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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的保险作用

　　摘 要：在回顾有关企业年金的基础之上，考察在政府推行企业年金制度背后，其作为一个中央计划者所通过企业年金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措施和作用过程。发现在社会上存在对未来效用贴现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过企业年金，针对这些对未来效用贴现率较低的人的消费，在工作期和退休期之间实行强制替代。最优年金缴纳率是政府最优贴现率的增函数，退休期长度的增函数是工作期长度的减函数，这为传统企业年金研究中员工企业二分法作一补充。

　　关键词：中央计划者；企业年金；未来效用贴现率
　　一、引言
　　根据杨胜利的定义，企业年金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常状况，为本企业员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养老保险形式的制度。［1］Gustman, Mitchell与Steinmeier认为，年金承诺在本质上是一种长期薪酬安排，在此协议下，员工获得一种最终年金收益的权利，在员工满足一定条件后，从退休后开始领取直至死亡。［2］Allen和Clark提出，年金的主要参与人有工人、企业和工会。［3］考虑到中国企业中工会发展的程度，国外工会的很多职能实际上由国家代为执行。但是在有关企业年金研究的文献中，大多是从工人和企业这两个角度出发，而甚少涉及工会，除了在Allen和Clark上文等中提到的工会的集体谈判优势。下面简要介绍国外对企业年金制度研究的主要成果，将从员工和企业两个角度展开。
　　员工为什么会要求企业设立年金制度呢？概括下来有年金的税收优势、保险动机、年金经营的规模优势以及工会等因素。
　　在年金的税收优势上，年金作为一种退休储蓄方式，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尤其当在个人所得税上实行累进税制时，这样年金储蓄方式就比其他非年金储蓄方式更为有利。［2］在经验检验上，Woodbury在假设员工的间接效用函数取决于员工年收入、雇主为其缴纳的年金及健康保险的基础上，发现年金需求的税收弹性为-到-间［4］，而Long和Scott则发现其为-。［5］不管怎样，在经验检验中，税收优势确实成为影响员工对年金需求的一个因素。

　　年金也可以为员工提供一种退休收入保险。［6］在实际生活中，会存在死亡风险、被别人淘汰的风险、潜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风险、投资风险和通胀风险。通过年金制度的一定设计，可以为这些风险提供保险。［7］在经验检验上，Dorsey发现，工资每增加一个标准方差，年金覆盖率增加10%-15%［8］，Ippolito发现员工的工作最后几期的收入每增加10%，其年金总额增加10%。［9］
　　在年金经营的规模优势上，Gustman,Mitchell和Steinmeier认为年金的集中经营相对于员工自己的单独经营而言，具有规模优势。同时，其记录保存的管理成本和营销成本也要低一些。但是在经验检验上， Mitchell和Andrews发现，尽管规模优势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但其影响力也是微弱的。［10］
　　在工会因素上，Gustman,Mitchell和Steinmeier假设无工会的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要低于存在工会的情形，就存在一种租金或准租金。由于这种租金或准租金的存在，无工会的企业会趋于按最后一个被雇佣的员工边际生产力发放工资，而非像有工会企业那样按员工平均的边际生产力发放工资，其扩展了简单的生命周期储蓄模型，证明在有工会企业的员工比无工会企业的员工更可能拥有年金，但是在经验检验中，Allen和Clark发现，尽管有工会的企业的退休人员所得年金要高于无工会企业，但其对年金的评价并不比无工会员工要高。［11］
　　那么企业为什么愿意提供年金呢？概括起来有：通过年金制度可以规范员工的工作努力程度，可以规范员工的退休行为，可以规范员工的其他更替，可以规范员工的质量。
　　在规范员工的努力程度方面，Lazear［12］，Hutchens［13，14］认为由于年金是一种递延支付，如果达不到雇主的努力程度要求而被解雇，员工将面临年金资本损失，因为年金通常要求满足一定的服务年限才能享受。这种方式在企业连续监督员工成本巨大的情况下作用尤其明显。Hutchens发现在监督难度大的职位中，高工资高年金模式更为流行。
　　在规范退休方面，由于员工的边际生产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或变得不稳定且难于监控时，且由于年龄歧视法和用工惯例的存在不能解聘时，可以通过年金的一定设置以鼓励员工主动退休。［15］
　　在规范其他更替行为方面，Gustman, Mitchell和Steinmeier认为，当存在巨额的招聘费用和培训成本时，企业不想员工更替的太快，通过年金的一定设置可以达到此目的。在经验检验上,Gustman和Steinmeier发现年金覆盖下的员工更替率大概只有无年金覆盖情形下的一半［16］，而即使剔除收入、工会等因素外，这种反向关系也显着存在。［17］
　　在规范员工质量方面，Ippolito认为一些员工具有较低的时间偏好，而这些时间偏好较低的员工常常具有高的生产率或者低的离职率从而受到企业的欢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一定的年金设置，让不同时间偏好的员工自我选择，从而达到鉴别员工的目的。［18］
　　正如在第一段所说，这些文献都很少涉及工会，将工会简单地看作员工利益代言人，没有自己的目的，这与我国代理工会职能的政府有明显的区别。政府不仅是员工利益的代言人，也有自己的利益主张。因此本文讨论在中国年金制度下，政府的目的以及如何通过年金制度达到其目的。
　　2005年5月，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万亿元。这种巨额缺口明显不能用员工对未来的风险态度来解释，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客观上对未来效用的贴现率过低。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多种多样，不仅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而政府作为一中央计划者，需要劳动人员在工作期和退休期之间合理的分配消费，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这样政府通过年金制度实现劳动人员消费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强制转移，以保障员工在两期之间消费波动不致过大，以保障社会的稳定，这也算是“不患寡，患不均”思想的一种体现。这就是本文的中心思想，将在下一部分用模型加以说明。在模型陈述中，为了突出政府作为中央计划者在对未来低效用贴现率者工作期和退休期消费进行强制替代的功能，假设不存在年金的税收优惠、也不存在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这样消费者在工作期和退休期中消费金额的贴现值不会因为年金的实施而发生改变。同时也剔除员工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从而也不考虑年金在员工面临不确定性时的保险作用。
　　二、模型
　　模型有两个核心假设：
　　假设1：在实行年金制度下，企业对消费者的支付贴现值并不发生变化，消费者在两期或者连续时间内消费金额贴现值并不发生改变。
　　在假设1中，未考虑年金的税收优势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没有考虑年金的激励作用从而给劳动者收入带来的增加部分，也未考虑在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这是为突出这种政府推行的企业年金制度的强制消费转移功能而做出的简化，这种简化引起的与现实的差异在实际中应该加以注意。
　　假设2：在消费市场上存在一种对未来考虑不足的现象，也即在两期或者连续时间模型中，消费者对未来消费效用的贴现系数β较小。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由于现代营销手段的广泛使用促使人们当期消费，分期付款的手段使得人们可以提前消费，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收入偏低的消费者在刚性当期支出下的被迫对未来考虑不足，下面用一两期模型说明最后一种情形。

　　从可知， C1是β的减函数。为使模型有意义，考虑在刚性支出下，第一期的刚性支出必须大于C1，在此约束条件下，消费者在客观上将对未来效用的贴现系数调整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
　　正如在引言中所提到的那样，政府作为一中央计划者，希望消费者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消费支出不会出现大的变动，劳动者的收入用于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消费支出的比例合理，这就相当于政府作为一中央计划者，拥有一理想的对未来效用的贴现率，具有同样贴现率的个人，在无约束条件下的跨期效用最大化的消费支出选择中，其劳动者收入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分配，在中央计划者看来是合理的。那么政府通过年金的实施，实现劳动者收入的跨期转移，由于年金不能预先支付，这就相当于一种强制退休收入储蓄，从而改变一部分消费者收入在劳动期和退休期的分配，从而在客观上改变了消费者对未来效用的贴现率。
　　在这两大基本假设下，下面转向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分析。
　　两期模型
　　由于在无约束条件下，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中，由于其对未来效用贴现率较低，第一期消费过多，而第二期所剩无几，尽管这是其在自身对未来效用贴现率既定情况下的总效用最大化选择，但是由于其本身对未来效用贴现率过低，或者在客观上表现出一个较低的对未来效用的贴现率，对于这一部分消费者效用而言，其对未来效用贴现率客观上在实施年金制度前后发生改变，而前后福利的比较需要以统一的效用函数为基础，由于年金制度并没有直接干预消费者的选择，只是于其可支配收入进行调整，那么年金制度前后的消费行为在各自当期的对未来效用贴现率下都是最优的，但是由于年金制度是根据中央计划者的理想对未来效用贴现率而进行设置和实施的，因此如果年金制度是根据合理的对未来效用贴现率而实施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年金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而这样一种通过消费者收入的跨期转移而达到消费者福利提高的功能，我们称之为年金制度的保险功能。
　　在两期模型中，笔者考虑了劳动者对未来效用贴现率与政府作为一中央计划者而拥有的理想对未来效用贴现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什么样的劳动者会受到年金制度的影响以及其程度如何。但是在两期模型中，简单的在工作期和退休期长度之间画上等号，跟现实不相符合。下面将两期模型扩展至连续时间模型，考虑工作期和退休期长度的变化对最优年金缴纳率的影响。
　　三、结论
　　本文在剔除年金的税收因素、激励因素以及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后，研究了在消费市场上存在对未来效用贴现过低的情形下，具有最优跨期效用贴现率的中央计划者如何通过年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证明政府的调整手段——年金缴纳率——随着政府最优对未来效用贴现率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工作期的长度增加而减小，而随着退休期长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不同于国外年金研究中对工会作用的描述，为目前在企业年金研究中员工-企业二分法作一补充。在劳动力工资水平偏低、工会建设滞后而由政府代理工会职能的情形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为了强调中央计划者的意图，而略去了年金的其他效果，与现实不相符合。同时本文也暗含一个假设：劳动者只有年金一种退休消费来源，而没有其他的渠道，这跟现实也不相符合。在年金缴纳率的设置上，作为中央计划者的政府在考虑上述三个因素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本文模型与现实的不一致之处。
　　同时，本文提出的消费市场上存在对未来效用贴现不足的现象，这本身只是一个客观结果，并非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意图，正如本文所说，由于劳动力工资偏低，低收入者存在刚性支出从而被迫对未来贴现不足，因此，仅仅通过年金并不能使这些低收入者的境况有根本性的好转，应该将目光放在年金之外，切实提高这些低收入者的收入才是治本之道。
　　在这种意义下的年金制度中，对未来效用贴现较低的消费者在当期的消费金额受到强制压缩。正如假设中所说，这些对未来效用贴现较低的消费者常常是收入较低的劳动者，在刚性支出下，这些低收入者的当期消费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实施这种意义上的年金的同时，在不改变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必须辅之以最低收入保障，对这些收入较低的消费者进行补贴，以满足其当期的基本消费需求。而在长远期，应该提高这些低收入者的劳动收入，通过最低工资率、对劳动者进行技能培养等措施，使得即使在存在刚性支出的情况下，这些低收入者客观上的对未来效用的贴现率也不会低于政府最优效用贴现率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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