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之雾遍华林——从中国古代文学看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docx

悲凉之雾遍华林从中国古代文学看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论文摘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着标志之一。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之中，文章对忧患意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忧患意识产生的历史及社会原因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纵观一部人类发展史，一个民族在其婴儿时是靠血缘、亲缘及地缘构成其凝聚纽带。这条是自发的、粗糙的、脆弱的，它禁不起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冲击。当一个民族发展到自觉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精神就会水到渠成地诞生。民族精神的巨大凝聚作用，会使这个民族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各方面的挑战。古人常说的“多难兴邦”，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自觉的、自为的、具有民族精神的、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民族。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它与民族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升华与灵魂，它集中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性格与风貌。民族精神是贯穿于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主心骨”，而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饮食、服饰、活动方式等外部标准上，而在植根于其民众心灵深处的民族精神。与重大局、重和谐、重仁义、重节操一样，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形成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忧患意识贯穿于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光荣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之中。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影响，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继承民族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就民族精神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及影响，谈几点浅见:“民以食为天”。农业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一直占压倒优势;“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养”。孟子“仁政”理想，也可以具体化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些理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空想;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百姓挨俄史。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重不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时指出:“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高出五度的纬度，带来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严酷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早。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一幅地地震引发洪灾的画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拂腾，山家幸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充分展现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灾难面前那种渺小与无助之情。这样的生产环境产生的收成必定是较低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使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中国古代官府摇役之重与赋税之多，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贷制度之严酷，亦为世所罕有。普遍民众处于天、地、人的三重夹击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临如履。世人无不赞誉“吃在中国”。的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名的“杂食动物”。中国食谱之广，使外国匪夷所思:天上飞的，树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无不可用来果腹。中国古代的植物类书，大都在其条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国人保存食物以供长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绝:风干、烟熏、火烤、泡制、腌制、发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饥饿的忧患。中国人从最庄严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见面打招呼，其主体元素仍然是“食”。正直的人们从民本主义出发，忧生而忧食。从“国风”中的伐植h硕鼠、七月到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从古诗19首中的“努力加餐饭”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简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饥者歌其食”的忧患传统，响彻了“民以食为天”的回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浓厚的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者称西方的基督教为“天学”，印度是佛教文化是“鬼学”，而中国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现实而非祈福于来世的;是把个人穷达与国家及民族的盛衰紧密结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其普遍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主要观照点是国家社樱、社会人生;成功的捷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读书入仕视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把文学当“副业”，“余事做诗人”。李白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岂文章着，官应老病休”;白居易执着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迫求“功夫在诗外”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重政轻文”的价值取向。“政治本位论”与“文学副业论”，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政治上得意之时，知识分子狂热地追求官爵，文学处于“副业”位置;政治上失意后，文学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政途上积累的感伤悲愤，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动力仕途经济风云变幻，人生道路曲折复杂，这种主次关系不断变换颠倒，使文人的忧患意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淤，从而成全了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辉煌与永恒。“学成惊人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文人“悬梁”“刺股”的动力，而这“买卖”是否成交，几乎全由帝王们来“落糙”。中国古代的君主们均“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语)，在处理私欲与国事，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往往不瞻前顾后，一意孤行。中国古代君王“明君”与“昏君”、“暴君”之比，过于悬殊。君主表现出来的普遍偏执、自大、骄横与愚蠢，使其在处理政务时表现出举世罕见的随意性、独裁性和神秘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矫正君失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斥责、获罪、贬滴甚至杀头。即使是寥若晨星的“明君”，其“兼听”与“纳谏”是有条件的，而“偏听”与“不纳谏”是绝对的。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家们或暂时得志，不久即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如屈原、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如司马迁、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吴敬梓等。凡此种种，政治上磨难，为他们提供了深刻丰富的题材;壮志难酬的忧患，又成为其常唱常新的主调。“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篙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陆游的读唐人愁诗戏作道出了千古文人的酸楚。四展开中国古代文学漫长的画轴，一代代文人，一部部作品，薪火相传着忧患意识，使得古代文学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紧密相连。其“忧”是那样沉重，其“患”是那样深远。他，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以“死”的决心来问“生:祖国向何处去?我的错在哪里?人生命运的价值究竟何在一部离骚，就是以烂漫的情怀、驰骋的想象来抒写忧患的“牢骚”。屈原的忧思，感天地而泣鬼神，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带来惊丽绝艳的壮采!北宋苏轼的诗文，也因忧患意识而充满哲理情思。赤壁赋与水调歌头.中秋，表现他欲有所为而不可、现实生活不得意而企图遗世独立的思想矛盾。念奴娇.赤壁怀古)，则表现作者时光易逝，英雄易老的感概。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徘徊在仕途的边缘，他把意蕴丰富的优患，倾诉在“人生如梦，一柑还醉江月”的名作之中，使后人击节吟诵，百读不厌。与苏轼同时而稍前的柳永，则以其市井文学领袖的身份，使其忧患意识别具怀抱。柳永年轻时也曾发奋读书，企图通过科举，挤进官吏行列，实现政治抱负。当理想一次又一次幻灭后，写下了“青春都一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的诗句。表面的豁达之下，隐藏着多少无奈与忧患。当他一旦踏进与理想相距很大的官场时，忧患仍浸透于坎坷的旅途之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真挚的忧思扑面而来，故能收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奇效。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整篇由“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等名词组成，写法上已到了简而又简的程度。作者寥寥几笔，描绘出一幅苍凉的“暮秋游子行旅图”，引起无数文人失意、漂泊、凄凉的忧患意识的共鸣，从而使这首34字小令，跻身一流名作而毫无愧色。与无数文人一样，曹雪芹无疑负有光宗耀祖的使命。但他却生活在封建制度行将毁灭的“末世”。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背景下，曹雪芹蘸着泪水对美好的亲情、爱情、友情做了无与伦比的描写，然后将其一片一片地撕碎并埋葬。“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坯净土掩风流”一曲“红楼”，将中国古代文人的忧患意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满忧患意识的大观园，也就是中国古代无数知识分子精神的“大观园”。中国特有的儒家入世观念，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尽管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可以用美丽的山水来“寄情”，用“名士”的潇洒来“超脱”。然而，“进亦忧”，“退亦忧”，又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回归到忧患意识的原点上。忧患意识，也只有忧患意识才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神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语)，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深深呼吸并领会着，其忧思之重，举世无匹。几千年来的至情至性者，用自己的眼泪托起了中华民族文学之帆，使之济于世界文学之海而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