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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世界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要：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和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构建和谐世界就是我国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向国际社会提出的一个全新对外战略思想。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同时，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努力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关键词：全球化；和谐世界；共同利益；国家利益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这意味着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世界，也要被世界所影响。为此，我们在国内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还要妥善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自从党的十六大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经过深思熟虑又向全世界郑重提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这种对外战略思想，正如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的首脑会议时所表述的那样：应当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当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
　　二
　　构建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各国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以及面对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成为影响和制约一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重要因素，成为各国国家利益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日益扩大和深化，国家经济突破了一国的界限，进而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由此而形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经济上无法割舍的联系。各国之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所有国家、地区和国家集团的所有经济部门和经济环节都连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关起门来孤立地发展，只有适应全球化潮流，参与全球竞争，成为全球化这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才能加快发展，否则就会被边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交织和依存日益密切和加深, 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同一性的增强。中国越来越脱离不开这个大环境。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已不再是旧式的“中央帝国”或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孤独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地球村”里维护整体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成员。
　　另外，也应看到，随着人类社会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和科技革命不断向前发展，许多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已超越了国界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猛增、毒品泛滥、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肆虐、世界范围的移民潮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差距的拉大等等，成为威胁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 这些全球问题的出现反映了当代人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类自身发展所出现的危机。这些问题并不因为你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存在或不存在。各国无一例外地都面临着防止战争、寻求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合理使用资源、反对恐怖主义和毒品泛滥等问题。而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全人类共同的当前利益，而且也决定着全人类共同的未来利益。这些问题影响的日益普遍性和整体性无不显示了全人类必须面对共同挑战，人类社会的利益和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已摆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全球问题的“全球性”除了表现为它的存在方式的全球性以外，还表现为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全球性行动。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缩小南北差距、保持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控制人口增长、打击贩毒吸毒和恐怖主义等 “全球问题”是各个国家没有办法通过传统的外交来加以控制的，也不是单独或少数几个国家所能全部解决的。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发端于美国纽约华尔街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能幸免于难，只有世界各国通过加强交流与协商，通力合作，探求有效的应对之策，才能共渡时艰。
　　国家利益将同全人类共同利益并行不悖地存在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成为制约一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重要因素，同样，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外关系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定位。坚持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和谐统一，也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的对外战略必须兼顾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处理好其间的关系。坚持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统一，也是中国国家利益原则的基本内容。江泽民同志说，“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在坚持和发扬国家利益原则基础上，“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他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又向全世界郑重提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这是中国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新发展。
　　三
　　在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是有机统一的，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同时，又要从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前苏联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所倡导“新思维”的重要内容。戈尔巴乔夫认为，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和核威胁的条件下，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就退居次要地位。提出把全人类的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应该说，“新思维”的提出有其积极的一面，他看到了时代的变化，部分揭示了过去集团对抗的意识形态化根源，并试图通过寻找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来消除这种对抗。在变化发展的世界中，看到世界相互联系，表达了对全球共同利益的关注。从其所倡导的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等方面来看，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然而明确地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新思维”的核心，认为“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高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利益，把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当做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实质是否定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这在西方猛烈的“和平演变”攻势面前具有极大的麻痹性，它使得苏联在国际上放弃了应该进行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向西方社会的全面的无原则的认同。虽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增多，但是还远未形成超越一切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国际上,“国家利益”仍然是驱动国家之间互动的最基本的要素。“新思维”中倡导的国家利益服从于全人类利益实属本末倒置，是以主观的美好愿望代替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是严重的形而上学。这种抽象宣扬全人类利益的人道主义，不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与当时冷战局势格格不入。在“新思维”指引下，在国际舞台上更是对西方无原则地让步，最终内政、外交矛盾总爆发，酿成了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崩瓦解。
　　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构建和谐世界也是与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所谓“世界主义”是不同的，我们提倡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以全球的视野来认识和考察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共同利益。而“世界主义”则是建立在以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基础上，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世界霸权为目的的，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形式。依此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必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必然会充满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与我们所要构建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世界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新理念，体现了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要求，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发展中国家渴望和平，期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公正与平等，消除贫困与落后，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和谐共处。同时，发达国家的人民也要求远离战争，永享和谐幸福的生活。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带给人类的是福祉，它必将得到各国人民衷心拥护。对于中国而言，构建和谐世界不仅是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延伸，更表明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大国责任和历史使命。可以说，和谐世界国际战略思想的提出，并通过我国的外交实践去努力构建和谐世界，使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只要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为世界和平发展及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多作贡献，未来的世界必将是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47.
　　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8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7.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