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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女权主义分析

　　马克辛•洪•金斯顿出生于1940年，是美国第二代著名华裔女作家。1976年她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发表，立刻好评如潮，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并获全美图书评论界qE／J,说类奖。她本人则荣膺美国克林顿总统夫妇颁发的1997年“国家人文奖”。此项大奖仅授予10人，金斯顿是惟一的获奖亚裔。在《女勇士：}中，金斯顿毫无拘束地运用现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相互糅合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具有两种文化背景，受到两种民族精神影响的小女孩的成长与反思。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意义所在。
　　一、“无名女子”与“木兰”：构建女性的主体地位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虽然世界各国文化迥异，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很多文化对妇女的社会角色和个性气质等方面的界定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很多性别主义者甚至还引经据典地证明女人从属地位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都曾表示“女人是不完整的人”的观点，这样的观点似乎在向人们暗示着“女人有时并不属于人类的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从属地位，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妇女很少作为主体出现在某一文本中，且多以邪恶的、自私的等非理性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开篇故事的主人公“无名女子”是一个让家族蒙羞的人物，她的名字人们不愿提及，她的存在几乎被人否定。在母亲的讲述中，这个女子的事例只是充当了。我”在青春期到来时母亲警告“我”要检点自己行为的反面教材。然而，“我”却不顾母亲“保持沉默”的命令，不但将姑妈失身的事说了出来，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极尽其详地将无名姑妈如何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在那片“我”从未踏足的土地上失身的原因——被人强奸或诱奸或与人通奸一刻画得细致入微。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只有在生命的过程中才能对“自我”进行实现和把握，而这一过程同样可以看成是一种叙述文本。通过金斯顿的想象性重构——“我姑姑缠着我。她的鬼魂附在我的身上……我正在讲她的故事¨jJm”，“无名女子”得以重获声音，并在这一新的文本中获得重生，从而在男性强势话语的语境下建构起以这样一个被男权社会所不齿的女性形象为主体的“自我”身份。与“无名女子”不同，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花木兰”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更是代代传唱。对于大多数对中国传统知之甚少的北美读者而言，中国女性一直有着温婉善良，多愁善感甚至忧郁多病的刻板形象。然而金斯顿却将这一横枪立马，上阵杀敌，极富正义感和传奇色彩的“女勇士”形象置于文本的中心位置，这对于颠覆殖民话语下的“传统中国”形象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母亲讲述的故事中，“我”——一个在现实美国社会中受人轻视、缺乏自信、倍感孤独的华裔小女孩，和“花木兰”的形象合为一体，“我感到在听母亲讲故事的时候，自己也有使不完的力气……她把花木兰的歌教给了我。我长大了一定要当女中豪杰州n7)。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将这一传奇人物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表达了叙述者对旧“自我”消解、对新“自我”重建的渴望，在解构中国传统中很多诸如“女不如男”的文化观念的同时，建构新的华裔女性形象，建立新的华人叙述传统和风格。
　　二、“木兰”与“木兰”：彰显女性的权威在这部作品中，金斯顿煞费苦心、颇费笔墨地塑造人物花木兰与中，读者很难想象木兰在十年的战斗生活中是如何隐藏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女性的特征被中性化，甚至男性化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伊丽加莱认为中性化是身份的丧失，而这种中性化如果有可能普遍实行的话，将意味着人类的灭亡，这是在召唤一种“种族灭绝”H]。对于两性生理差异的强调西方女权主义观点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从主张消除两性差异到谴责和排斥男性生理特征再到“女性优越论”，即赞美女性的生理特征，主张女性的生理优越和道德优越。而《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形象恰好是对这一论点极佳的诠释。金斯顿没有也无意于隐藏“我”的女性身份，反而赞美女性气质中的独特之处，如妇女的重情感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我的军队从不强奸妇女，只是在富庶之地征些军粮。我们所到之处，秩序井然”[3】。西蒙•波伏瓦在她的女权主义宝典《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是社会强加在两性身上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造就了两性之间的性格差异，而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雄雌?”当两性被置于一个特定环境中时，两性之问的差异是很难分辨的，因而正是社会对两性的不同要求强化了这种差异，而并非性别本身。中也随处可见。作者成功地选取了中国文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例与片段，对其进行了艺术的加工与再创作。一方面看似讲述中国文化，实则宣扬美国文化。譬如，花木兰在沙场屡立战功，体现的就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奋斗精神，强调个体与个性而非中国文化中的服从和服务意识。再如，作品的副标题，看似讲述来自中国的鬼魅故事，实则讲述华裔乃至所有美国非主流社会的“他者”们的紧张与不安；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已成为一种表象，一种载体。“文化”这一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内涵，被政治化了。伊丽加莱曾提出，性别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无意识形式，两性关系是政治性的。作为华裔女性，金斯顿通过这些看似互不关联的以中国为背景的故事材料，利用“文化”这把利剑，指向一切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痛快淋漓地宣泄了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使这部作品不仅极富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更赋予其极强的思想性、战斗性和政治性，这无疑给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为构建新女权主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文化女权主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