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全球再平衡与中国经济增长之路.docx

危机后的全球再平衡与中国经济增长之路失衡的本质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不平衡积累到十分严重化的程度时，就会以危机的形式释放出来。因此近20多年来，全球失衡就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美的贸易失衡，导致的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就触发了日本经济危机和日本10多年的经济停滞，当然那一次失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而此次全球范围内的失衡与上次失衡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也有人将这三类国家形象的比喻成“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因此，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也使全球化的 “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比方说，美国和亚洲的消费-储蓄失衡，美国双赤字、净负债，以及亚洲主要新兴国家和中东、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贸易盈余所产生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等等，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表象，表象的背后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下的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可以说，十多年来全球都在用这种高成本的“透支经济”来熨平全球经济增长的周期，但是膨胀不是无限度的，当美国“金融泡沫”和“债务泡沫”膨胀破裂导致其实体经济剧减，消费收缩和资本流失的时候，全球这个“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危机的爆发是就是对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严重失衡的一次总调整。现在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是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层面,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上去考察了。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金融的大发展，要素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巩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核心问题和根源。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每次危机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所有的危机都是这样的。未来全球经济将进入艰难结构调整期，因此只有有效缓和乃至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痛苦局面，全球经济金融才能真正从危机中走出。然而全球经济格局和全球货币体系的更迭注定是缓慢和渐进的，中国必须做好长期准备。美国金融泡沫的破裂，全球通缩将是必然。经济数据显示，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从6月份的16回落到114，为2002年4月份以来最低。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下降了个百分点。经济加速下滑的趋势明显。根据我的判断，由于考虑到金融危机传导的时滞和周期，未来6个月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时间窗口。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的许多代工企业出现停产、半定产状态，铝业、钢铁、铜冶炼行业的产能相对过剩，一旦12月份进入大幅减产的浪潮，那么明年3、4月份将是中国实体经济比较艰难的时期，因此保增长是眼下十万火急的事情。近日国家及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刺激国内需求十项措施，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重拳出击，启动内需。从中长期看，保增长，还要促转型，必须将反周期的政策和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双平衡的发展战略。首先，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依靠国家统筹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几点思路。从经济周期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看，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是新兴技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特征、资源结构特征以及区域经济模式等根本性因素。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高速成长得益于全球分工背景下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那么未来必须树立中国经济的主体意识，依靠中国本土战略性产业或资源性大产业的内生经济成长，才是中国实现强国崛起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区域轮动和产业轮动可能是启动中国新一轮增长的两条路径。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点是工业化、城市化释放出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生产力能量。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各异，各地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上的互补性发展是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中、东、西、北各区域的整合和区域轮动的过程中，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供应、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一系列需求扩大、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经济循环，就会真正从区域“发展红利”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那么产业轮动的路径如何选择？可以说，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改变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里涉及两个着力点。第一，整合壮大战略性大产业。关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构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航天制造业、物流产业、信息产业、资源产业等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国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第二，发展资源性大产业。中国资源丰富，在矿产、农林、海洋、生态等多个方面具有优势。发展大产业，要坚持以“资源换产业”、以“资源兴产业”的发展理念，积极重组大企业集团，深度开发和利用各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延长产业链，培育自主品牌，提高附加值，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再谈虚拟经济的应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稳步推进与谋划。金融危机可能提前催生两大基础体系的构建。要敢于挑战西方经典理论。“强大的经济一定要有一个强大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支持。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要符合中国国情，不能盲从。另外就是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有效的资本/资产估值定价体系，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定价机制，这样不仅能够避免价值虚高和估值不足，发挥资本/资产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更重要地是避免经济发展过多的受到国际定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牵制。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应该说，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内金融机构从资本充足率、治理结构、盈利水平等方面看，都较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总体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缺乏金融资产的科学定价体系和机制等制约中国金融发展的障碍，那么如何协调金融大国所需要的制度和环境，规避对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的竞争优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要重实体，也要重金融。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裕，可以因势利导进而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投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化投资并存的结构性转型；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举的三大转型，这些都是推进中国金融深化的发展方向。借助金融危机的契机，加快中国资本的全球化战略布局。中国资本要在全球失衡中寻求破局，变“危”为“机”，积极展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 “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我认为这不仅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历经全面的产业并购，要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产业效益，也能减小外部需求萎缩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稳妥地抓住近期国际资源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建立稳定的供给机制和定价机制。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相伴而生，要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信用。中国资本“走出去”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步跟进。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一全球战略安排，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最后一点就是，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构建全球多极化制衡体系。过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然而金融危机后的重建，恰恰给我们一个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重大机遇。现在是中国参与并积极主导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必须谋求与我国经济实力相称的经济话语权，11月9号的二十国财长会议，金砖四国就一致表达了这种声音。随着全球由失衡到再平衡的演进，未来改革的最终目标将是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结算机制，积极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中国加强与欧元区、拉美、东北亚、金砖四国的区域协调，广泛建立自由贸易区，努力推动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制衡体系将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