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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
提要:笔者在研究两宋货币史的过程中，对有关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几个问题感触颇多，产生了一些粗浅的想法，拟写出来与同好交流，同时求教于大家。一、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拟论证，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会子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一、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１、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０《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真德秀也讲：“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等）熔钱造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铜钱的价值比它所含的原料的价值还要低。

２、铸钱赔本越来越严重

　　与铜贵钱贱的情况相呼应，宋代铸钱赔本的情况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北宋后期，文人杨时算过一笔帐：“今钱一千重六斤，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金鼠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铜自岑水、永兴数千里运至，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禀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赀，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他计算得不够精确，如他讲的六斤重的是足陌，铸钱并非用纯铜，其中铜的含量少时只有四斤多，其余为铅、锡。而当时官买铜价应已超过百文，而脚乘、薪炭之费、官兵禀给等所估费用偏少，等，但他讲当时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却是事实。到南宋嘉泰间，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铸钱诸监》，讲“今泉司……岁费铸本及起纲縻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而“比岁所收实不过十五六万缗耳”，且其中十分之八以上铸的是较为省工省料的折二钱。其投入产出比已接近二比一。又与之时间相近，时人陈耆卿在议论铜钱外流问题时说：“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他讲铸一文铜钱要花费数文本钱，似对投入产出比的估计要更悲观些。至宋理宗宝佑年间，《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讲：“【铸钱】近岁稍增至十六万【缗】，而铅铜铁炭之所入，官吏兵工杂费之所出，率以本钱三百余万而得十六万。我们无从知晓这本钱三百多万中铜钱、新会、旧会各占多大比例，但铸钱成本远远大于产出的问题依然如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在当时官方垄断矿产资源且可役使廉价劳动的情况下，铸钱仍然成本大于产出，这充分说明铜钱的市场价格（即其购买力）远远低于其自身的实际价值。

３、对铜钱购买力的考察

　　关于宋代铜钱的购买力，笔者曾撰《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9,5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通过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的物价比较，说明了宋代铜钱购买力下降（即物价上涨）的总变化趋势。这里想略作补充的是，南宋后期，尽管楮币泛滥、铜钱奇缺，但是铜钱的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扬。如记载中的粮价《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糯米每石三贯九百九十文，曲麦每石三贯六百文。吴泳记淳佑元年温州“目今米价每升正是四十见钱，比之台处诸州米价最下”。（《鹤林集》卷二三《与马光祖互奏状》）当时米价多以会子计，我们可以折计铜钱。《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载，淳佑元年庆元府米一石值十七界会四十贯，当时会价十七界每贯约五六十文足铜钱，则米价每石约二贯足至三贯足铜钱。这些记载说明，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算的粮价比南宋中期并没有下落。关于南宋后期的绢价，记载较少。《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庆元府糸由每匹四贯铜钱。又《越中金石记》卷七《山乘县尹余公道爱碑》载：“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贯会壹贯准铜钱贰百五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参贯。”成书于淳佑七年的《数书九章》卷一一《折解轻赍》载数学题一道，其中言甲郡绢价每匹二贯文足铜钱、乙郡每匹二贯四百二十文足铜钱（按：原书又载丙郡绢价每匹新会十贯三百文、丁郡每匹旧会五十八贯，折为铜钱，与甲乙二郡接近）。所言虽为假设，当与实情相差不远。这些数据也同南宋中期绢价数据接近。再看银价：吴泳于淳佑末年在广东运使任上《奏宽民五事状》中[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