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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风美雨中的留学生

　　[摘要]清末新政十年间，留学欧美逐渐兴起，究其原因：一是清末新政政策的推动；二是留学救国意识的内在驱动；三是欧芙各国对留学生的吸引；四是清政府政策导向的转移。
　　[关键词]清末新政；留学生；欧美
　　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人京师；辛丑约签，九亿白银赔列强。一时间，中华大地，仁人志士，热血沸腾，激情满腔，俱思报国。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罹此大祸，西出避难，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痛定之余，图谋振作。从此筹划新政，开张变法，意欲自强。
　　一、清末新政留学政策的推动
　　清政府最早派到欧美的留学生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1872年，在容闳的倡导下，曾国藩派出了第一批30名留学幼童。随后每年派一批，到1875年共派出五批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些留美学生由于多种原因于1881年先后全部撤回国内。正式选派到欧洲留学的是1876年和1877年李鸿章、沈葆桢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的几十名学生。他们在国外的优异表现给欧美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大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里就不一一详述。
　　新政伊始，清政府“着军机大臣、在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工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其中一条就是奖励游学，随后的第三次会奏变法事宜中有广派游历的条款。张之洞极力推荐日本，加上日俄战争中新兴的日本打败了传统欧洲强国俄国，还有更早的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的惨败，都刺激了大批人留学日本。这也就是留学日本人数居多的原因。
　　在会奏三折之后的1901年9月16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1903年12月1日，张百熙《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折》。1904年9月15日，外务部、学部大臣奏准《游学西洋简明章程》。规定“择年自十五至二十五，已通西文者，出洋期以三年、五年，学成致用”。1906年练兵处奏定《陆军学生留学欧美暂行办法》。1905年9月1日，清政府命各省督抚再多派游学欧美，并命出使大臣监督考查。1909年7月10日外务部、学部《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从上可以看出，清廷为出国留学欧美的学生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及办法。这些都为留学欧美的学生提供了制度保障。
　　清政府不仅是选派官费生出洋留学，同时还鼓励自费留学。留学伊始，清政府对公费生和自费生是一视同仁的，后自费生太多才有所区别。1909年外务部、学部制定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中仍规定津贴在美自费生，即庚款“经费如有盈余，每年酌拨若干为奖赏自费生之用，至多者每年约五百美金，至少者一百美金”。
　　清政府除了鼓励未人仕的人出洋，还奖励职官、贵胄出洋游学。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拟请明降谕旨，无论京外大小官员，凡自备资斧出洋游历游学者，分别从优奖励以劝之。”1907年12月5日，外务部、宪政编查馆、学部、陆军部会奏《请派贵胄出洋游学折》。“派贵胄游学”，“学成而归”，“其效验自必异常”。
　　清政府在鼓励出洋留学的同时，为了能有效利用这些拥有先进科技知识的留学生替大清王朝效命，制定了考试奖励的章程。1903年张之洞奉召拟订《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为奖励留学生有定章之始。决定对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分别给予奖励，授予相当于科举各级的功名。1904年12月学务大臣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根据考验章程，学务处于1905年举办第一次留学毕业学生考试，并于同年7月3日在保和殿举行廷试。清廷的笼络政策弥补了1905年科举考试终结所带来的些许遗憾。有着科举情结的士人可以通过出洋留学回国考试来获得进身之阶。对怀有爱国热忱，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者同样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机会。
　　姑且不论清廷意图的正确与否，积极与否，其政策客观上促使大批人员到欧美留学，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二、留学救国意识的内在驱动
　　甲午战争后，尤其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亡图存的思潮牵动着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心。如何去救亡图存?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出国留学就被当时人们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之一。他们认为：“望中国之日新，必不能不望留学生之日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留学生们自己也认为：“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当时的留学生还向国内大量散发劝人留学书，几乎把出国留学看作是爱国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游学译编》曾刊登过一篇《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破家亡的悲愤和盼望通过派留学生来爱国救亡的急切心情，书中明确提出：“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这是时代的共同呼声——留学救国。
　　留学救国本质上是一种爱国的进步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留学救国意识的内在驱动下，大批留学生远涉重洋奔赴欧美，寻求科学救国的良方。
　　伴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近代化的潮流需要新式的人才。新兴的工矿企业、新式的机器设备等等，都在呼唤新式的人才。而到日本留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救国救民的需要。随着留学阅历增多，中国留学人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日本在科教实力上明显落后于欧美各国。日本毕竟不是近代“西学”的发源地，而是在明治维新后模仿学习欧美等国发展起来的，其“西学”是经过选择过滤的“西学”，与真正的欧美“西学”有较大的差异。对此，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日人之政治学术”，“未能并驾泰西”。而早在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鼓励留学日本的同时也认为：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因此，直接到欧美去留学，学习真正的科学知识，就成了众多中国学子的必然选择。
　　三、欧美各国对留学生的吸引
　　清政府推行的留学政策，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和帮助。列强们洞悉了日本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的深远的政治意图，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也竞相吸引中国的留学生。随着日本对华扩张的加剧，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了更好服务于国内对华政策，在对待留学生问题上，欧美列强与日本展开了争夺。
　　美国本是最早吸收中国留学生的，但在20世纪初却显得落后了。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下，意识到要从长远利益出发，用美国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渗透来改变中国，从而把中美关系建立在更有利的巩固基础上。美国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不断向中国表达好意，力劝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1903年12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成绩优良的毕业生中，挑选16人，赴美留学。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在美考察教育时，他们与各校长“情意大为款洽”。耶鲁大学愿每年捐赠学额十一名，干尼路大学愿赠六名，威尔士利大学愿赠三名。均免收学费，意在“辑睦邦交，广敷教育”。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University of IUinds)校长詹姆士(Edmund )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中这样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我们相信，只要花极小的努力，就可极大地而且是极为满意地赢得中国人的善意。”
　　日本大批吸引并影响中国留学生的景象之热烈。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和西欧各国。所以，中国留学日本学生发起“反取缔规则事件”以来，美国当局极为兴奋，派人到东京专门从事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活动。相当一部分留日学生产生了向往美国的愿望，有的人径直要求改为留美。
　　1905年中国发生的“抵制美货”事件中，在校学生和教育界人士是最为激进的一群。美国政府意识到有必要改变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而吸引中国留学生，对他们进行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
　　促成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还有那些教会学校。当时中国的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七所着名教会学校，都属于基督教教会系统。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就正式通过了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规定了所退款项不得“移作他用”，而应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欧洲各国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争夺中也不遗余力，也都从自己的长远利益出发，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
　　四、清政府政策导向的转移
　　清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多派学生留学日本。可以用先进的科技知识来武装自己，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然而留日学生却并非像清政府想象的那样。按照他们的意识成为维护其王朝统治的支柱。这些留学生一走出国门，反身回顾满目疮痍的大清国土，不由得把满腔的愤怒归咎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于是反满反清的思潮也就慢慢浮现出脑海。而促使这一政治转向的事件就是1903年的拒俄事件。
　　1903年三四月间，日本各报纷纷刊登了俄国自1900年占据中国东北至今仍不撤兵的消息，留学界群情激奋，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
　　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声讨沙俄侵略东北罪行，激昂奋发，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者决一死战。义勇队日日操练，准备随时开赴战场。另外，还向国内各地发电或寄信鼓动发起拒俄。
　　从这次由留日学生发起进而席卷全国的拒俄运动中，清政府看到的是学生们思想的异动。他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留学政策，思考着如何作出调整。学生们看到的是清政府的腐败落后和无可救药。视死如归的爱国情肠，非但不被清朝统治者所理解，反而被视为“造反”，并要求日本政府设法取缔。留学生清醒地认识到了：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他们随后的实际行动，诸如组织反满反清会党、办鼓吹革命的报刊、发动反清起义等等，都在实践着他们的认识。
　　清政府也在实践着他们思考的结果，对留学生所去的国别加以调整。从1903年起，清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张之洞从江南水师学堂选派学生16人赴英国、法国留学，学习军事技艺。湖广总督两次从湖北各学堂选拔学生58人，派往欧美各国留学。其中德国20人，美国10人，俄国4人，比利时24人。管学大臣张百熙派出16名学生分赴欧洲各国。
　　接下来的1904年更进一步派学生留学欧美。是年春天，端方续派45人赴欧美各国。其中比利时23人，德、法各10人，美国2人。11月，端方又派出40人，分赴德、英、法、比利时留学。山西从山西大学堂考送23名公费生，另加两名自费生派赴英国学习路矿。川督锡良派出33名学生赴欧美留学。湘抚赵尔巽派6名学生赴欧美留学。出使比利时大臣杨晟奏请派学生赴比利时学习实业，各省派10至40人，并拟章程十二条。外务部、学部大臣制订《留学西洋章程》，规定选拔十五至二十五岁已通西文的青年出洋。
　　清政府为了消除革命的势头，一方面控制了留日的规模，另一方面采取了鼓励留学欧美的措施。并且鉴于留学日本的学生学习文科的人多而产生革命的思想，清政府还有意识地规定了欧美留学方针以自然科学为主。留学美国的，以学习工艺实用技术者为多；留学法国和比利时的，多学铁路工程；留学德国的，多学海军。1909年清政府规定庚款留美方针时就说：“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清末新政十年间，在以上几种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形成了留学欧美的浪潮。这对后期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留学欧美的学生，在随后到来的辛亥革命中，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五四运动中，在推进科技和发展教育中，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