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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中文摘要】在中国学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总是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联系在一起的。而本文作者通过对于詹姆逊着作的阅读，谈的则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本文认为尽管詹姆逊的学术研究跨越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文学批评一直是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文学批评在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希望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实践能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有所指鉴。

“作为文学批评家，我认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从作品文本的句法分析开始评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多部代表性的着作在中国学界甚至可以说是风行一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诸如此类的称谓，连同他的数目众多的书籍，使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代名词。在这里，我无意去全面系统地罗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全部，只想从一个侧面——文学批评的层面谈一谈我对詹姆逊着作阅读的感受，谈一谈我名目中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不讳言自己的文学研究出身，他的大学法国文学专业背景决定了他最初的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取向。从60年代初的《萨特：一种分格的始源》，到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詹姆逊都明确地表明了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立场。如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的副题就是“20世纪文学辨证理论”，在“序言”中他也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这本书涉及到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席勒、布洛赫、卢卡契、萨特等法德语系带有思辩哲学意味的理论家，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他们的哲学思想，而是他们由哲学思想引发的辨证文学观，所以他告戒自己的读者“本书并非哲学，而是文学批评，或者起码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准备。”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他的首章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剖析，但此之后他就赶紧做出声明：“在匆匆对索绪尔的理论做了一个概述之后，我们就要和正式的语言学告别了，我们从现在开始研究这一理论在其他知识领域的情况，特别是它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不仅如此，在上述两本书的正文部分，詹姆逊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为文学批评家的睿智和深厚功力：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贯的宏观审视的批评视野，又辅以批评对象审慎的细致的微观分析。这样的范例很多。比如他在《语言的牢笼》中对于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原则的分析。他指出“陌生化”作为一个纯形式概念有三个明显的长处：1 “陌生化”起到了把文学与任何其他的语言使用形式区别开来的作用；2 “陌生化”使文学作品内部得以建立一种等级；3 “陌生化”揭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它不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所持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无限延伸的观念，而是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的突变，既与过去的一系列短裂，其中每一种新的文学现实都被看成是与上一代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准则的决裂。但同时也指出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原则：“什克洛夫斯基把文学变化当成一种一成不变的机制，认为它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都始终如一，……最终将历时性变成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破坏了对形式变迁的任何真正的历史意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詹姆逊推出了确立其在文学批评界重要地位的着名论着《政治无意识》。如果说詹姆逊以前的文学批评论着给人的是多少带有的正统专业意味的印象的话，或者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小心翼翼、学养丰富的文学批评史专家的话，那么，随着《政治无意识》的出版问世，詹姆逊大胆提出了具有詹氏烙印的文学批评观。在本书的前言部分，詹姆逊指出在文化领域存在两种研究：一种是对某一特定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的本质的研究，研究其形式和内容的历史性，其各种语言可能性出现的历史时刻，及其美学的特定环境功能。另一种是对文化文本进行阐释性研究。这种研究与其说是研究文本本身，毋宁说是阐释和利用文本，具体地说就是把文本视作政治性的寓言，而文化研究的使命就是揭示隐藏在文化文本背后的政治影象。詹姆逊坦言不管好坏，自己都坚定地选择第2条道路，并充满自信地为自己的研究思路辩护：“本书将论证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詹姆逊点出他所反对的第1种研究是以美英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但我个人依然认为，他在《政治无意识》中反对的第1种研究实际上也应包括他先前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中对文学作品“形式”的细致分析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尽管詹姆逊本人在《政治无意识》一书的前言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主张，但《政治无意识》的主体部分借助的依然是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文学文本的阐释。《政治无意识》并未脱离文学批评的范畴。不过“文化研究”的提出，已经表明詹姆逊不甘囿于文学文本的藩篱将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扩展至文化文本的企图，所以《政治无意识》既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着作，同时也预示了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詹姆逊转向了文化研究。1985年詹姆逊在中国的北京大学做了长达一学期的文化学术讲座。有意思的是，詹姆逊本人在作自我介绍时，尽管提及了自己的文学学术背景，但刻意强调的却是自己的文化学者身份：“我是搞法国文学的，并不是研究美国的专家，我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是个文化批评家。我讲的并不局限于文学理论同时他在给中国学生开列阅读材料再次说明：“我选择了阿多诺、本雅明、卢卡契、弗洛伊德、阿尔图塞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作为文学批评来读，而是作为文化批评的材料，”并引证了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的话：“文学教师必须把他们研究的对象当作一种文化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认识作品的意义和本质。”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詹姆逊就文化讲了这样几个话题：引论：文化与文化分期；文化——生产方式；文化——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研究——叙事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但即便如此，詹姆逊的文化研究并没有派斥他原先一以贯之的对于文学文本的解读与分析。比如他在北大的这次文化讲座尽管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列维·斯特劳斯的《野蛮人的心灵》等非文学的文化文本占据了不少的篇幅，但他仍然在课堂上重点讨论了三部文学文本：德莱塞的《嘉丽妹妹》、艾略特的《荒原》和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事实上，詹姆逊的文化研究对于文学文本的关注并不仅止于此，除了上面提到的三部文学作品之外，还涉及了对包括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意大利作家卜加丘《十日谈》、中国作家茅盾的《春蚕》、《子夜》、《林家铺子》等再内的众多的作家和作品的阐释和分析。詹姆逊为什么要将文学批评扩展至文化？在《政治无意识》中，他已经表明文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文学研究的根本不应在文学文本内部结构里打转转，而是透过对于文学文本的阐释去揭示社会的本质，而文学文本显然不应是显现社会本质的唯一载体，所以越出文学文本进入更大的文化文本来全方位地揭示社会本质就成为詹姆逊探寻社会本质的逻辑必然。但应该注意的是，从更大的文化文本绝不意味着文学文本的必然缺失。事实上，詹姆逊在将批评的对象由文学文本扩展至文化文本从未放弃对于文学文本的关注。我想这其中至少有这样两个原因：其一是詹姆逊本人固有的文学研究的背景使然；其二是文学文本是文化文本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当我们谈及詹姆逊的文化研究转向时，不能忽略文学文本在他的整个文化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在詹姆逊的文化研究转向中有一个情况不能不提，这就是他对于电影这种非文学文本的关注，在詹姆逊看来，电影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文学在传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极其相似，电影集中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征，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后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文本”，理应引起批评的重视，这实际上打开詹姆逊从事后现代研究的大门。
众所周知，詹姆逊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读受惠于比利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三分法。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是帝国主义下的垄断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是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在此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进行了文化分期，依次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特别指出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语境正是后现代主义。尽管詹姆逊一再宣称后现代主义文化文本已经与以往时代的文化文本发生了深刻的“断裂”，他在解读后现代主义文化文本时着重的是电影、绘画和建筑这样的非文学文本，但文学文本在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表述中同样没有缺席。关于这一点，我想指出下面两点：1 詹姆逊本人明言，他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做的文化分期采用的是文学用语；2 詹姆逊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所做的经典概述如消解中心、缺乏深度、复制拼帖等同样得益于他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他的《时间的种子》里对于俄国作家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的解读以及在《布莱希特与方法》对于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及其作品的精彩解读，就是很好的例证。

最后我对自己的发言做些总结。在我看来，尽管詹姆逊本人的研究领域存在着由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向，但他对文学文本的关注是始终如一的，文学批评是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实践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两个启示：
1 文学研究固然不能在文本内部形式里故步自封，文学研究要达致对于文学本质的 探寻需要越出文本之外寻求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上的关联才可奏效，但寻求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必须决不能是以舍弃文学研究本身作为代价的。
2 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和互动。理论的建构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一味地在理论里转圈圈是没有多少益处的。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后学研究尤为切要。
詹姆逊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我个人以为，描述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詹姆
逊绝没有对于詹姆逊教授本人的冒犯。詹姆逊教授曾经在他的经典性着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表示：“作为文学批评家，我认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从作品文本的句法分析开始评论”，并把我们通常划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本雅明赞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我看来，如果要我们选出当代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的话，詹姆逊教授无疑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