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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斥中的两极悖反

　　摘要：“原罪——救赎”文化观念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以一种完备的文化母题呈现，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它却与本土文化环境、当时社会思潮等相拒斥，从而呈现出两中不同的表症方式；即被动的接受与有意的迎合。这通过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本《雷雨》和《骆驼祥子》的分析即可窥见，对其论述也是对中国文学能够健康、蓬勃地发展所寄予了一定昭示性意义。
　　关键词：“原罪——就赎”；拒斥；表征；社会思潮
　　原罪说是基督教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它根源于一个堕落神话，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知识树上的禁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上帝由此宣谕：女人将要增添怀胎的苦楚，并且受丈夫的管辖，而男人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它向我们昭示：原罪的责任在于人类自身，这堕落是由人类始祖犯下的，因而原罪责任的承护者要指向全体人类，即由人类共同承担，个人无论他的德行多么高尚与伟大，他依然有罪，也必须为人类的原罪承担责任。当然，有堕落就有救赎，“基督教信诉的起点是在于罪人对上帝的离弃，而其落点则在于上帝对罪人的救赎。”在地狱与天堂之间，上帝给人指引了一条还乡之路，因此，基督哲学的终极指向不是原罪而是救赎，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沐上帝的神光，救赎之路就是还乡之途。这是对原罪与救赎观念所指涉内涵的最好诠释。
　　在西方文学中，这种涵盖原罪与救赎观念的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渗透十分明显，其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个最为基本的框架：从堕落到救赎。只要稍稍列举西方的两部经典之作：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即可窥见。无论是冉阿让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还是聂赫留朵夫引诱一个少女却不肯负其责任，两者的被动堕落与主动堕落，最终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下都坚定地走向了自我救赎之路。相比于西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由于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土壤，加之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与时代主题，使这种“原罪一救赎”文化意识渗透发展完全呈现出了一种拒斥状态，而这种拒斥又是以一种两极悖反的表症予以表达出来。
　　基督教自十六世纪末叶，经利马窦等耶稣会士带到中国以后，在传播过程中经历过中国人顽强的抵制，大概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根据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只有笃信上帝，靠虔诚的信仰方能救赎，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却没有所谓的原罪说，而是持性善说，通过现世的修养达到至善，不需要外在的宗教神灵，也不追求超世的拯救，显然，它必然与基督教的神本论思想产生冲突。因此，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作家宗教倾向上明显有厚儒重佛、薄道轻耶的特点，对基督教文化的汲取也多是那些与儒、佛文化比较相近的观念，如博爱、宽恕等等，而最具有基督教根本性特征的原罪与救赎观念却始终受到排斥与宰制。
　　当然，除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原嚣—救赎”文化母题更是与本土的文化环境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显得格格不入，完全以一种相互拒斥的状态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的两极悖逆性则在曹禺与老舍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雷雨》与《骆驼祥子》。两部作品都暗含了强烈的原罪意识，原本可以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实现对人性更为深入的揭示并指出救赎的真正出路，但都中途夭折了。其中所流露出的艺术氛围与主题意蕴，乃至有意的整改删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误读、拒斥与悖逆。但其中可以窥见的是，二者的这种拒斥性的呈现显然是相异的，与曹禺的被动与出于无奈放弃“原罪—救赎”文化观念相比，老舍则更多的是主动地用其去迎合社会主流话语。由此可见，“原罪一救赎”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渗透与表达是在极其不易的艰难抉择中进行的。
　　《雷雨》是曹禺戏剧创作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于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勿须赘言。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与其他现代作家不同，曹禺在作品中有意地渗透了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原罪”思想，并使其成为剧本中的核心观念，《雷雨》的整个剧情都渗透着一个罪恶的内核，剧中所涉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处在这个内核之中，经受罪恶的洗礼，谁也逃脱不了干系。但他们又没有人能够为这罪恶负责，每个人都有推脱的理由。
　　首先，拿周朴园说，他一直被看作是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但可知30年前那场悲剧他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毕竟与侍萍真心相爱过，他们一起曾有过的两个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诸多可供回忆的往事；而周萍与四凤的兄妹乱伦，也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上辈人作下的孽，因为他们并不知情；剧中似乎唯有繁漪与周萍的乱伦罪不可赦，但细琢开来，在周公馆这样一个感情禁闭的压抑环境中，也应该说是情有可原……显然，人人都有罪孽但却都可以为自己开脱，这种罪孽恰恰就是原罪，它恰似我们常说的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曹禺的自述充分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对“原罪”意识的深刻领会。

　　然而，在痛苦地观察、审视他的人物(甚至于他自己)以后，曹禺发现了生命的挣扎，每个人渴望从罪孽中得到解脱，却缺乏自我解救的力量，为此，在最初的构思中，曹禺精心设计了“序幕”与“尾声”，就是为了表达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两个场景设置在一个教会医院，而其前身恰恰就是充斥着人类罪性的周公馆，在经历了妻疯子死的沉痛打击后，周朴园把自己的财产无偿捐给教会，最后在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的音乐声中，这个不幸的老人静静地聆听着修女念诵《圣经》，显然，曹禺是企望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实则正是在上帝之声的召唤中迈向救赎的返乡之途，体现出了对情感的净化、升华与生命的超脱的终极关怀。但显然，这只是作者的初衷，而在文本具体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原罪一救赎”的宗教观念与既成的社会意识、艺术规范相悖逆与冲突，在三十年代这一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制约下，当时普泛的“接受者”包括读者、观众、导演、演员、评论者……他们以极端情绪化的方式来规约与“宰制”《雷雨》，完全把其纳入了传统的阐释系统并赋予了特定意义，主流文化批评更是把“暴露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钦定为《雷雨》的主题，而体现作者强烈救赎主题的“序幕”与“尾声”却也无情地被一刀砍去，实则是对《雷雨》的肢解。毫无疑问，一出本来是探讨原罪与救赎这一终极主题的人性悲剧就被简约化为一部暴露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剧了。
　　显然，曹禺是在社会思潮的牵引下被动地放弃了对救赎主题的表现，而老舍却是在用自己的创作主动地去迎合社会思潮。比较而言，老舍于1922年24岁时即已在北京基督教堂正式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对基督教的观念意识较之曹禺应该有更为深刻的体会与领悟，但除了那些单纯地刻画基督教徒、牧师形象的如《二马》中的“伊牧师”，《老张的哲学》中的“龙树古”等作品外，对更为深厚的“原罪—救赎”这一文化母题却从未真正染指过。30年代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不仅是老舍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更曾被主流文化批评誉为现代中国小说中“正统”写实主义的一座高峰。显然，老舍在作品中是要有力地控诉社会的不公，同时对下层人民追求幸福时的希望和绝望表达出深切的同情，作者以“下层人民”代言人的身份有意地迎合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要求，使这部原本最有可能揭示出堕落与救赎主题的小说，也因作者的主动放弃与取舍而中道崩殂了。
　　《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的堕落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承受原罪的过程，显然，原本强壮健康的样子的堕落与他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在大环境上，有兵乱、政治斗争、不合理的制度与社会生活：小环境上，虎妞的陷阱、夏太太的勾引等等，在大小环境所交织成的浓密的蛛网中，祥子无以挣扎和逃脱，其堕落也成为了必然，而这堕落的路线也是清晰可寻，最初的人和车厂一婚后与虎妞居住的大杂院一白房子妓院，样子人生所经历的三站，先后明显呈递降趋势，每个人及社会的道德都愈来愈可怕，就是在这罪恶环境的层层紧逼下，祥子无情地被人世所抛弃，堕落为都市中的一块“行尸走肉”。写到这里，看似已经成功但就对人性的深度揭示上显然它只成功了一半，越是在环境的压迫下不得不堕落，就越应该生发出自我救赎的道德觉醒，使人性焕发出无尚的尊严与博大的情怀。这种没有救赎的毁灭是没有深度的毁灭，祥子的悲剧也仅仅是一个平凡的悲剧。
　　但从当时的主流文化批评的标准与导向来看，这种悲剧是值得称道的。显然，与《雷雨》的删改版一样，它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暗含了对社会制度不公的强烈控诉，像祥子这样一个朴素健全的劳动者怎样也摆脱不了环境的紧琐，这对否定个人奋斗的集体主义观念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像老舍这样深受基督教观念影响的作家都有意地在其代表性的作品中尽量规避甚至远离原罪与救赎意识，在这样看似评论化的抉择中，更加突显了“原罪—救赎”这一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症的艰辛与不易。
　　在这里，笔者不想去探讨“原罪一救赎”文化观念在两部作品中所显现出的这种拒斥状态下的两极悖反孰对孰错，但必须明确的是，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曾经说过：“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在基督教“原罪”论的范围内来谈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夏氏的结论可谓一针见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作家在才能和灵性上都是很优秀的，但由于长期受政治因素的束缚，基本上都没有触及到过真正文学的根据一表达人的内心，还因为缺乏那种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持续追问的勇气，缺乏终极意义上的精神诉求，使得中国文学一直不像西方那样显得博大而精深，也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大家。
　　本文对“原罪—救赎”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个文本《雷雨》与《骆驼祥子》中的拒斥性不同呈现方式的探询与论述，也是寄希望于中国文学能够尽早摆脱社会化、政治化、世俗化等诸多不利因素的桎梏与束缚，真正深入到对灵魂救赎、对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上，拿出俾睨一切的精神气质，洞穿人生虚无的浩瀚灵魂和承担虚无之重压的伟大精神力量，产生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伟大作家以及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作品，就此中国文学必将迎来一个更加辉煌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