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_周裕琼.pdf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 年第 12 期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周裕琼张梦园内容提要对于去往生命彼岸的逝者，活着的人总是情不自禁地“不思量、自难忘”。哀悼之情寄托在有形的墓碑上，也寄托在无形的数字公墓中。已有的传播学研究大多将哀悼视作一种记忆实践，强调媒介的认知属性。论文则将哀悼视为一种情动体验，强调媒介的情动属性。通过对“豆瓣公墓”与“网络公墓”这两个豆瓣小组的内容分析及线上田野调查，从技术、身体和集体这三个维度考察“数字公墓”的情动生成与调节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公墓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传播主体包裹于一个人造环境中，将技术的情动支持、身体的情动体验和集体的情动仪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数字公墓既让逝者的数字化身长存于“赛博天堂”，又允许生者提前哀悼自己的“死亡”，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数字化死亡”的文化意涵。关键词数字公墓哀悼情动媒介数字化死亡媒介考古一、引言斯人已逝，幽思长存，通过网络媒介寄托哀思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型文化景观。2012 年 10 月 8 日，“豆瓣公墓”小组正式成立，初衷是为了纪念已故的豆瓣用户(“豆友”)，至今已经有 12440 名成员。在这个小组里，“死亡”不再是禁忌话题，哀悼也不仅仅在清明和中元节等特殊的日子集中表达。豆友们发布的一个个帖子，就像一座座林立的墓碑，标题中镌刻着逝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正文则是其生平简介和豆瓣主页链接 那里有逝者曾读过的书、观过的影、听过的歌。豆瓣公墓对哀悼对象有所限制，有点像网络私家墓园。有鉴于此，2020 年 2 月 13 日，豆友开辟了新的小组“网络公墓”，在这座开放式墓园里，人们可以哀悼与纪念任何逝去的人(甚至物)，至今该小组有 10410 名成员。数字公墓的出现，意味着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生者与逝者的共存之所。而新媒体不仅承载着人们的数字化生存(digital being)，也建构了人们的数字化死亡(digitaldeath)。心爱之人猝然长逝，留给生者无限的哀痛与思念，哀悼这一情感行动则是生23云上的纪念 ，中国青年报，2019 年 5 月，https:/ 年 10月 15 日。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者排解悲伤情绪的重要手段。新媒体的技术可供性让普通人也可以成为数字公墓的主人。中国文化中长久以来讳莫如深的死亡，以及极其隐私的丧亲之痛，在社交媒体上变得公开化、日常化。死亡不仅是传统文化中的禁忌话题，也是传播研究的盲点，被学术界有意无意地放逐。但是，在媒介考古学看来，那些被遗忘、被遮蔽的“死亡媒介”的幽灵从未远去。彼得斯(Peters)在 奇云中强调了“墓”的基础性地位，提到人类定居点总是与坟墓为伴，并认为坟墓是所有人类意义存储设施中最基本的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女性以“灵媒”(medium)为职业，帮助生者与他们已逝的挚爱进行沟通。照片、电报等新媒介出现后，因其对于初次接触的普罗大众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奇观异境，也曾被有心之士用来制造幻象、充当灵媒。“家祭无忘告乃翁”、“捷报飞来当纸钱”，为了在死者与生者之间“传递”消息，从坟墓到电报，古往今来众多的“旧媒介”和“新媒介”在哀悼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而隐蔽的功能。诚如齐林斯基(Zielinski)所言，探究新旧媒介之间的交错与呼应、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纠缠与羁绊，实乃媒介考古的价值之所在，但仅从媒介考古学视角来考察“墓”(尤其是数字公墓)是远远不够的。媒介考古学的三大研究取向 “恢复媒介的物质性、寻访媒介的异质性、捕捉媒介的复现性”可以启发我们对数字公墓这一“新新媒介”做出如下的追问:这种“幽灵般”的在线空间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无形的哀思寄托在可触可感的媒介物上?这种承载着数字化死亡的“虚拟墓”与埋葬着逝者遗骸的“实体墓”在多大程度上“似曾相识”?而这种不囿于时空限制的“复现”又是否触发了某种情感的变迁与重构?然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却不必圈囿于媒介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事实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把数字公墓视作“情动媒介”，通过对两个豆瓣小组的内容分析与线上田野调查，探究网络哀悼文化的具体形成机制。二、哀悼作为一种情动心理学认为，哀悼是一种情绪(emotion)。心理学词典给情绪下的定义是:“任何短时评估的、情感的、意图的及心理的状态，包括高兴、悲伤、厌恶及其他内心感受。”弗洛伊德(Freud)认为哀悼是一种痛苦的情绪，“在哀悼中，世界变得33章戈浩: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死亡盲点:一个生存媒介研究的视角 ，全球传媒学刊2020 年第 2 期。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62 页。章戈浩: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死亡盲点:一个生存媒介研究的视角 ，全球传媒学刊2020 年第 2 期。德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媒体考古学，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 13 页。施畅:视旧如新: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 7 期。陈少华:情绪心理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 页。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 年第 12 期贫困和空虚。”专注于研究悼亡心理的瑞士学者维雷娜卡斯特(Verena Kast)认为，哀悼是一种悲痛的情绪，但其中蕴藏着某种力量，哀悼会促进我们与过去告别，推动我们重新理解与编织本已破碎的关系，从而继续活下去。如她所言:“正是由于我们与死亡的分离，我们才得以一再重新展示我们自身。为此，进行哀悼是绝对必要的。”显然，与日常的喜怒哀乐相比，哀悼是一种极端的情绪。而在索罗门(Solomon)看来，极端情绪“不是意识中的存在”，而是“意识的行动”。本文则进一步认为，哀悼不仅是作为名词的情绪，更是作为动词的情动(affect)。情动一词通常出现在文化研究与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人文社科正在发生的“情动转向”(affectiveturn)。先哲斯宾诺莎(Spinoza)将情动理解为:“使身体的活动力量得以增加或减少、促进或阻碍的身体的情状(affectiones)，以及这些情状的观念。”在现代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看来，人的特性(本质)不是体现在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的静态中，而是体现在动态的情感活动中。在新近出版的 情动理论读本中，贝特尔森(Bertelsen)和默菲(Murphie)将情动分成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情动作为“非个人”的运动或“前个人”的力量;第二层面的情动作为我们更加熟悉和个人化的情绪或感受(feeling);第三层面的情动存在于前述的两个层面之间，也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力量”。简言之，情动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在意识的认知之外，它强调超越情绪的生命力，并驱使我们走向运动、思考和延伸。除了理论根源上的差异，情绪和情动这两个看上去很接近的词在具体的概念意涵上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其一，情绪是内心的、个人的，属于自我的领域;而情动则是外在或超出自我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感染构造人的主体性;其二，情绪是短时间内的心理状态，而情动则是连续的情感流变，延绵不绝，生生不息;10其4310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症，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 8 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4 5 页。瑞士维雷娜卡斯特:体验悲哀，赖升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2 4 页。Solomon，obert C，True to Our Feelings:What Our Emotions Are eally Telling 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7.转引自袁光锋:迈向“实践”的理论路径:理解公共舆论中的情感表达 ，国际新闻界2021 年第 6 期。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97 页。汪民安:何谓“情动”?，外国文学2017 年第 2 期。Bertelsen，Lone，Andrew Murphie，“An Ethics of Everyday Infinities and Powers:Flix Guattari on Affect and the efrain，”inGregg，Melissa，and Gregory J.Seigworth，eds.，The Affect Theory eader，North Carolina:reprint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2020，p.140.Gregg，Melissa，Gregory J.Seigworth，“An Inventory Of Shimmers，”The Affect Theory eader，North Carolina:eprinted byDuke University Press，2020，p.1.包卫红:“空中的波动艺术”:电影、以太和战时重庆的宣传电影理论 ，当代电影2016 年第 8 期。刘芊玥:“情动”理论的谱系 ，文艺理论研究2018 年第 6 期。汪民安:何谓“情动”?，外国文学2017 年第 2 期。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三，情绪主要关乎心灵或意识，而情动则身心合一，将身体与心灵(意识)融为一体，融入到情感体验中去。此外，情动(affect)作为一个动词，与其名词形式情感(affection)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德勒兹将情感定义为一系列事件的体验，并将情动定义为一种动态的原则，它贯穿但也超越了个人感觉和任何形式的体验。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情动作为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强调动态的、影响与被影响的过程以及这其中蕴藏的力量。诚如德勒兹所言，情动是存在之力或行动之力的生成流变(becoming)。回到中国语境，情动也显然比情绪或情感更能体现哀悼一词在汉语中的丰富意涵。辞源释义:“哀”有“悲伤，伤悼”之意，诗经豳风破斧中唱道:“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悼”有“追念死者”之意，魏书世祖纪中记载:“时宣称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也，帝闻而悼之。”哀悼一词，“哀”侧重于情感，“悼”侧重于行动，组合在一起，则强调情感行动，即，情动。对逝者的哀悼，不仅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内在情感之哀，更会转化为“与君营奠复营斋”的外在行动之悼。而付诸文字存诸媒介的哀悼(如立碑作传、写诗作词、发帖回帖等)，则可以通过情感与行动之间的转化，唤起绵延不绝的倾诉与回应，构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无数的情动在这里相遇与生成，不同的主体在这里互相影响、互相承受。“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寻梦环游记的这句台词提醒我们，追思与回忆(记忆)才是哀悼这一情动的基础。在考古学家扬尼斯哈米拉基斯(Yannis Hamilakis)看来，情动作为一个流动的相遇空间与感觉场(sensorial field)相连，而作为感觉接触区的情动与作为认知机制的记忆存在着天然的关联。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森(Silvan S.Tomkins)认为，情动和认知系统之间的关系有如嵌套在同一整体的两个部分，两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情动体验会自动留存下记忆痕迹，正是这种情动记忆痕迹(affect memory traces)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从传播学角度展开的哀悼研究，大多将之视作一种记忆实践，强调了媒介的认知属性。我们认为，应该将哀悼视作以记忆为基础的情动体验，惟其如此，才能突显依托于新技术、新物质条件的媒介本身的情动属性及其调节作用。53Terada，ei，Feeling in Theory:Emotion after the“Death of the Subject”，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10.郝强:创造的概念:论德勒兹“情感”理论的生成 ，文化研究2017 年第 28 辑。Hamilakis，Yannis，Archaeology and The Senses:Human Experience，Memory，and Affec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13，p.125.Tomkins，Silvan S，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The Complete Edition，New York: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2008，pp.136，991.以李红涛、黄顺铭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具体参见 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 年第 12 期三、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近年来，学术界对“媒介”的理解日趋广义，其概念早已不局限于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体”。尤其是媒介考古学的兴起，使许多被遗忘或被忽视的媒介重回人们的视野。彼得斯在早年出版的 对空言说 中，把墓地看作一种主媒介(arch-medium)，他援引了 19 世纪人们对墓地的看法 它是生者和死者心灵交汇的地方。在 奇云中，彼得斯再一次强调:“墓地，一个充满回忆和仪式性的探听之所，是体现人类特征的常见标志。”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从传递观和仪式观这两种视角对传播进行分类。就前者而言，媒介通常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载体、实现控制的工具而存在;就后者而言，媒介则具有维系社会、共享信仰的重要功能。传递观一直以来都是实证研究的主流视角，然而，随着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双向、互动型媒体的兴起，单向线性的传递观逐渐式微，仪式观成为解释当今纷繁复杂的媒介文化现象的常用视角。“墓”自古以来就与仪式息息相关。仪式起初就是被人们用来与神圣的、超自然的或巫术世界进行沟通的活动，而围绕着“墓”进行的哀悼与祭奠正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仪式传播。但无论是传递观还是仪式观，都忽略了“墓”作为一种媒介在情动的生成与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把哀悼视作一种情动，那么寄托哀悼的媒介(以“墓”为代表)则毫无疑问是一种情动媒介(affective medium)。何塞范迪克(Jos van Dijck)认为，无论是日记等纸质媒介，还是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其本质上都是引发情动反应的文化形式，其中所讲述的个人故事可以触发公众的情动和记忆，进而促进情动主体性(affective subjectivity)的反馈循环，因此她提出了中介化情动(mediated affect)的概念。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包卫红则将媒介的情动机制从“人”上升至“环境”。在她针对民国影院的媒介考古学专著中，包卫红首次定义了“情动媒介”，将之视作一个包裹着传播主体的人造环境，一个在“前个人”和社会之间斡旋的虚拟空间(本身高度中介化)。影院这样的情动媒介，具有诱发激情、建构感知与塑造经验的功能，并通过情感(affection)架起了从感知(perception)到行动(action)的桥梁，成为公众体验和政治行动的沃土。情动媒介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墓”的属性与功能提供了一个极具张力的视角。63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年，第 223 页。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62 页。石义彬、熊慧: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 ，湖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Dijck，Jos van，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56 58.Bao，Weihong，Fiery Cinema:The Emergence of an Affective Medium in China，1915 1945，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2015，p.16.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墓”为中国人营造了一个介乎生与死之间的人造环境，成为天人感应的中介与桥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坟墓既是死者肉身的安葬之地，也是死者灵魂的栖息之所。围绕着“墓”所展开的哀悼与祭祀活动，将活着的人与逝去的鬼包裹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内，并借由此，让凡人与上天之间产生关联。正因为感受到“墓”所蕴藏的强大“情动力量”(即，包卫红所言的“情感感应力”)，生者对安葬于坟墓的死者既有哀恸之情，又有敬畏之心。有些地方的习俗会在死者的墓穴中放置刻有符咒的“神砖墓瓦”、“五星”镇石和桃木橛子，用以镇墓。其作用一为防止孤魂野鬼扰乱墓主安息;二为防止亡人跑出墓穴回到生人世界。四、技术、身体、集体:数字公墓研究的三个维度在赛博空间里，作为哀悼之虚拟载体的数字公墓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一道独特的媒介文化景观，吸引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众多研究聚焦于具有公共属性的线上哀悼，其对象主要是集体受难者或公众人物。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数以万计的人们涌入南京市三家媒体推出的线上公祭活动以表达哀思。李红涛等认为，这种线上祭奠空间是线下支配性公祭空间的一种延伸，而最终所生成的数字记忆必然被打上“民族”集体记忆之烙印。在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后，其微博账号成为了网友的哀悼场所，甚至出现了“线上守墓人”为其守墓。周葆华等将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作为网络哀悼与情感表达的观察样本，提出“延展性情感空间”(extended affective space)的概念，来分析哀悼结束后网民如何继续与逝者对话，同时展开相互之间的交流，从而延续这一独特的情感交流空间。他们认为，这里不但形塑出独特的“情感公众”，也构成了社交媒体时代集体记忆基于情感连接性的另类书写实践。哈留(Harju)聚焦于 YouTube 上已故史蒂夫乔布斯粉丝们的集体哀悼与集体记忆建构，发现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协商、合法化和缓解“被剥夺的悲伤”(disenfranchisedgrief)的空间，尽管粉丝之间是一种弱关系，但情感的一致性创造了一种共同体验的社区感。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数字公墓不仅“安葬”社会名流，也“安葬”普通73瞿明安、郑萍:沟通人神:中国祭祀文化象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93 页。郭于华:生命的续存与过渡:传统丧葬仪礼的意识结构分析，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55 页。李红涛、黄顺铭:一个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 南京大屠杀纪念与数字记忆的个案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 1 期。周葆华、钟媛:“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社交媒体、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 以李文亮微博评论(2020 2021)为例的计算传播分析 ，国际新闻界2021 年第 3 期。Harju A.，“Socially Shared Mourning: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New eview of Hypermedia andMultimedia，vol.21，no.1 2，2015，pp.123 145.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 年第 12 期人。自称为“互联网入殓师”的微博博主“逝者如斯夫 dead”的缅怀对象就有许多他/她并不认识的不知名甚至不上网的逝者。针对普通人的线上哀悼，更多来自于他们的亲朋好友在逝者社交媒体账户上的留言。布鲁贝克(Brubaker)等人对已故MySpace 用户主页中哀悼者发布的评论进行编码，识别出与悲伤的情绪困扰(emotional distress，简称 ED)相关的表述，发现与非 ED 评论相比，ED 评论的篇幅更长、积极情绪更少、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率更高。他在另一篇研究中则分析了评论的频率和内容随着时间变化的特征，并发现，在这个充溢着情感的空间里，评论主要是针对逝者，而很少针对社区。摩尔(Moore)等人运用扎根理论探讨哀悼者在丧亲过程中使用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的具体实践，他们提出的社交媒体哀悼模型(social media mourning，简称 SMM)可以帮助识别和衡量哀悼者的目标、行为以及社交媒体哀悼的后果。即便哀悼对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社交媒体的公共性也有可能使私人情感体验转化为社会公共行动，让原本属于私人的坟墓变成一个数字公墓。卡罗尔(Carroll)等探讨了社交平台的年轻用户如何以及为何要与逝者保持联系，发现其背后的两种逻辑:一方面，线上哀悼能够实现很多在线下哀悼中做不到的个性化场景，从而满足哀悼者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MySpace 这种异步、单向的交流能够促进社区建设并使以死者为中心的社区显化。布鲁贝克等人的研究则指出，社交网站在时间、空间和社会上扩展了公众哀悼的方式，私人情感通过在线表达引起关注后，能够给哀悼者带来更多的安慰。罗伯茨(oberts)综合三项网络纪念研究的发现，指出数字公墓俨然成为哀悼者们互相支持的社区，让他们感到情感上的安全，并分享了一种情感联系。其实，围绕着“墓”所展开的各种哀悼活动，自古以来就具有鲜明的社交属性。西塞罗(Cicero)将坟墓看作是人类之间最强大的一种纽带。罗开玉认为，我国古今的丧葬活动实质上又是一种社交活动，是死者家属、族人、村人围绕死者一道参83Brubaker，Jed，et al.，“Grief-stricken in a Crowd:The Language of Bereavement and Distress in Social Media，”Proceedings ofthe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2012.Brubaker，Jed.Gillian.Hayes，“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onlin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ost-mortemMyspace Comments，”Proceedings of the ACM 2011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2011.Moore，Jensen，et al.，“Social Media Mourning:Using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How People Grieve on Social NetworkingSites，”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vol.79，no.3，2019，pp.231 259.Carroll，Brian，Katie Landry，“Logging On and Letting Out:Usi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to Grieve and to Mourn，”Bulletin ofScience，Technology Society，vol.30，no.5，2010，pp.341 349.Brubaker，Jed.，Gillian.Hayes，Paul Dourish，“Beyond the Grave:Facebook as a Site for the Expansion of Death andMourning，”The Information Society，vol.29，no.3，2013，pp.152 163.oberts，Pamela，“The Living and the Dead:Community in the Virtual Cemetery，”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vol.49，no.1，2015，pp.57 76.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62 页。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加的民族礼仪和文化的演习。在中国民间的传统丧葬习俗中，同村人会帮助丧家将灵柩运往墓地，进行开圹、净穴、灵柩入堂、掩土、垒坟等程序，送葬归来，孝子向众人一一叩头跪谢。费孝通认为，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这些以逝者的名义展开的仪式传播，旨在修复或维持因为逝者的离去而受损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友缘等亲密关系。公墓和公祭的社会功能则不仅限于社交，更是进一步借由集体记忆的建构，强化全社会成员的情感和价值认同。防空警报鸣响、交通工具鸣笛、敬献花圈、垂首默哀、集体宣誓等共同构成的仪式环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得以相通。共同的情绪体验作为一个桥梁，促成了个人记忆沉淀为集体记忆，个人体验凝聚为社会认同，个人哀悼升级为公共行动。无论是从心理学传统出发，还是从文化研究学派的仪式传播或实证学派的媒介使用(比如使用与满足理论)范式切入，都不足以阐释人们围绕着墓、公墓、数字公墓所展开的情绪或情感的生成与释放、表达与交流、分享与认同等动态过程，更无从理解个体的私人体验转化为社会的公共体验背后的作用机制。情动以及情动媒介视角的引入，为学术研究找到了新的路径。包卫红认为，基于情动的向心性(centrality)以及情动与媒介结合时的相互转化，情动媒介不仅在经验意义上重新绘制了个体媒介(individual medium)的边界，而且还利用了空间、情动和物质之间的连续性超越这些边界，重新连接了身体、集体和技术。诚如米歇尔(Mitchell)和汉森(Hansen)所言，媒介本身就是被调节的结果，由个人主体性、集体行为、技术能力之间的三向交流构建而成。在考察数字化记忆实践时，范迪克提出中介化记忆(mediated memories)模型(图 1)，其纵坐标关乎时间表述(回忆 展望、过去 未来、保守 创新)，横坐标关乎身份认同(自己 他人、私人 公共、个体 集体)，斜坐标则关乎技术赋能(具身化 embodied 文化嵌入 embedded)。她随后将该模型运用于中介化情动的分析，考察了新旧两种媒介(日记 VS 博客)所触发的情动主体性的反馈循环。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数字公墓作为情动媒介的模型(图 2)，从技术的情动支93罗开玉:丧葬与中国文化，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 年，第 63 页。江新建:佛教与中国丧葬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4 65 页。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106 页。文雅、杜晶斐:集体哀悼仪式建构政治认同的理论诠释、实践图景和重要意义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1 期。叶欣:国家公祭: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Bao，Weihong，Fiery Cinema:The Emergence of an Affective Medium in China，1915 1945，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2015，pp.5 6.美W.J.T.米歇尔、马克B.N.汉森: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7 页。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 年第 12 期持、身体的情动体验和集体的情动仪式三个维度，考察赛博空间里的哀悼文化。首先，对于数字公墓而言，技术的可供性正是其赖以存在的前提，那么新媒介技术是否为哀悼提供了某种情动上的支持?其次，数字公墓中的哀悼本质上是一种身体缺席的传播，这种“缺席的在场”通过哀悼者的网络化身得以实现。但在网络哀悼的此时此刻，其现实中的身体又有着怎样的情动体验?再者，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不仅为逝者提供了一个幽灵空间，更是汇聚了各种承受丧亲之痛的哀悼者。如前所述，哀悼本身就是一种仪式，那么数字公墓中的众多哀悼者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是否有着某种仪式性的情感共鸣?图 1中介化记忆模型(范迪克，2007 年)图 2数字公墓作为情动媒介的模型五、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豆瓣中的豆瓣公墓与网络公墓两个小组。和豆瓣的大部分小组一样，它们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让踽踽独行的个体基于趣缘相遇于此，找到灵魂的会晤和情感的寄托。如今这两个公墓小组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尤其是网络公墓小组的成员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每天都有豆友们在这里哀悼、驻足。因此，我们将这两个小组作为数字公墓的典型代表，对其中的哀悼行为进行考察。由于情感具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因此我们将哀悼分为内在的情感体验与外在的情感表达这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在情感表达层面，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情动何以发生。豆瓣公墓小组只能用来祭奠已故的豆瓣用户，发帖量较少，且该小组的组长是已注销状态，这意味着新的豆瓣成员已无法加入这个小组进行哀悼。网络公墓小组正是为了弥补豆瓣公墓的局限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豆友们可以哀悼已故的家人、朋友、爱人、宠物等，甚至可以提前哀悼或祭奠自己。这个小组虽然04袁光锋:迈向“实践”的理论路径:理解公共舆论中的情感表达 ，国际新闻界2021 年第 6 期。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才成立两年时间，但发帖活跃。因此本文选择对网络公墓小组自 2020 年 2 月 13 日至2021 年10 月4 日的帖子进行全样本数据采集，经数据清洗后共得到492 名用户的550 条帖子，以及帖子下方共 1656 条评论。在情感体验层面，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进一步探究情动何以可能。我们对豆瓣公墓与网络公墓两个小组中发布与回复帖子较为活跃的小组成员进行代表性抽样，最终选取 10 名豆友进行线上深度访谈，他们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每次访谈时间为60 120 分钟，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主要关注小组成员有着怎样的情感经历与情动体验?如何看待在网络上悼念逝者这种行为?表 1受访者基本信息加入网络公墓小组的成员序号化名性别年龄地域职业1尾生男21济南大学生2萝卜女50国外个体户3雷雨女22广州大学生4阿路女21运城大学生5糊某男16沧州高中生6更新女15上海高中生加入豆瓣公墓小组的成员7修罗女36沈阳职员8Jasper女28北京职员9阿鲸男26北京研究生10小东女29济南职员六、研究发现(一)技术的情动支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线下哀悼活动受到各种限制，“云祭扫”成为人们寄托哀思的首选方式。互联网从一个哀悼的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um)变成主流媒介(mainstream medium)。在微博、抖音和朋友圈上，哀悼从线下走向线上，从私人走向公共，社交媒介为情动的表达与释放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技术支持。范迪克等将可编程性(programmability)、流行性(popularity)、连接性(connectivity)和数据化(datafication)视为理解社交媒体的四个底层逻辑，这也为我们从技术维度理解数字公墓的情动机制提供了绝佳的概念工具。14Van Dijck，Jos，Thomas Poell.“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Media and Communication，vol.1，no.1，2013，pp.2 14.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 年第 12 期在社交媒体的技术设计中，可编程性可以激发用户创造和交流，通过与平台编码环境的交互，用户会反过来影响平台的传播流和信息流。社交媒体的初衷并非哀悼，但正是用户的创造性使用使得数字公墓得以出现。豆瓣公墓和网络公墓小组均由豆瓣用户自发创建，哀悼谁、何时哀悼等均伴随小组成员的情动自发生成，组员的不断加入和哀悼内容的不断输出也让小组变得更加可见。可见性与流行性相辅相成。每个平台都有其独特的机制来提高各类事物的受欢迎程度，对于豆瓣而言，一方面，算法程序会依据内容丰富程度、浏览人数、评论人数、喜欢的人数等指标对优质内容进行推荐;另一方面，系统会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将前述优质内容予以个性化推荐。通过访谈得知，绝大多数豆友正是通过平台的首页推送才知道有豆瓣公墓或网络公墓这个小组并加入其中的。连接性则需要放在社交媒体的生态系统中去理解。在范迪克等看来，“平台装置”总是调节用户活动，并定义连接的形成方式。事实上，数字公墓不仅能够让众多哀悼者与逝者产生连接，还能让天各一方之人找到那份连接，补上那份纪念。“神奇、奇妙、美好”，阿鲸用这些词来形容自己收到陌生豆友小东私信时的感受。2019年，阿鲸的学长星辰不幸离世。豆瓣曾经是星辰的精神后花园，所以阿鲸决定把星辰迁入豆瓣公墓长眠。2022 年初，星辰的高中好友小东像往常一样打开豆瓣，豆瓣首页为她推送了一篇来自豆瓣公墓小组的热门帖子，点进这个小组后，她无意间浏览到阿鲸悼念星辰的那篇帖子，才知道三年未曾联系的星辰竟已离世。在小东眼中，星辰一直是“怀着赤子之心、纯粹地热爱艺术、幽默有才、非常理想主义的朴实青年”。哀恸之余，小东给阿鲸发了一条私信询问具体情况，并感谢他在赛博空间里为星辰保有一份存在，让自己得以补上对星辰的悼念。也正因为这份奇妙的相遇，素昧平生的小东与阿鲸产生了连接，他们互相交流逝者的过往，后来成为意气相投的朋友。小东还找到了另一位失联许久的同学(也是星辰的高中好友)，她说:“一定是星辰在天上看不下去了，找机会让我们重新联系。”按照范迪克的观点，可编程性、流行性和连接性均以数据化为基础，数据化是指网络平台将世界上许多以前从未量化的方面转化为数据的能力。数据化也为我们理解数字公墓与网络哀悼现象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方面，正如阿曼达拉格克维斯特(Amanda Lagerkvist)所指出，计数是丧亲文化的一部分，在网络哀悼实践中，价值、慰藉感、支持感等都可以转化为可衡量的数字。某种程度上，数字公墓中点赞量、评论量等量化指标也为哀悼者集体的情动仪式提供了一定支持。另一方面，平台技术的数据化逻辑也启发我们接下来对数字公墓中的哀悼进行数据化的呈现，24Lagerkvist，Amanda，“Numerical Being and Non-being:Probing the Ethos of Quantification in Bereavement Online，”inPapacharissi，Zizi，eds.，A Networked Self and Birth，Life，Death，New York:outledge，Taylor Francis Group，2019，pp.11 34.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以便更好地理解云端哀悼的情动逻辑。从小组发布第一条帖子开始至 2021 年 10 月 4 日止，豆瓣公墓小组平均每天哀悼逝者的发帖量为 0.08 个，而网络公墓小组活跃很多，平均每天的发帖量为 0.9个，这主要是因为豆瓣公墓小组只能哀悼已故的豆瓣用户，而网络公墓小组可以哀悼包括人和物在内的一切。通过对文本关键词的提取分析，我们绘制了网络公墓小组的哀悼对象频次分布图(图 3):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奶奶、爷爷、自己、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小猫、小狗等。我们将哀悼对象按照亲人、友人、爱人、同学、名人、网友、自己、宠物、物件、感情、时光、其他进行分类，发现在所有的哀悼帖中，哀悼已故亲人的帖子最多，占总帖的 51%，其次是哀悼自己(13%)和哀悼宠物(10%)。图 3网络公墓哀悼对象总发帖量居前三的哀悼对象、帖子标题和具体发帖内容涉及的高频词汇及代表性文本详见表 2。表 2网络公墓哀悼对象、帖子标题和发帖内容的高频词汇及代表性文本哀悼对象帖子标题帖子内容亲人纪念我逝去的奶奶为我逝去的奶奶祈福，愿她在那边安康爸爸，父亲节快乐好想你，好想见你，希望你去的是个好地方34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 年第 12 期续表哀悼对象帖子标题帖子内容自己想提前祭奠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就提前祭奠自己吧给自己建一个漂亮的墓下辈子还要做爸爸妈妈的女儿，很简单，希望下辈子的我能真正感受到家是什么样的宠物纪念我的猫我要告诉你，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我深切地爱着你，永远祭奠我去世六年的狗不知道你过的怎么样，下辈子再投胎别来找我了，我是最差劲的主人从帖子中可以看出，数字公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情感的树洞，让更多不为人知的哀情得以有处安放。我们发现，除了纪念逝去的亲人以外，豆友们常常将自己、宠物等作为哀悼对象。在这里，“逝者”一词有了更为宽泛的含义，它涵盖了一切有形或无形的逝去之物。在文学作品中，哀悼除至亲以外的逝去之物并不罕见，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