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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的文学观念、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也有一些同志力求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当然，要运用得好，是不容易的，还须经过大家长期的探索、实践，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应当对这些新观念、新方法有较透彻的理解，防止生吞活剥。
我们认为，在目前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众多流派、观念和方法中，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有着比较直接的借鉴意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联邦德国康士坦茨学派的主要代表尧斯(Hans Robert Jauss),一开始就是从解决所谓“文学史悖论”问题入手提出接受理论的。他之所以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并提出所谓“接受史效果史”原则，乃是为了纠正当时学术界把对文学的美学思考与历史思考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重建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一基本方向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借鉴起来也比较容易。
接受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存在于历时态读者的阅读与接受中。古代的文学作品，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①古典作品是在历代读者的接受、反应、评价中获得其每一时代的“当代的存在”即现实的生命的。同样，古典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代读者的接受状况而变化的。因为价值总是相对于主体需求而言的，它是主客体间一种需求与满足需求的关系。所以，离开了读者的审美需求、鉴赏趣味，就无法解释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作品的价值事实上发生过并继续发生着历史地变动的现象。我国现有的几部文学史专着，一般对古代作家、作品却只按今人的眼光、观点给以评价，而较少揭示这些作家、作品的价值在历史上浮动、变化的情况，更没有对这种价值浮动情况从读者审美时尚的变化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譬如对东晋诗人陶渊明，现在的文学史一般都用较大篇幅，作为第一流诗人给予高度评价，这自然是可以的;但对陶潜在历史价值的河床中的沉浮变化却很少涉及。其实，陶渊明诗歌的历史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生前，几乎无人称赞过他的诗。在整个南朝，他也不被认为是第一流诗人，刘勰的《文心雕龙》涉及了大量作家作品，却无一处提及陶潜;钟嵘《诗品》只把他列入“中品”;《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列举了不少重要作家，却独独“漏”掉了他;北齐阳休之《陶集序录》批评他“辞采未优”.即华丽不够，文采不足;萧统虽称赞他“文章不群，辞采精拔”(《陶渊明集序》)，但其所编《文选》选陶诗只有八首，比入选的六朝名家如曹植、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的作品要少得多。陶诗从宋朝开始方声誉日隆，终于被认可为文学史上一流大家。评陶诗而不涉及其价值的历史变动，至少是一种片面和不完善:从思维方法上说，是以偏概全，以静盖动，以今代古，未跳出形而上学僵化视野。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类文学史上并不罕见的现象(或由“冷”变“热”，或由“红”变衰，或长期被埋没，一旦被发现……)，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完全应当也有可能运用接受美学观点给予合情合理的说明。
再如梁陈时代的“宫体诗”，作为一种文学时尚曾经一度繁荣，并在历史上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学现象，现在通用的文学史却只是一笔带过，并一律是全盘否定。然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方法是过于片面了。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历史性不同于政治等其他事件的历史性。政治事件是一种可以被解释为由一系列环境的先决条件和动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的客观独立的事实。而文学的历史性只与读者的历时性接受相关联，离开了历代读者主体的接受，文学就无所谓历史，“文学事件只是在那些随之而来或对之再次发生反响的情况下——假如有些读者要再次欣赏这部过去的作品，或有些作者力图模仿、超越或反对这部作品——才能持续地发生影响。”②宫体诗，作为一个文学的历史现象，曾经长期遭到冷落贬斥，但是在当代，开始重新受到注意，出现了为宫体诗正名、翻案的文章，这表明，古老的官体诗有可能在今天获得新的历史生命，重新对读者发床影响。这是因为当代读者的审美观念、趣味、需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他们同古典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的缘故。所谓宫体诗，大体上以贵族妇女、舞女伎人为描绘对象，细致地刻划女性的体貌举动、歌容舞态、服饰居处以及心理情感等，它以描写女性美为主要审美特征。随着改革开放，文化艺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人们长期被扭曲、压抑的人性开始复苏，审美要求与趣味日趋丰富和多样化，包括欣赏女性美在内的、符合人的自然倾向的审美需求普遍萌生。这样，以描写女性美为主要审美特质的宫体诗，在受到千余年冷遇之后，重新受到人们关注，在接受美学看来，乃是势所必然。因为，当代读者新形成的、较为开放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已否定和冲破了原先封闭、僵化、保守的旧视界;用新的视界和眼光审视文学史，就会对一系列文学史上的定评产生怀疑和挑战，其中也包括对宫体诗全盘否定的评价。
　　接受美学不仅能说明当代何以会出现重新评价宫体诗这样一矜曾被认为是“从历更垃圾堆中觅宝”的奇特现象;同样也能解释宫体诗这样一个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出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从而给予恰当的评价。接受美学认为，不只是文学作品历史地、社会性地决定着读者，同样，读者也反过来支配、造就着作者和作品。“每一个作者都依赖于他的读者的社会环境、观点和意识;文学成就预先假定作品是‘表现了群体所期待的东西’的书，是‘以它自身的形象表现了群体，的书”③。根据这个观点，宫体诗人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受制于当时读者群体的审美意识的。
首先，宫体诗虽由东宫梁太子萧纲与其师徐摛等倡导而得名。但在萧纲之前，这类诗歌的写作已露出将成风气的迹象。以现存作品而论，齐梁时着名诗人谢眺、何逊、沈约、吴均都作过若干首类似宫体诗的作品。还有以女性美为主题作联句诗者，如何逊与刘孝胜、何澄、刘绮有《增新曲相对》联句，与刘绮有《照水》、《折花》、《摇扇》、《正钗》联句，尤可见出风气之渐。就是萧纲之父萧衍本人，也写过类似的作品，如《戏作》、《游女曲》、《白纻辞》、《子夜歌》、《冬歌》等;他还曾命沈约作《四时白纻歌》五首，自作其中末二句。沈约所作“如娇如怨状不同，含笑流眄满堂中”，“含情送意遥相亲，嫣然一转乱心神”，“双去双还誓不移，长袖拂面为君施”等句，正是后来宫体诗的格调。当时的画坛上，也出现了一些以描绘妇人着称的画家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仿效。这就说明，在宫体诗正式产生之前，贵族文人群已较普遍地表现出欣赏女性美的审美趣味，未以宫体诗命名的宫体诗已成为这个读者群体的欣赏对象。因此，宫体诗的出现并蔚成风气乃是时尚所至，是读者群体欣赏女性美的审美意识催生和推动的必然结果。
其次，宫体诗的兴起，也与当时文人爱好“新变”(新鲜的题材、新鲜的表达方式等)、爱好“性情摇荡”和细致刻划对象形貌的新的审美趣味直接相关。当时一位宫体诗人萧子显就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事实上指出了追求新鲜感是当时普遍的文学审美心理，作家若想称雄文坛，就须适应这种求新好变的审美时尚。我国古代文人诗作，从先秦起向来注重主观抒情，以客观描绘对象(自然与人物)为主者不占主要地位。梁陈求新好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自然美和女性美的发现，即对客观世界的发现。真切细致地描绘大自然和人物(女性)，成为当时诗坛的一股新潮。宫体诗便是这股新潮中的一脉，它以逼真细腻地刻划女性形象为能事，常能做到形神兼备。萧纲描绘女性容貌、情态、动作就十分生动，如“轻花鬓边堕，微汗粉光中”(《晚景出行》)，“梦笑开娇清，眠鬟压落花”(《咏内人昼眠》)，“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美女篇》)等，显示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和传神如画的描画才能。这个优点大体上也是其他宫体诗人的优点。从单纯主观抒情向兼重客观描画的“新变”，体现了齐梁时较普遍、自觉的诗歌审美追求，在我国诗歌史上不能不具有某种开拓意义。
再次，宫体诗所表现的对女性美的赞赏，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时对普遍人性的禁锢的某种松弛。过去对宫体诗的流行常用贵族阶层生活放纵糜烂来解释，是说不通的，因为在此之前，贵族生活何尝不放纵?而况据史料，萧纲徐摛等人并无十分放纵的记载。倒是萧纲的下述主张透露了官体诗盛行的某种秘密:“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这里“放荡”与今之腐化堕落并不同义，它主要指不受束缚、自由放任之意。立身谨重是指行为要合乎礼仪规范，但作文则可不受礼义的限制，应自由抒发真情实感，包括大胆描写女性美、表现对女性美的爱赏之情。这当然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文学主张，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倾吐男女情爱的普遍人性要求有所放松。同时，这一主张，实际上隐约表露了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男女情爱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渲泄与转移的看法。在此意义上，宫体诗是合乎人性需要的。宋人周密说，韩愈作品与楚辞中对女色不厌其烦招皆长言摹写，极女色燕昵之盛。是知声色之移人，古今皆然。”(《浩然斋雅谈》卷上)虽不特指宫体诗，却完全适用于宫体诗。宫体诗的确大胆而突出地表现了“声色移人”的普遍人性需求。唯其如此，明代那些主张肯定人的情欲嗜好、大胆表现真情实感的性灵派文人给宫体诗以高度评价，称它们“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饰绮交错，色色逼真。”④
由此可见，用接受美学观点来分析，宫体诗乃是当时读者群体审美意识新觉醒的必然产物，它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的进步性。简单地一笔抹煞和全盘否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因而是站不住脚的。接受美学的观点当然远不止这些，也远不止能较辩证地说明宫体诗一度兴盛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我们认为，如果能把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那么，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可以把创作与批评、读者反应结合起来，更全面、正确地反映某一时期的文学风貌。第二，可以把作家作品研究同历代读者的批评评价结合起来考察，更具体、动态地把握特定时期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价值和地位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第三，从由读者群体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及其改变所决定的社会审美时尚出发，可以更合理、贴切地解释某些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运动兴废盛衰和交替更迭的原因。第四，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学史如能把传统的作家、作品史写法同侧重于读者反应批评的效果史、接受史结合起来，可以使文学史显得更丰富饱满、富有立体感。第五，能使旧日某些文学史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对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的写法，获得一个读者群体审美时尚的中介，从而显得更自然、妥贴而不至生硬牵强，遮免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倾向。第六，从宏观上说，将来可以把效果(接受)史独立出来，建立作家作品史、效果史和批评史这文学史三大块，最终综合统一成总体文学史。这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总之，自觉地引进和应用接受美学思想，将会给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一个诱人的光明前景。愿同行们共同努力尝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