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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风和校风

刚去世不久的吴祖光，是现代文学史上惟一可与曹禺比肩的剧作家；他的弟弟吴祖强也是一位著名音乐家。京城吴家可谓满门俊彦。本书作者是吴祖光的五妹，她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儿时的生活，诉说了他们是在怎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      一家之主多才艺      我的父亲吴瀛，于19世纪末的1891年出生，祖籍江苏武进。祖父吴稚英曾任过清朝县令，后被清朝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请入幕府参与策划洋务运动。祖母庄还，是常州的名门望族庄家的才女，家学渊源，对后代影响颇深。      父亲13岁时就进入当时的浙江大学，后来转入中国最早专修外语并培养外交人才的高等学府——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英文专业。父亲一生宦海沉浮，职业变动频繁，虽有半生涉足政界，但均任幕僚，以文谋生。父亲酷爱书画、诗词和图章篆刻，还有文物的鉴赏收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每个星期日的早晨，一定会有不止一个的古玩字画商人带着大包小包的文物来向他兜售。这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和这些风雅商人论今说古，津津有味。      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直系政府倒台，由黄郛组阁，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并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由易培基举荐，父亲兼任了“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积极参与清室古物的清理，成为接收故宫的五位成员之一。这个没有工资、完全是尽义务的工作，却大大地吸引了他。      当时在内务部和市政府，父亲都有比较重要的职务。但从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日起，他竟脱离了他原来的工作岗位，成了博物院的专职工作人员。父亲的业余活动，第一就是写字和绘画，从临摹名家名作到自己创意作画。我们这些孩子，经常为他写字打下手，先是磨墨，在大砚台里用小勺倒上水，把散发着香气、印着金字招牌的大墨握在小手里，不偏不倚，用力均匀顺时针方向转着圈研磨。初学者都须经父亲指点再三，才能符合要求，承担这份引以为豪的差事。然后就是为他写楹联或条幅牵纸，他的篆刻在亲友中也是有口皆碑的，经常有友人来求他代刻名章。对于刻竹，父亲也做过专门研究，曾写有《谈刻竹扇骨》的文章。记得抗战时避居在盛产竹子的四川省江安县，父亲有时买回一些较粗的竹子，叫孩子们锯断了做笔筒，他在笔筒上书写好诗词，然后指导儿子祖康、祖强篆刻。耳濡目染，我们当中的好几个人，都跟着父亲学会了刻图章，或在碑石以及有雕刻图文的名砚上拓片。      老祖母立规矩      我们家孩子多是出了名的，可是我们从来不吵嘴，不打架，这也是得到亲朋好友普遍赞扬的。      从1912年父亲在北平安家，到1935年全家迁居武昌，在这23年中，平均间隔两年左右，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地出世。父母对子女是按性别分列排行的。大姐吴新两岁时因病去世，二姐吴珊我们习惯称她为大姐，之后是大哥祖光，三姐吴皋，二哥祖康，之后的三、四、五哥均自幼因病夭折，接下来的是四姐吴冬，我是老五，以下还有六弟祖强、六妹吴乐、七妹吴、七弟祖昌和八妹吴楚。七女四男，共11人。      我们这个家有一套既带有封建家长制色彩又较开明民主的规矩，以规范孩子们的言行，其目标是培养“温、良、恭、俭、让”，好学上进，知书达礼，尊长爱幼的儿孙后代。      谈起家教，首先要说说我们的祖母。祖母慈祥却又具有一股天生的威严，她身材矮小却很精神。父亲对祖母十分孝顺，每天晨昏定省，从不马虎。我们这些孩子以父亲为榜样，清早起床上学前，都要到祖母面前问安叫一声“亲娘”（常州人通常对祖母的称呼）；下午放学到祖母房间集中，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活动。那时候我们当中有几个已经上学，都是小学生，有几个还没有到入学年龄，但是到放学时间，大家都到祖母屋里，围绕坐在小板凳和蒲团垫上，听祖母讲故事，教我们念唐诗，每人还能得到一块小点心，直到要吃晚饭才散去。祖母在言谈之间，自然而然地给我们立下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小的弟妹一定要听大的哥姐的话；但是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比如争什么东西、抢占座位等，大的要让小的。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数十年来，始终和睦相处，有意见也拐着弯儿谈，没有当面红过脸。也因此，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大都落了个“斗争性不强”的评语。      祖母除了立规矩，也关心我们的课外文化活动。她找人买来不少当时流行的小说，比如《说岳全传》、《水浒》、《西游记》、《七侠五义》、《小五义》、《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薛仁贵征东》等等，指导我们阅读。每天下午聚会时，也讲这些书里的故事给我们听。      曾有一位老妇人，隔一段时间就来我们家找祖母，接受施舍。祖母告诉我们她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名妓赛金花，在给我们讲她的传奇时，也讲清朝腐败使国家衰弱饱受外国人欺负的事。      典型的父严母慈      和祖母相比，父亲则是比较现代、开明的。当我们先后上学开始作文的时候，他教我们读《左传》、《项羽本纪》，说：“读左传，能使人写文章简明扼要。”在他编写的《中国国文法》（商务印书馆出版）定稿时，他又为几个大孩子讲解古文的选句和“之乎者也”等虚词的应用。1933年，我得了肺炎，在家休学一年。父亲给我这个才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规定两门功课：《唐诗三百首》和《三国演义》。常常是他一下班回家就叫：“徕徕，拿书来。”唐诗从第一首教起，逐句讲，指定第二天就要背诵，当面背了才讲新课。《三国演义》也从开篇词讲起，他以通俗浅显的语言，生动的描述，帮助八岁的孩子吸收这本经典作品的精华，使之较早地得到了文学作品的熏陶，受益终身。今天我还能背诵的唐诗，大都是幼年时代父亲教的。      从我们幼年开始，父亲每星期日都让我们去看一场为学生安排的早场电影，或在清晨太阳才升起时，带我们去公园观赏大自然的景色。回家以后，规定每人都要写一篇看电影或逛公园的体会文章，大家写完交卷，他给评分，谁也不能偷懒。到四十年代初，布置已上高小的几个孩子阅读美国19世纪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写的著名的小说系列：《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很厚的三本书。看完了，父亲选定一个章节，要我们将上万字的原作缩写为二千字左右，交稿后也给评分，并要大家交换观摩、比较。有时晚饭后，孩子们洗过澡，父亲将我们集中到一处讲《古文观止》，还教英文字母、单词、文法……。这些，都给我们打下了文学、写作的基础。八年抗战后期，读中学的我和六妹吴乐，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分别获得过高中和初中部的第一名。后来，我们姐妹俩都长期从事文字工作。      母亲很少对我们讲什么大道理，只是以她的温柔善良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一生。我们兄弟姐妹这一辈子，大都能保留着一个“人缘儿好”、“心眼儿好”的优点，这基本上是母亲给的。      我们兄弟姐妹多，同学、朋友自然也多，一批接着一批来我们家，真是川流不息。小朋友一来，母亲就忙着给大家弄好饭，并问寒问暖，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大哥祖光从小爱看京戏，也像如今的“追星族”，念高中时，经常看戏逃学，当时很红的唱花旦的演员叫刘盛莲，是他捧的“角儿”，和他成了好朋友，但他不敢告诉家里。有一天，他把刘盛莲带回了家，骗母亲说是同学，母亲热情招待，留他在家吃饭。事后，母亲问大哥：“你那位同学脸熟，好像是唱花旦的刘盛莲？”母亲看过他的戏，所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她并没有责备大哥把一个“戏子”带到家里来，反而说：“这个孩子跟你差不多大，就唱戏挣钱，也怪可怜，你可以常带他来玩。”      一生受益于“孔德”      我们的早期教育，除家教外，就要数孔德学校的教育了。从二姐吴珊到六妹吴乐，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都在孔德学校念过书。      1917年，距今八十多年前，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积极从事中法两国间教育事业的交流。他们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间早，长期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所以很想把法国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同年12月25日，他们和北大知名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就用法国近代那位著名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姓“孔德”作了校名。      父亲和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都是好友当我们这些孩子陆续到了入学年龄，就都进了孔德学校，几乎每年都有我们家的新生入学。      孔德学校的十多位创办人既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创办孔德学校之初，他们就设想，不仅要把这所学校办成读书的场所，还要成为培养人格的地方，“教”与“育”并重。学校大胆破除当时遵循的封建礼教，提倡女生剪发，实行男女同校。学生的课本都是白话文编写的。学校有校刊，经常刊载一二年级学生写的短文，画的画。我们兄弟姐妹的小作文，在校刊上都发表过。      孔德学校师资力量很强，一些著名的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等都亲自为中学高年级讲过课。此外，还从一年级起就叫学生学法语，到七年级再学英语。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每年校庆，都组织联欢会，各班都要出节目。念一年级的吴冬和我曾被拉去参加过三姐所在班级排练的法语童话剧，四妹吴冬扮演红莓果，穿红色皱纸做的衣服，我扮演大白菜，穿绿色皱纸做的衣服，在台上跳来跳去。七岁的小弟祖强会弹钢琴，曾经为幼稚园的小同学跳舞伴奏；六岁的六妹吴乐也在黎锦晖的音乐童话剧《月明之夜》中扮演夜神，穿件黑色的长裙跳舞衣，插上一对黑绸翅膀翩翩起舞……而较高      年级的兄姐们课余活动更是五花八门：祖光大哥爱踢足球，三姐吴皋爱打篮球，他们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郊外游，采集动植物矿物标本等。三姐吴皋还去过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店等地做实地调查。      孔德学校办学35年，培养了大批人才。我们至今难忘孔德学校的校歌：“孔德！孔德！它的主义是什么？是博爱，是研求人生的真理，是保守人类的秩序，是企图社会的进步。我们是什么学校的学生？顾名思义，莫忘了，孔德！莫忘了，孔德！”1952年，孔德学校中学部改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摘自《生正逢时》吴徕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XX年12月版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