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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生卒年代考释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钱穆先生及其他学者对子思生卒的考证，结合当前新的史料，并通过具体阐释，提出与之相异的看法，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子思生平可信。
关键词：子思；生卒；《史记·孔子世家》

一、对以往观点的综述
关于子思的生卒，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有过详考。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有误，得出时下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结论，即子思系孔子之孙，生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⑴。也有学者认为“孟子与子思为同时人，且过从甚密”⑵，又针对《汉书·艺文志》中子思曾“为鲁缪公师”的记载，认为鲁穆公元年系周威烈王十九年，上距孔子之卒已七十二年。而子思生时，孔子犹健在，《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思享年六十有二，故不可能为鲁穆公师，从而得出“《六国年表》讹误颇多，不可胶执”⑶的结论。实际上，子思的生卒是否如上述学者所说，仍是一个问题，其中有甚多疑惑。在疑古之风的影响下，《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一些事实受到了怀疑。然而，近年的考古发现却证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大多可信，如郭店楚墓的发掘证明《中庸》确系子思所作⑷，上海博物馆公布的《孔子诗论》》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也说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是真实的。所以，对以上的学术观点我们不可贸然轻信。
钱穆先生考证的前提是怀疑《史记·孔子世家》和《孔丛子》关于子思的生平记载有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汲，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钱穆先生认为子思是伯鱼的遗腹子，他的依据大体说来有四：一是他根据《礼记·檀弓》记载“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之句，以为“子思有兄，则子思之生，不能甚前”⑸；二是依《汉书·艺文志》所载子思“为鲁缪公师”，认为穆公元年距孔子卒有六十四年，如若依《史记》所说子思“年六十二”，子思“无缘值鲁缪”⑹；三是他认为“《中庸》伪书出秦世，则前说尤不足信”⑺；又根据《孟子·离娄下》所说：“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汲去，君谁与守？’”，认为“大抵子思先曾事卫，归老于鲁，乃当缪公世也。”⑻
根据以上的四条证据，钱穆先生说：“子思生，至迟亦在周敬王三十七、八年。”⑼其卒年定为周威烈王十四年，
实从“或谓六十二乃八十二误”说⑽。
二、子思生卒考释
钱穆先生是二十世纪我国国学大师之一，其考证功夫令人敬佩。然而，就“子思生卒考”来说，其中就有诸多疑惑，加上新史料的发现，钱穆先生所考子思生卒未必正确。我们且可依据郭店楚简及其他材料，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释疑：
首先，钱穆先生所依据的第一条证据，系《礼记·檀弓》中关于子思家世的记载。《礼记》曾被斥为“伪作”，所以依据所谓“伪作”进行的考证难免有以讹证讹之嫌。现在《礼记》的真实性得以证实，因为郭店楚简与上博楚简中各有《缁衣》一篇，据专家考证《礼记》中的《缁衣》虽与新近出土的楚简《缁衣》有一些文字上的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⑾，这说明《礼记》中的大多数篇章作于战国时期，是可信的史料。根据以上的证据，《礼记·檀弓》中关于子思家世的记载也是可信的。然而，既便这样，钱穆先生的考证仍有令人疑惑处。钱穆先生根据“子思有兄”这一事实，就认定“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实在尚欠合理，亦缺乏说服力。古人成婚较早，得子也相应较早,况且如果伯鱼有两个儿子，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未必很大。子思的出生既便不能太早，未必一定就很晚，况且他是“遗腹子”的说法不见记载。
其次，钱穆先生因受时代的局限，以为《中庸》系“伪书”，出于“秦世”。由此推断《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有误，这种主张现在已无法令人信服。《中庸》系子思之作的事实，学者郭沂等进行了详考⑿，就此问题，我们不再赘述。至于“车同轨，书同文”等句，系后来窜入的文字，它们并未改变《中庸》的原貌。既然现在能肯定地说，《中庸》系子思作品。那么，《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子思的记载未必不是事实。钱穆先生因怀疑《中庸》是“伪作”，就推翻与之相关的其他记载，多有不恰当处。
再次，《史记》系较早的个人化历史着作，错误之处当是难免，但未必处处是错。伯鱼的生卒有《史记·孔子世家》以外的确证，这说明司马迁的记载是有所依凭的，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曾游访过鲁国故都，亲自“观孔子之遗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子思的情况是可靠的。而《孟子》一书重在阐述孟子的思想，对子思的论说多为其思想观点服务，并不讲求事件的实证性。钱穆先生怀疑《史记》记载的可靠性，却以《孟子》的记载为其佐证之一，亦失恰当。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理解子思曾“为鲁缪公师”这件事。钱穆先生之所以认定子思是遗腹子，且享年八十有二，原因如前所述，因为依《六国年表》所载，鲁穆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九年，依钱穆先生所考，鲁穆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一年，鲁穆公元年距孔子去世有七十二或六十四年。如果子思享年诚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年六十二”，那么钱穆先生认为子思“无缘值鲁缪”。为了证实子思“为鲁缪公师”这件事，只好将子思视作遗腹子，且将其寿命延长为八十二岁，只有这样，在鲁穆公在位的前几年，子思可为其师。
子思曾“为缪公师”这件事，在《孟子》与《礼记》中有记载。《孟子·万章下》说：“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礼记·檀弓下》记有：“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君反服，古与？”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其形制与《缁衣》不同，有学者认为系子思后学所作。以上这些传世史料和出土佚集都证明，《汉书·艺文志》所载子思“为缪公师”确有其事，这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钱穆先生把考证的视角固定化了，对子思“为缪公师”这一事实的理解，犯了一个时间上的错误。我们认为子思确系鲁穆公师，但是在穆公为太子时，而不是穆公元年以后。我们的证据是：第一，楚简佚文《鲁穆公问子思》是公元前300年以前写成的，是关于子思与鲁穆公问答作品中的一篇⒀，为子思后人及门人所传。孟子肯定能看到《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并且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孟子》一书中数次出现子思与鲁穆公对话的篇章。第二，从郭店出土的竹简形制上看，“《鲁穆公问子思》与《穷达以时》简两端皆修削成梯形，简长二十六点四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为九点四---九点六厘米。”⒁这种形制与可以确认为子思作品的《缁衣》和《五行》有所区别，“《缁衣》、《五行》两篇简两端均修削成梯形，简长三十二点五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为十二点八---十三厘米。”⒂形制不同，自然也说明这些竹简，分属不同的集类。第三，《鲁穆公问子思》的内容是关于子思“恒称其君之恶”的记载，这一点由《孟子·万章下》为证。依照《论语》成书的过程，《论语》系“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可见先秦时代，弟子有记载其师与“时人”“应答”之言的传统，《鲁穆公问子思》也是其弟子或后人记录的子思语录的一部分。大凡弟子记载的其师言行，在其师去世后会汇编成册，这点正好印证了郭店出土的《鲁穆公问子思》一篇与《缁衣》形制为何不同的一个原因。第四，既然《鲁穆公问子思》系子思弟子或后人编篡而成，他们在追述子思与鲁太子显之间的对话时，子思已去世，而太子显已为鲁公。所以自然地将两人的对话分列为“鲁穆公”与“子思”间的对话，这正如我们时常见到的情况一样，是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造成的回忆过往情形的一种惯常手法。“追述”的记载方式往往注重的是当时的对话内容，未必引用原话，亦未必用当事人当初的身份来指涉。《孔丛子》为了抬高子思的身份，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这也说明古人着书时为了抬高追述对象的身份，会有意识地变更追述之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追述对象的身份等。将子思与鲁太子显的对话记述为“鲁穆公问子思”，部分地也出于这种目的。至于《孟子·告子下》和《孟子·万章下》中的记载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春秋以来，夹在齐楚之间的鲁国，倍受强国侵挠，至战国时这种情况越发严重，但这并不是鲁穆公时代的特殊现象。显既然以后能为鲁公，其作太子时势力也当然可观，自然有一些门人，子思是其中之一。因子思为孔子后人，又有学问，故尊其为师。钱穆先生把子思与鲁穆公间的关系固定化了，自然只好将子思卒年与鲁穆公继位的前几年进行时间上的交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子思曾为“鲁缪公师”。
至于上述其他学者所说的子思与孟子为“同时人”且“过从甚密”的说法，实在经不起推敲。既使孟子的生卒亦有可疑之处，但他不可能见到子思，理由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孟子》一书，从未讲起孟子从游于子思一事，且孟子讲起其就学一事时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可见孟子的老师“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⒃，据杨伯峻先生推断，子思之子子上“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⒄。《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这也是事实，所以他们为“同时人”且过“过从甚密”的说法是欠妥的。

总之，我们在分析钱穆先生与其他学者关于子思生卒的考证后，得出以下结论：我们认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子思生平是可信的，他是仲尼之孙，享年六十有二。钱穆先生的考证主要依据子思“为缪公师”展开，却也因此犯了判别时间方面的错误。而其他学者的说法更不足信。孔子在世时，子思可能已是幼童，他死于公元前五世纪后二十几年，此时，鲁太子显已二十至三十几岁，显尊礼子思之事发生在子思的晚年，至于子思与孟子是“同时人”的看法则不可能成立。

　　参考文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172，中华书局，1985年。当代学者李学勤等认同此种说法，详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14。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P54。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P434，上海教育出版社，同见廖名春《荆门郭店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6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173。周桂钿《郭店楚简缁衣校读札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204—220。李学勤《先秦儒家着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13。廖名春《荆门郭店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69。杨伯峻《孟子译注·序》，中华书局，1960年。 Investigating and explaining ZiSi’s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Abstract: Through the discussing and challenging the view of　and the other scholars about ZiSi’s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and using the new historical data found today, we get the point of view different with them. We believe the records about ZiSi in Historical Records are correct.　Key Words: ZiSi;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Historical Records “The Hereditary houses of Confuc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