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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仲卿与卡巴诺夫形象之比较

　　关键词：焦仲卿 卡巴诺夫 悲剧性格
　　摘 要：中国古代诗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大雷雨》中的卡巴诺夫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的男性悲剧形象。封建宗法制社会共通的历史文化环境，造就了他们类似的性格特征和人生境遇。本文比较分析二者共同的性格特质，探索其悲剧性格的成因，进而阐明这一性格在特定社会中的普遍性。
　　在漫长而沉重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妇女是挣扎在最底层的受苦受难的群体。她们的地位最低下，命运最坎坷，是人们直接同情和关注的对象。然而封建意识形态对男性的束缚和压迫也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精神更压抑、人格更扭曲，故而人生也有着惨痛的一面。《孔雀东南飞》中的男主人公焦仲卿和《大雷雨》中的男主人公卡巴洛娃夫便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的两个典型的男性悲剧形象。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在我国广为流传。
　　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以后，俄国戏剧家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着名剧作《大雷雨》中，再次以凶悍婆母与贤惠儿媳之间的冲突为主线，描写了宗法制家庭中的一幕婚姻悲剧。故事发生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小镇上。活泼纯真的少女卡捷琳娜嫁到富孀卡巴洛娃家里，备受婆婆卡巴洛娃的欺压虐待，丈夫卡巴洛娃夫明知母亲不对，也不敢袒护妻子。卡捷琳娜从丈夫那里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爱上了另一个青年鲍里斯。在一次大雷雨中，她感受到极大的宗教恐怖，向婆婆和丈夫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约会的事，结果受到婆婆更为严厉的折磨，她再也不能忍受，终于投河自尽，卡巴洛娃夫只得抱着妻子的身体而恸哭。
　　在上述的两场悲剧冲突中，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卡巴洛娃夫虽然有些个体上的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扮演了恭顺的儿子和懦弱的丈夫的角色。他们的性格缺陷，不仅加剧了女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而且也使自己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或损失。本文将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心理作比较分析，探寻其所蕴含的独特意义。
　　一、焦仲卿与卡巴洛娃夫的性格缺陷
　　焦仲卿和卡巴洛娃夫都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传统男性，他们的品性是善良诚正的，为人处事恭顺温和，审慎克制，遵循着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礼法规范。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他们能够用情专一，尽到做儿子和丈夫的本分，这些都使他们区别于那些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或胡作非为的奸猾小人。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宗法制社会的道德理性和价值取向也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和束缚，使他们失去了那种敢做敢为的勇气，失去了炽热旺盛的个性张力，变得瞻前顾后，妥协逃避，表现出明显的性格缺陷。
　　在作品中，焦仲卿和卡巴诺夫虽然都是新婚不久，也都爱着自己的妻子，但是当专横暴戾的母亲刁难、迫害贤惠善良的妻子时，这两个扮演儿子和丈夫双重角色的男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尊亲事孝——敬畏和侍奉父母放在了首位。在他们看来，妻子再好，其在家中的地位毕竟还是卑微、从属的，她们的心态和感受也能忽略不计了；何况大男人应该致力于仕途的腾达或家业的振兴，儿女私情是羞于启齿的。于是，他们逆来顺受，妥协忍让，明知母亲不对，也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妻子辩护，更不敢指责母亲的无理。他们与妻子之间的那一抹温情，就这样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了。
　　当然，在母亲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过程中，焦仲卿也不是一点儿没有抗争：“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然而，面对“槌床便大怒”的专横暴戾的母亲，他长跪与哀求的抗争方式显得那么无力，不起任何作用。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忘记按封建礼法行事——先恭敬地拜别母亲，再回房去抚慰妻子：“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在既不敢忤逆母亲，又无法为妻子做出公正决断情况下，他选择了逃避——回官府上班，扔下妻子一人独自面对凌辱和难堪。他对妻子所说的日后“必相迎娶”的话，不过是一种遁词，于实际无补。
　　如果说焦仲卿的软弱还不失正直的话，那么卡巴诺夫的软弱则透着自私与消沉了。对寡母卡巴洛娃，他唯命是从，服服帖帖，不敢有一丝的违背，像个被掏空了思想的人。虽然他也爱着妻子，可怜妻子，但母亲剥夺了他爱的权利，使他欲爱不能，只得对妻子若即若离。面对母亲的凶狠野蛮，他束手无策，只能一次次地让卡捷琳娜忍耐，甚至在受到母亲的指责时，把怨气撒到妻子身上。卡巴洛娃强迫卡巴诺夫按她的意愿教训妻子，卡巴诺夫尽管心里不忍，还是鹦鹉学舌似的把母亲的话重说了一遍，为了逃避母亲和妻子，他常常借酒麻醉自己，一旦有外出做事的机会就赶紧出逃，扔下妻子独自一人面对凌辱和折磨。最后，当妻子不堪虐待跳河自尽时，他似乎才有所醒悟，不过他的抗议也仍然是脆弱的，犹如余灰中瞬息一闪的火星，他去救卡捷琳娜的愿望终因得不到母亲的允许而放弃，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二、焦仲卿和卡巴诺夫悲剧性格成因
　　焦仲卿和卡巴诺夫分属不同的国度，两者相距也有一千多年，他们之所以拥有的近乎相同的性格心理特质和悲剧性的人生境遇，笔者以为，是东方封建宗法制社会特有的专制制度、道德伦理秩序以及他们个人独特的生活环境使然。
　　1.家庭环境的约束
　　焦仲卿与卡巴诺夫的家庭背景十分相似，他们都生活在男性家长已经故去、由女性家长控制的宗法制家庭中。虽然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但是宗法制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使女性家长在家庭事务中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男性家长缺席的时候，寡母作为家中的长辈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发言权。
　　可悲的是，焦母和卡巴洛娃并不具备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妇德，相反，在她们身上，集聚着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暴躁、冷酷、刁蛮、恶毒，极端的权力欲与控制欲。一方面，她们坚决地维护封建礼法秩序，说一不二，唯我独尊，压制晚辈的任何独立见解；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寡居，儿子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依靠，她们又患有严重的恋子情结，习惯于把儿子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来随意拿捏，尤其是对分享儿子感情的儿媳实施残酷的精神奴役，绝不允许儿子与儿媳之间有一息温存。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意，会不相从许！”“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这正是焦母这个典型的专制家长极具个性化的语言，她是断送了两个年轻人爱情和生命的直接凶手。
　　卡巴洛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商人之妇，她更加刚愎自用、肆意妄为，惯于用古老陈旧的规矩来折磨家里人。有她统治的一天，一切对生活权利的要求都会被扼杀。对儿子的近乎变态的爱，导致了对儿媳的无端仇恨。她践踏儿子和儿媳的人格，离间儿子和儿媳间的感情，唆使儿子虐待妻子，儿子要出门时，她强迫儿媳跪在儿子面前和他告别。卡捷琳娜跳河自尽，她甚至不许卡巴诺夫哭……
　　缺少父亲的引领，又受制于母亲的专横霸道，焦仲卿和卡巴诺夫也就逐渐养成了懦弱、畏缩、驯服、顺从，犹疑不决的性格，缺少敢作敢为的阳刚之气，这种性格与他们勇敢、坚强、果断、执着、热爱自由的妻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社会环境的影响
　　《孔雀东南飞》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这个时候，儒家文化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正一步步地束缚和禁锢人心。儒家思想所重视的“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深受汉代统治者推崇提倡。百事孝为先，对父母孝敬是人人必须遵从的礼法规范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读书人也只有恪守儒家思想的教条，才有可能飞黄腾达。焦仲卿自幼熟读经书，儒家思想中禁锢人性的一面不能不给他以桎梏，因此，当个人的感情意愿与封建家长的意愿要求发生碰撞时，淡化、压抑个人感情，屈从于专制家长的权威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俄国虽然地处欧洲，但地理位置比较偏隅，当19世纪中期西欧诸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俄国却仍停留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封建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下，俄罗斯人的生活和思维，教育和自由，自然也都无法抹去奴隶制的标记；同时，延续了近千年而未接受过宗教改革洗礼的正教统治，也使俄罗斯人的自由天性受到压抑，受宗教道德意识、行为准则的浸染和捆缚，他们的精神变得驯顺和孱弱。虽然《大雷雨》写成的年代社会改革的气氛正在酝酿进行中，但顽固守旧势力仍在肆虐挣扎。剧中悲剧发生的地点——伏尔加河畔的卡利诺夫城，就是一个由封建陈规陋习、宗教迷信所主宰的宗法制世界。这里，美貌的姑娘会受到诅咒，原因是她们经不住诱惑；而姑娘一旦出嫁，除了上教堂，便不准独自随便外出；更可笑的是，遭大雷雨袭击的地方，偶尔会有人触电而死，这原本是由于雷电交感作用，而迷信的卡里诺夫城的人却说，这是罪孽深重才遭的报应……生活在如此落后闭塞的黑暗王国中，卡巴洛娃夫除了沉默和绝望，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精神俘虏外，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
　　三、焦仲卿和卡巴洛娃夫悲剧性格的普遍性
　　《孔雀东南飞》和《大雷雨》中男主人公的悲剧性格，实际上是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孕育的相同的文学现象。他们的人格缺失、精神软弱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普遍情况”，是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的。他们的人生境遇暴露了压抑湮没一切人性人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不人道、不合理，也是人在畸形的社会关系中的悲剧地位的体现。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我们还可找到相当多的焦仲卿式的悲剧性格，他们都是封建礼法制度的牺牲品。如《家》中的高觉新，《北京人》中的曾文清，都是受封建家长或旧礼教辖制而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人，不敢爱，也不敢恨，不敢哭，也不敢笑；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克制着个人的正常感情，消弭了个人的独立意志，不敢从事属于一个真正的人的自由而奔放的活动。在古代的现实生活中，也依然有焦仲卿的故事延续，即使像陆游这样的诗人，也终因无法摆脱强大的封建文化所给予他的限定而抱憾终身，留下《钗头凤》这样的千古绝唱。封建宗法制度下男人的压抑与不自由，由此可见一斑。
　　在俄国，卡巴诺夫式人物的出现也并非偶然，也不只限于单个的家庭，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卡巴诺夫性格的延伸或变形——在《穷人》中善良的杰符什金那里，是放弃个人幸福权利的忍耐和驯顺；在《外套》中的阿卡基耶维奇和《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切尔维亚科夫那里，是唯唯诺诺、战战兢兢、被吓破了胆的奴性；在《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那里，则衍生为病态的虚弱、趋于死亡的保守僵化和令人窒息的阴险卑鄙……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昭示：精神软弱已经成了专制统治下的必然结果，成了特定时代中的一种普遍人格。作者正是通过对人性的扭曲与畸形状态的揭示来给人以震撼，给人以警醒，进而也唤起人们打破旧制度旧秩序、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和勇气。
　　作为独具特征的个体，焦仲卿和卡巴诺夫性格同样是真实而丰满的，他们也将像刘兰芝和卡捷琳娜这些追求自由、以死抗争的女性一样，在多姿多彩的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外国文学名着丛书编辑委员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黑格尔.美学[M].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