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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缩小此类工资差距的对策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因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等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无效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资差距问题，并针对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缩小此类工资差距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资源配置无效率 工资差距
　　经济学已经证明，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市场机制能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资源得到有效率配置下的初次分配是有效率的分配。因而，经济学家总是反对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干预，如反对实行最低工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据有关报道，目前，我国各占20%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到33倍，基尼系数已逼近。
　　从资源是否得到有效率配置的角度分析，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得到有效率配置的结果，如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以缩小这类差距，则会降低效率；另一类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率配置的结果，通过引入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既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作为初次分配主要构成的工资收入，其差距形成的原因也可相应归于以上两类。本文探讨资源配置无效率是如何造成工资收入差距的。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与工资差距的原因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有：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或控制资源配置，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等。
　　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或控制资源配置
　　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指政府将部分财政收入直接用于投资。政府控制资源配置指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类的财政政策和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遵循要素收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原则，劳动力会从资本缺乏、收入低的地区迁移到资本密集、收入高的地区，资本密集地区的资本会转移到资本稀缺的地区，最终市场机制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和劳动力比率达到平衡，地区间人均收入趋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迅速扩大。这种差距部分是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造成的，部分是由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或控制资源配置造成的陈志武的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全国最低，为%，而全国平均水平为%，中部省份为%，沿海地区为%。一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两部分：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很显然，私人投资必然遵循要素收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原则，由此可推断，三大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最低的原因是政府投资造成的，而三大城市私人投资的回报率肯定高于其投资回报的整体水平，且趋向于和其它地区一致。毫无疑问，政府投资是无效率的，而这类规模庞大的无效率地投资，在提高三大城市的人均资本数量与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其工资水平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对此本文可以简要地予以证明，假定生产函数为规模收益不变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ɑL1-ɑ，A为常数，表示技术水平，ɑ、1-ɑ分别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且0＜ɑ＜1，K为资本量，L为劳动量，劳动的边际产品dY/dL=(1-ɑ)A(K/L)ɑ，如果产品价格为P，则工资率W= dY/dL×P=(1-ɑ)A(K/L)ɑP，即工资水平与劳均资本数量成正比。如果按市场机制，将政府在三大城市的投资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不仅会使资本的收益提高，也会缩小三大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
　　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与体制内劳动力市场
　　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造成产品价值过高、产量不足，这种无效率和私人垄断无效率一样，所不同的是，部分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是政府设置进入壁垒造成的。垄断行业国企获得的垄断利润为国企员工分享利润创造了前提条件。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国企员工获得高于其边际生产力的高工资待遇成为可能。一般来说，企业的收益按要素的贡献在要素所有者之间分享，要素的收益等于其边际生产力，利润为投资者的风险报酬。国有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国有企业的员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企业收益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因而，国企员工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决策便是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与形式，尽量侵占其它要素所有者应得的收益，将之变为自身的工资福利。
　　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使国企员工能长期获得高工资待遇并保持低劳动生产效率。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用工市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具有封闭性和就业者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势力或政治势力的特征。其封闭性是指决定进入和退出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不仅仅是劳动生产效率标准，其它因素也很重要，如户籍、社会关系、政治等因素。该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如果劳动力市场不是分割的，则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进入威胁会自然降低国企员工的工资水平。
　　国有企业的员工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势力或政治势力，一方面是旧体制使然，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员工对社会稳定
　　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势力使政府在企业能够生存的条件下，会以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水平去确定国企员工的工资水平，会容忍国企雇佣员工的数量高于同类私人企业的水平。这便导致了垄断性国企的低效率与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待遇共存的局面。有报道称，在火电业经营状况恶化的大背景下，某火电厂抄表年薪10万元，而每周工作量为外出抄表4次。设想一下，如果打破两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局面，无论在全国哪一个城市，对于这样的岗位，年薪1万就可引致无数的就业竞争者。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全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包括供求信息不完全与劳动合同信息不完全。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指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地区、行业、职业现期分布以及未来预则。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不完全，宏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有关部门对劳动力供需信息的发布缺乏及时性、准确性，信息发布渠道少而不畅，有关信息没有被求职者充分认知等；微观方面表现为，从事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的专门机构—职业介绍所经营不规范，甚至发布虚假信息、蒙骗求职者，且职业介绍所主要集中在就业地，而在劳动力供应地十分缺乏。以上这些因素导致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完全，造成劳动力盲目流动。劳动力盲目流动导致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劳动力供给过剩，另一些地区和行业可能短缺，过剩与短缺并存使劳动力配置无效率，过剩则必然导致低工资。劳动合同信息指劳资双方有关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劳动环境，以及雇主是否信守合同等信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水平决定雇主的劳动需求。低技能劳动力一般从事流水作业或实行计件工资的生产，关于他们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信息，雇主较容易获得，或通过合同将工资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挂钩，因此，雇主一般不会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信息不完全而给予工人高水平工资。
　　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等对劳动者身心带来负效用的因素构成了劳动供给的主要成本，合同工资以及雇主信守合同的概率等因素构成了劳动者的预期收入，劳动的供给成本与预期收入决定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如果那些有害身心健康因素的信息缺乏，或高估了雇主信守合同的概率，会使劳动力低估其劳动供给的成本，高估其劳动收入，从而使劳动供给过多，所要求的工资水平过低。在现实的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低技能劳动者相关知识与劳动经验的缺乏，他们往往不能事先得知这些信息在短期的劳动过程中，也较难准确感知这些信息。而一旦觉察自己的权益受损，由于维权成本过高，其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护。这些影响劳动供给的信息的缺乏，不仅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而且这种情况下的劳动力配置是无效率的。这种无效率是指劳动者劳动的收益不足以补偿劳动的成本。一个极端的例证是，有些民工因不了解劳动过程中的有害物质和有害环境等信息，在劳动中得了职业病，被雇主解雇后，几年劳动的全部收入还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缩小工资差距
　　由于资源配置无效率而导致的工资差距，是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通过征收所得税和转移支付为手段的第二次分配，目的在于调节有效率的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因此，对资源配置无效率导致的初次分配差距，最有效、最合理、最公平的缩小差距的措施，首先应该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初次分配公平合理，其后再进行第二次分配。
　　针对本文所分析的三种资源配置无效率导致的工资收入差距，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缩小差距。
　　拆除行业进入壁垒以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
　　使行业产出增加，产品价格下降，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资源有效率配置后，原先国有企业因行业垄断而产生的事实上的垄断利润会消失，迫使国有企业和其它性质的企业一样，必须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劳动的需求量和所能支付的工资水平。一方面使劳动力资源得到了更合理的配置，另一方面必将使垄断行业国企的高工资、高福利水平下降。许多竞争性行业国企的工资水平证实了这一点。
　　消除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会使劳动力根据工资水平高低自由流动，使厂商完全遵循劳动生产效率原则决定劳动需求。对于同质的劳动力而言，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会趋向一致，实现了公平，也会使全社会劳动力的总产出最大化，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会损害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会遇到阻力，但从全局的角度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会促进公平，促进长期稳定。
　　建立可发布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信息的网络系统
　　用此网络信息可促进正规职业介绍机构的发展，减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降低劳动力搜寻工作的成本，提高劳动力资源在宏观配置上的效率；加强立法和监管，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信息充分的、劳动者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就本文涉及的内容而言，首先应通过立法，强制企业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工作条件与劳动环境符合一定的标准，以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其次应通过立法，强制企业与受雇佣的劳动者签订信息较完全的合同，以避免劳动者以低于成本价格供给劳动，以及雇主利用合同信息不完全损害劳动者利益；再次，应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以保证法律能得到有效实施，劳动者权益受损时，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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