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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学的接受与北魏皇族的文学创作

　　[论文关键词]经学；北魏皇族；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建国之后，北魏皇族接收了经学，其文士基本都有过习经的经历，有的甚至还获得了较高的经学修为。受经学影响，北魏皇族，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在赋文创作上，继承了儒家“以经世务”的精神；选材多以社会政治内容为主；语言质朴。
　　本文主要讨论北魏皇族对经学的接受及这种接受对其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这个内容在北魏文学文化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迄今为止，未见专文讨论，故拟做一尝试。
　　一、北魏皇族对经学的接受
　　经学，就是儒学。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儒学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取得了至尊的地位，因此被称为经学。其后，汉脉相延，经学盛传不衰。
　　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拓跋鲜卑，本是一个“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的游牧部族，对经学一无所知，立国之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才开始正视经学，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经学教育。《魏书·儒林传》云：“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显祖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置国子生四十六人。……永熙中，复释莫于国学，……复置生七十二人。”拓跋氏的这些举措极大的推动了经学在北魏政权的广泛传播，“燕、齐、赵、魏之间，横经着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在推动经学广泛传播的同时，拓跋氏皇族内部对其成员的经学教育是极为重视的。梁越，新兴硕儒，“少而好学，博综经传，无何不通。”“太祖以……举动可则，拜上大夫，命授诸皇子经书”。卢酶，昌黎大儒。世祖监国，酶“以笃学博闻人授世祖经”。高允，出身勃海高氏，受“敕以经授恭宗”。李灵，出身世族，“以学优温谨，选授高宗经。董徵，顿丘大儒，年十七，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数年之中，大义精练，讲授生徒。世宗时，受诏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经学”。刘兰，武邑人，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通《五经》，为儒者所宗，为中山王英所重，被英引入学馆，授其子熙、诱、略等”。《魏书·成阳王禧传》还记载文明太后曾诏令“别置馆，选忠信博闻”之儒，训教“皇子皇孙，……以匠成之。”为了加强对皇族成员的经学教育，太和中，孝文帝又在国都平城开皇子之学。因此，北魏时期，特别是文明太后主政之后，拓跋氏皇族，经学比较盛行，成员习经比较普遍，“知书者甚众”，很多还获得了较高的经学素养，这从《魏书》诸帝本纪及宗室诸王传中均可得到印证。元晖，太祖拓跋琏的祖父昭成皇帝之孙常山王遵之孙。《魏书》本传云：“晖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此处文学，即是经学。《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云：“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元鉴，太祖子河南王曜之曾孙。《魏书》本传云：“鉴，字绍达。少有父风，颇览书传。沉重少言，宽和好士。”传，即注释。《汉书·淮南衡山王传》颜师古注云：“传为解说之，若《毛诗传》。”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云：古书凡“解经者皆谓之传”。书传，史书一般指经传或包括经学着作在内的着作、典籍。《后汉书·杨震附子秉传》云：“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后汉书·寒朗传》云：“寒朗，字伯奇，……好经学，博通书传，以《尚书》教授。”元昌，世祖子临淮王谭之孙。《魏书》本传云：“昌，字法显。好文学，居父母丧，哀号孺慕，悲感行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北魏皇族文学兴起较晚，“是从孝文帝朝才开始的，特别是迁洛之后才有的”。而正如上文所言，此时北魏皇族经学已经盛行。因此，北魏皇族文士，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深为经学熏染，基本都有过习经的经历，有的甚至还获得了较高的经学修为：
　　元志，太祖伯祖烈帝玄孙河间公齐之孙，“字猛略。少清辩强干，历览书传，颇有文才。”(《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
　　元或，元昌子，字文若，“少有才学，……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魏书·元或传》)
　　元修义，世祖子景穆皇帝孙，“字寿安。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魏书·元修义传》)
　　元澄，世祖子景穆皇帝孙，“音韵道雅，……以文见美”，常受命赋诗。经学修为较高，高祖迁洛之前，曾“亲习皇宗”，迁洛之后，拓跋氏“方隆礼教，宗室之范”，遂“每蒙委及，四门之选，负荷铨量。”(《魏书·元澄传》)
　　元顺，任城王元澄子，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儒士陈丰，十六岁通《杜氏春秋》。有诗、赋、表、颂数十篇。(《魏书·元顺传》)
　　元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着于世，为景穆孙中山王英子，与弟诱、略等具受学于儒士刘兰。(《魏书·元熙传》)
　　元延明，文成帝孙，袭父安丰王猛爵，博极群书，兼有文藻，所着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与中山王熙弟临淮王或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具有较高的经学修养，曾受诏与当世硕儒崔光共定服制。(《魏书·元延明传》)
　　元勰，高祖弟，受封彭城王。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魏书·元勰传》)
　　元愉，高祖子，受封京兆王，好文章，颇着诗赋，曾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魏书·元愉传》)
　　元怿，高祖子，受封清河王，幼而敏惠，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魏书·元怿传》)
　　等等。至于像高祖这样的“锐情文学"之士，本身就是推动拓跋氏发展经学教育的代表人物，其经学修为就更不用说了。
　　二、经学对北魏皇族文学创作的影响
　　北魏皇族对经学的接受，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诗言志”的说法最初见于《尚书》。《尚书·舜典》云：
　　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系伪托，约成于战国之世”。因此，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战国。但在战国之前，“诗言志”作为一种认识就已经出现了，《诗经》中的很多作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言志”之作。后来，儒家接受这一认识，并把它发展成儒家最基本的文艺思想。《庄子·天下》云：“邹鲁之士，捂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诗大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受这一思想影响，北魏皇族在从事诗歌创作时，也强调赋诗言志。《魏书·任城王云附子澄传》云：
　　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高祖日：“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
　　“志”，指隋志”，包括“意”和“情”两层含义。“诗言志”被儒家接受之后，“志”开始被定义化，逐渐剥掉了“情”这层意思主要指“意”，即“意向、愿望、思想、怀抱，也就是被儒家伦理道德所规范的思想和意向。汪耀明在《西汉文学思想》中说：儒家“在论诗时，常常只说‘言志’而不直言‘抒情’。这是因为‘志’偏重于理智，是经过一定伦理道德规范的理性范畴，而‘情偏重于感情，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巩固统治秩序，他们强调言志而不倡导抒情。”因此，“诗言志”，主要是以诗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言被儒家伦理道德所规范的思想和意向。北魏皇族的诗歌创作实践正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高祖征沔汉时，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座中，高祖歌日：“白日光天无不耀，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日：“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君臣联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孝明帝时，元叉专权，幽隔帝后母子，元熙起兵勤王，不果被杀，死前作《绝命诗》二首，其一云：“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表达了作为臣子至死忠君的仁义之节。
　　实际上，用诗来言儒家之志，已经成为北魏皇族诗歌创作的一条基本理念。《魏书·任城王云附子澄传》云：
　　车驾还洛，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高祖日：“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后东阁庑堂粗复始就，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无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日：“此曲水者亦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次之洗烦池。高祖日：“此池中亦有嘉鱼。”澄日：“此所谓‘鱼在在藻，有颁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灵沼，于初鱼跃’。”次之观德殿。……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不示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
　　孝文帝要求崔光、郭祚、邢峦、崔休等赋诗以“示德音”就是很好的说明。
　　在赋文创作上，北魏皇族继承了儒家“以经世务”导言的精神。儒家通经的目的，“旨在致用”。因此儒士作文，一般“以‘治世’与‘痛世’为两个支撑点”，或谏或颂，所写的无外乎是“治世”之言或“痛世”之言”。北魏皇族的赋文创作继承了儒家这一传统。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孝文帝车驾幸邺，经比干之墓，作《吊殷比于墓文》。其序云：
　　唯皇构迁中之元载，岁御次乎阉茂，望舒会于星纪，十有四日，日唯甲申。子扬和淇右，蹀驷鄢西。指崧原而摇步，顺京途以启征。路历商区，辖届卫壤。泛目睇JlI，纵览观陆。遂傍睨古迹，游瞰曩风，睹殷比干之墓，恨然悼怀焉。乃命驭驻轮，荚骥躬瞩，荆朽荒朽，工为绵薨。而遗猷明密，事若对德。慨狂后之猖秽，伤贞臣之嫜节。聊兴其韵，贻吊云尔。
　　创作目的是“伤其忠而获戾”，感叹忠臣之不遇。
　　在北魏赋文创作中，就目前所见，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元顺的《蝇赋》：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启冬春。既含育於万姓，又刍狗而不仁。随因缘以授体，齐美恶而无分。生兹秽类，靡益于人。名备群品，声损众伦。欹胫纤翼，紫首苍身。飞不能回，声若远闻。点缁成素，变白为黑。寡爱芳兰，偏贪秽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侧。乱呜鸡之响，毁皇宫之饰。习习户庭，营营榛棘。反覆往还，譬彼谗贼。肤受既通，谮润罔极。缉缉幡幡，交乱四国。于是妖姬进，邪士来，圣贤拥，忠孝摧。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囚于夏台。伯奇为之痛结，申生为之蒙灾。《鸱鹗》悲其室，《采葛》惧其怀。《小弁》陨其涕，灵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犹如此，何况中庸与凡才!若夫天生地养，各有所亲。兽必依地，鸟亦凭云。或来仪以呈祉，或自扰而见文。或负图而归德，或衔书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残躯以献珍。或主皮而兴礼，或牢豢以供神。虽死生之异质，俱有益于国人。非如苍蝇之无用，唯构乱于蒸民。
　　时灵太后当权，近小专政，贤士屈沉，朝纲开始紊乱。在赋文中，作者以蝇作比，形象的揭露了“妖姬进，邪士来，圣贤拥，忠孝摧”的社会现实，指斥了“妖姬”“邪士”们“构乱于蒸民”罪恶行径。
　　在选材上，北魏皇族诗文多以社会政治内容为主。文章的选材是为主题思想的表达服务。如上文所言，儒家诗文是用来传递儒家之志，以经世务的。因此，儒家文学多以社会政治内容为主。受儒家影响，北魏皇族诗文，在选材上，当然也就以社会政治生活为主。除了社会政治生活，北魏皇族诗文基本没有吟风弄月、写景之作，这从上引诸文就可得到印证。
　　在语言风格上，北魏皇族文学主要以质朴为特点。儒家认为，文是用来传道的，“因事为文，文章的写作，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章句上》)。因此，儒家为文多求实用，不假雕饰。受这一思想影响，北魏皇族文学，在写作上多用白描，语言风格质朴无华，这从上引诸文就可得到印证。孝文帝在诏书中一再强调文章要“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实际上正是北魏皇族一贯追求这种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
　　总之，北魏立国之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接收了经学。受经学的影响，北魏皇族文学创作，在诗歌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在赋文上，继承了儒家“以经世务”的精神；在选材上，多以社会政治内容为主；在语言风格上，主要以质朴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