在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边区民间普遍的借贷关系得以维持，靠的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信用环境。那时，民间借贷关系的形成与建立，一般需要当面双方言定，并订立借贷契约字据，或再加第三方证人作保，一般还指定抵押物品。抵押品多半是田地、房屋、家禽、较大的农具等，而借贷契约则称之为“借字”10。在寻乌，“贫农无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猪”,并且“都要在借字上写明”11；在福建长汀，“有以金银首饰及贵重物品作抵押者；有以不动产房屋、店铺、田地作抵押者。一般将屋契、田契交给债主，如无契据应写借字为据”；如没有任何财物作抵押而发生的借贷，则须要同时有担保人或写有“借字”；长汀贫农主要是“通过熟人向他人告贷，向债主作口头与书面担保，按期计息”即可12；而在宁都，依靠信用借款的债户则占4/5以上13。至于典当，它是一种纯粹的动产担保，完全是依靠实物信用的方式，因此，不论其是否相识，个人信用如何，借款的多寡，物品的精粗等，只要有可抵押的物品就贷予相当的资金；它既简单又迅速，且又深入内地穷乡僻壤，所以和农民关系还特别紧密。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抵押借贷还是信用借贷，借贷双方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经济契约关系。借贷行为的发生全赖于债务人与债权人对彼此私有产权的尊重和相互间的信用度。总上所述，在20世纪初期的赣闽边农村，农民依靠在民间长期形成的社会信用与通行贯用的社会契约，通过现金、实物等四种主要借贷方式，形成了边区农村普遍盛行的民间借贷关系。1 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武平县政协文史委编：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辑，第52页；孔永松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第72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7页。 孔永松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81年版，第72页。 刘忠：从闽西到京西，龙岩地区文化局、文联、文管会编：闽西文丛，1982年,第1期，第7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7页。 中国地方志集成：漳平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章振乾撰述：闽西农村调查日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第180、59-60页。 会昌县志编撰委员会：会昌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2-133页。10 据作者1996-2000年在赣南闽西农村的实地调查访问记录。11 毛泽东：寻乌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5页。12 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汀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88页。13 经济部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印：江西农村社会调查，第156-157页。农村民间借贷长期为学术界与社会所谴责与否定，关键点是它被认定存在众所周知的“残酷剥削”或“高利贷剥削”。准确认识20世纪初期赣闽边区农村广泛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必须通过民间借贷运作的考察，分析借贷利息的形成及其与市场的关系，才能回答民间借贷中的上述“剥削”问题。在前述四种借贷形式中，“打会”或“邀会”借贷，不仅农民间自认为是一种亲戚朋友间的互助，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也认为是农民间或亲朋好友间的“互相扶助”而非“剥削”1，自然可以不花精力深究；“典当”借贷，其运作中不管是“典当”、“大当”或“少押”、“小押”，虽然利率普遍在月息二分以上，甚至高至三、四分，且当额愈小利率愈高，过期不赎即成“死当”，对贫困当物者甚是苛刻，但却都是应救急之请和与双方当面钱货交易，情况特殊，关系清楚，农民间的交换规模也极其有限，故也可以不成为形成“经济剥削”或“残酷剥削”的主要问题。因此，本文这里重点着力分析的是人们长期关注、并且是边区农村最为普遍的“钱利”和“谷利”这两种借贷的利息与市场关系到底如何？首先，我们来看边区当年现金借贷的利息情况。边区农村现金借贷的利息问题，因各地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在江西寻乌，“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70%，加四利占10%，加五利占20%；在兴国则“三分利”；另据有关20世纪20年代赣南钱利借贷的调查，月息“自一分二厘起至三分不等，大约三分者，十分之二；自二分至二分五者，十分之七；不及二分者，仅十之一”。在福建武平，1928年以前，利率月息为% ；长汀纸商出借是月利2-3分 ；又据苏区革命时代的资料记载，革命前的利息，“龙岩每月二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汀均三分，上杭、永定均二分半，最高利息各县有到十二分的”。如果将边区已有14县的资料列表论之，边区各地民间借贷年利最一般的是15-36%之间，最多或常利是20-30%之间，均值为26-27% 1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5、206-208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5、201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5页。 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期，第51页。 黄马金主编：长汀纸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2页。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第69页。表120世纪前期赣闽边农村民间借贷利息统计表资料来源：全赣南资料取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5页；龙南、瑞金、于都、赣县、大庚资料：据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见萧铮主编：民国三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重印，总第45306-45307页；寻乌、兴国资料：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5、201页；宁都资料：经济部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印：江西农村社调查，第158页。整个闽西的数据取自：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参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资料，第98页；连城、武平、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资料，见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参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资料，第69页。上述资料中，龙南、瑞金、于都、大庾和宁都的资料虽均取自30年代中期的调查，但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它与1930年前情况基本相同。 之间%。这一数值与我多年在边区农村访问调查中农民认可的25%基本相近，而与目前相关教课书均取当地年利高值30%或50%以上,显然要低并更准确。另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在前近代中国农村的民间借贷中，官府通常是规定一个月息为2%左右的法定借贷利息率1；如以此计，那么，年利应是24%。边区钱利年息平均在26-27%之间，基本也是接近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制止农村高利借贷，曾规定借贷利息不得超过年利20%；而当年边区农民间通过“打会”或“邀会”形成的借贷关系，其钱利也是年利息20%左右；年息20%的钱利当年被农民称为亲朋好友间情谊上的“相互扶助”，那么26-27%左右的年利显然是农民当时能接受的较正常利息率。所以，在当年因近代商品经济冲击而利息趋高情况下，国民政府将年利定在20%，最终难以行得通也就可想而知了。1 叶考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0页。 李金铮：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民国政府颁布“年利20%”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根据毛泽东1930年5月所做的寻乌调查中“邀会”举例计算而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其次，现金借贷利息的高低与否，是由现金作为特殊的劳动凝结物，即一种特殊的或相对农村来说是稀缺商品，在当年的商品市场中具有的价值和所能获取的商业利润决定的。人所共知，在中国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里，地主、小商人、债权人往往是三者集于一身，其所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向则主要视利润回报的最大化而定；同时，商贸经营向来有资金投入少而周转快、获利大的特点，因而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首先实现向商业转变的也往往是这些富裕阶层。他们有的将现金投向商贸并直接从事商贸经营，如苏区革命前赣南地区有“地主蜕化到资本家的一种形势”和闽西“乡村地主的商人化”，就是此一类型1；他们投入的资金有多有少，但再通过当地叫“缴货”的赊销经营方式，其常年生意的经营周转资金则可以扩大至二倍甚至三倍；做得好的如经营布匹的郭怡和、郭友梅，仅资“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到五六千元”的货，故“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经销商货，“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就可以拿得动”。他们有的则是通过把钱借给从事商业的其他地主、富农、商人，以间接方式进行投资，让借贷资本流向商业，参与商业利润分割，如寻乌“富农向富农借钱，借债的用途是做米贩、做猪贩或者往城市开家小店，利息则是“加三利”，即年利36%；债权人借给寻乌城最大的杂货店主陈志成3000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年利息也是30%左右。在这里，经营资本比实际资本要扩张一倍以上和获得30%左右年利息，就是货币拥有者投资的机会成本。再从边区债务人借贷现金这一特殊商品在农村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利润来看，同样能说明利息高低的关系问题。由于边区地处三省商贸要冲，大小传统商道联贯边区广大城乡，当年边区外出从事贩买贩卖或“兼做盐生意”的农民挑夫们很多，兴国县农村则占到农民的10%左右。这些挑夫们多是些贫农、中农，如果没有什么本钱，都是通过说情或亲朋关系借钱经营，然后在乡村农家收买肉鸡，挑往嘉应州发卖，“一担鸡去，一担盐回，借洋一元，还盐一斤做利”。当时，“一斤盐一毛二三” ，也即“借本一元，要还一毛二三的利”，即月利就达12-13%。一般一次外出经营，需借小洋50元左右，利息50斤盐，即小洋7元多；但是，“一担鸡去，赚二十二元九，一担盐回，赚十二元四，共赚三十五元三”；扣除利息，一个月时间，可赚小洋28元左右。这种经营性商业，虽月息高达12-13%，而且路途辛苦、还有危险，但每天能赚一块小洋，故“去做生意的人并不减少”，这28元左右的借贷经营性收入，也与前述年利30%或相对于经营资本扩张的关系一样，决定着农村这一小本生意借贷月利高达12%。可见农村现金这类特殊商品，其利息的高低也是由债务人在商品市场中的商业机会成本来决定的。就当时农村而言，如果拥有现金这一特殊生产要素，又能较好地把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其机会成本是或能获得30%左右的借贷利息，或能做动比实际资本大得多甚至大几倍的商业贸易，或能获取较为丰厚的经营利润。1 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经济状况及经济政策，见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页；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见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第68-69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64-65、74、119、63-64等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6、63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8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8、209-211页。其三，20世纪赣闽边农村民间借贷利息的高低普遍与借贷的风险大小有密切关系。从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显示，现金借贷利息较高的债务人多为下列三种人：赌徒或好吃懒做者；劳力较弱而家累繁重的农民；家庭中逢婚丧或发生其他意外事故者1。这些人多数都是非常贫困，“财产很少，借钱多半是为消费或转还别人债务，很不可靠”，很少用于生产或从事商业，经济地位极端脆弱，随时都存在着破产的可能；至于赌徒或好吃懒做者，借贷风险更大。因此，地富与其三元五元借给上述三种人，“零碎得很，还了来，也不能作个什么用又不甚可靠”，甚至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如果冒险出借，自然要向债务人收取较高利息和实行强迫性的物权抵押制，以作为其借贷风险的回报。同时，20世纪初期向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政治动乱和连年不断的战乱之中；此时的边区，长期处于地方军阀的蹂躏之下。从1918年至1925年，宁都“连遭军阀蔡成勋之张竹岩部、方本仁之常胜师、赖世璜之易简团反复践踏、蹂躏”。在闽西，先后有李厚基、孙传芳、周荫人等军阀率部入闽，陈国辉、郭凤鸣、陈国华、张太成、蓝玉田等大小地方军阀割据一方；他们纷立卡局，筹饷征税，掳人勒赎，摊派罚款；龙岩强派公路捐21万元，武平“每日饷食筹要二三千元”。在寻乌县，城里的第一大商人郭怡和1916年遭到军阀的抢劫，损失6900多元东西；小小篁乡的大中地主、公堂、神会先后被派款“二三次”，“派了一万多元”大洋。军阀们的横征暴敛，不仅使广大农民“求生无路，入地无门”，一般地主富农与中小商人也深受其害。他们不仅担心借贷血本无归外，还有害怕“显富”、“露富”，以遭至军阀及其政府无休止劫富杀富的掠夺性征发、摊派或土匪的“劫富济贫”，甚或因此丧失性命，故而闭借惜借，甚至“宁可挖窖埋藏，不贪这点利息”。这是当年边区农村民间传统借贷风险之高和借贷困难的主因之一。借贷的高风险与借贷的困难，必然以高利息收益来维持。这既是当年边区借贷利息趋高或高于传统政府规定利率的主要原因，也是一个产权私有、经济活动额基本是自由市场行为的前近代社会中经济理性行为的必然反映。至于那些利息奇高的赌博借贷，确实可以将其视为高利贷，但其份额少而风险更大，则是特例，不必详述。其四，边区农村民间传统借贷利息的高低，还受到不同时期市场上物价的巨大影响，借贷利息率的高低则体现了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其中稻谷、食油等实物的借贷表现得最为突出。稻谷和食油的利息被现今社会和学术界公认是所谓最为利害与残酷的“高利贷剥削”，也是边区借贷所谓“剥削”中最受谴责的。然而其具体情况却是在闽西，“不论是去年冬天所借，或是当年一至六月夏收前所借的，到七月夏收时一般都要50%的利息，叫半利，即借一担还三箩；重的有借一担，三、四个月即须还二担的，利息100%，叫对加利”。在武平，谷利约为30%-100%，即春借一石，秋冬还本息谷一石三斗至二石不等10。赣南的情况与闽西乡村完全相同：寻乌的谷利“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11；”兴国农村借谷“都要百分之五十的利”12；赣县之大埠乡是春借一担，秋后连本带息还“一担五斗”，最重者也有还二担者13；会昌县最低，秋收后加利25% 14。根据我在曾长期生活过的赣南了解的情况和我们多年在边区访问调查所掌握的史实，稻谷借贷中“借一担还三箩”是最最普遍也是为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民所确认的利息额。至于食油的借贷，虽然其与稻谷的借贷相比显得太少，但其利息普遍是100%，即借一斤还二斤15；这也是我们多年在边区农村调查中得到证实的利息情况。然而，这种被认为理应诅咒的所谓“高利贷剥削”与市场的关系又如何呢？事实是，稻谷是贫农在年关或青黄不接之际向地富或公堂借，即“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而到来年或当年的夏秋收成时偿还 16。由于稻谷不仅受当时借贷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且还普遍受到借贷时处年关或青黄不接和还贷时处新谷登场两种不同时节存在巨大差距的市场价格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借谷“纳高利，惟实际则否”17；因为“冬春两季，谷价大贵，较之秋天贵一倍，秋天每石一元半的，冬春常是三元”；夏秋与冬春相比，市场谷价相差100%；“因此，富农要将谷价所失，加在利息上面”18。显然，实物利息率看似比正常的现金借贷利息率高出许多，普遍在50%以上，但仍然不能完全获得市场应有的交易价格补偿；即便是那一担还二担的特高之利，往往还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的五、六月间，它离新谷上场虽仅一、二个月，但恰恰正是这个时节的市场谷价，一般都还是不久夏秋收成、新谷登场时节的二倍以上；此时谷利取100%，充其量至多是一般市场价格的补偿而已19。因此，从获利来说，地富是“只愿卖谷，不愿借谷”，或宁愿借钱而不愿借谷；因为利息即使高到50%，也不如冬春把谷出卖可获得50-100%有利”；同时还可以免受放“高利贷”之恶名20。这里的道理非常浅显，受访农民个个都十分清楚并且认同。所以，当年在边区做农村借贷调查的毛泽东也说50%的谷利，拿“市价来说，并不算怎样厉害”；贫农向富农借谷，“要有好大的人情，才办得到”。谷物的借贷，对正处于无粮过日的贫农来说，能借到粮食无疑是雪中送炭，具有救急、救难性质。与此相同，人称所谓当年“所有借关系中的最恶劣”的食油借贷，虽然有所谓“对加油”21之称的100%的利息，但它仍如同谷利一样，茶油在市场上出售还是比出借获利更大，因此，地富往往也是“90%挑赴市场发卖，仅有10%是以“对利”借给贫农”22。从以上分析论之，不论是稻谷还是食油，其借贷利息显然是随市场上粮油行情而定；对出贷者而言，不论是获得50%还是100%的利息，其实都只是获取应有的市场价格收入的一种理性行为，双方借贷关系的形成则与当时社会的市场价格紧密相连，并非是单一阶级因素。如果说这些实物借贷还有什么其它关系，那就是在客家地区，农村社区与同姓家族往往重合，当地社会阶级分层不明显，子孙姻亲关系又把邻村别姓相连，居民地缘与血缘关系浓重，那带有所谓“利息”的实物借贷，不仅不是“高利贷剥削”，而且还是民众之间的一种“人情”帮扶或互助形式。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借贷常利、现金要素的市场回报，还是从借贷风险和粮油市场物价的季节性因素看，20世纪初期赣闽边区民间借贷都强烈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并具有浓重的市场趋向性。我们在关注它存在对借贷者“不等价交换”的所谓“剥削”属性的同时，更应该正视它运行规则中所具有的市场趋向性和利率的高低并不是由债权人单方面所左右的本质特点；同时，还特别要正视在边区农村社会分层不明显的背景下，这种民间借贷所具有的民间传统互助的特点，尤其是那长期最受谴责的谷物借贷更是如此。显然，除前述的“孤老利”、“月子利”与“墟子利”等特殊的赌债和赌徒式风险借贷外，简单将边区民间借贷称之为“高利贷”，或由此全盘否定其债权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23。1 章振乾撰述：闽西农村调查日记，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第32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6页。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第2-3页。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第3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65、147页。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第3、8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7页。 孔永松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第72页。10 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期，第51页。11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7页。12 毛泽东：兴国调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3页。13 廖乐喧等：中共赣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概况，赣县政协文史委编：赣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