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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书法世家书法的异同比较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的家学、家风的形成和特点的论述，归纳总结出了晋代书法世家的书法共性和个性特征。
关键词:书法、世家、异同
在我国的书法史上，晋代可以说是一座高峰。在这一时期，不但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书法家，而且出现了许多以书法出名的世家。这里笔者主要以东晋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为例，谈谈晋代的门阀士族的书法世家的异同，以期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王氏和谢氏两个书法世家，其兴起和盛衰，其成就和局限，都是具体的、复杂的，都有自己的个性。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相比，琅邪王氏兴起比陈郡谢氏要早一些，但这两族作为书法世家在东晋时期都一直相当兴旺，并且在东晋之后依然薪火相传。在这两个书法世家，都是人才济济，甚至可以这样说晋代门阀士族内部最有影响的书法家，多是出自这两族。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廙、王羲之、王献之，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鲲等。
琅邪王氏是两晋时期最大的文化世家，正如齐梁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所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日益壮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经十数代，风流不衰、冠冕不绝，真不愧为中古第一豪门。王氏为何兴盛若此？这除了当时的门阀政治诸多制度保障之外，其家族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独特的家族风尚和文化。两晋时期战乱频繁，而王氏子弟大多怀抱入世之心，积极进取，并且能够随时顺命，善于机变，从而避免了卷入战争，使王氏家族少受摧残。由此看来，王氏世家之所以长盛如此，关键在于王氏传统的家风与应世态度：与时推进。所谓与时推进，就是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心态，以保全家族的整体利益。
琅邪王氏自汉代兴起，儒学背景深厚，可谓礼法世家。王氏成员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现实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他们关注现实，积极入世，比较重视实务和事功，且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利的中枢位置，比较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王氏家族可以称之为礼法世家。在家族中，他们讲求伦理道德、提倡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在国家，王氏家族的成员则研习朝廷典制仪理，重视实务。无论谁建立王朝，他们都不敢不看重王氏的门第，而且还要借重他们的学识和特长，这样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能够成为旧朝之重臣、新朝之佐命。礼仪已经成为王氏人物维系门第的重要工具之一。
作为两晋长盛不衰的世族，琅邪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除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外，对玄、释、道也兼容并蓄。这使王氏家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这更利于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在当时，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由儒入玄也是一个家族地位上升的必具条件。王氏一门自王戎、王衍始，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对东晋玄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王氏家族是玄儒兼修。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伦理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化的细胞，以儒学持家、治国，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正因为儒玄双修，故王氏子弟鲜有过于放浪颓废者。
两晋以降，佛教对士族思想、生活影响日益显着。如王导与高僧交往甚是频繁，与他们谈论义理，为其子孙接受佛理打开了方便之门。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玄化很深的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颇有启益：“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①]。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明显受到了佛理的影响。此后王氏子孙多有信佛法者，如王珉、王珣皆信佛，《晋书》有这样的记载：
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②]。
这说明东晋时王氏与佛教已有不解之缘。
另外，琅邪王氏还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③]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④]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王羲之在浙东隐居期间，就与许迈等道士往来甚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对道教更是痴迷，以至因此被害。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即使王氏家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部仍然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说：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琊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锯。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盖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⑤]
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这一宗教信仰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晋代，尤其是东晋，书艺最盛、贡献最大、成就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氏，家族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师。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典型的书法世家，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也与其重视实用和笃信天师道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而宗教的传播和发扬广大则多以艺术为媒介。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基于这种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这一问题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⑥]陈先生此文发前人所未发，在他看来在普遍好书法的两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相关联，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以至薪火相传，成为家族传统，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总之，王氏书法世家，在崇儒之外，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潮及诸“才艺”，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也是王氏书法世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侨姓世族的杰出代表，后人合称此二家为“王谢”。不过与王氏相比，谢氏名流在数量上不如王氏密集，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上，谢氏子弟与王氏也有所不同，谢氏似较“率性、自然”，而王氏则“务实、隐忍”。而谢家子弟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谢氏在政治上的消长，权势上的得失。谢氏人物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显然与其独特的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代李延寿曾用“雅道相传”[⑦]来概括谢氏的家风，它是维系谢氏门第的精神力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老庄思想盛行，士人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高雅，而以世务经心、拘于礼法为卑俗。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但这一时期一流的世族大都徘徊于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而并非非俗即雅、非雅即俗。不过，要做到完全的平衡与中庸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同的士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或倾斜，相较之下，王氏略偏向“俗”一点，而谢氏则“雅”的成分多一些。晋代陈郡谢氏几代，皆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尚自然、轻礼法的风格，这可谓谢氏家风中最突出的特征。此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轻礼重情。陈郡谢氏家族乃“新出门户”，是一个晚起的家族，与显名于汉代的儒学世族相比，其家族“资本”比较薄弱，可谓起自寒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家族中旧观念的积淀也较少，儒家礼法传统的制约也轻，由儒入玄的转变也较容易和彻底，在玄风的熏染下，谢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轻礼的新门风。
作为一个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然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风采，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着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
总的看来，谢氏的门风是以玄为表，以儒为里，这与琅邪王氏有相同之处。但谢氏的玄化更重些，礼法则更自然些；王氏更注重事功，又信天师道，故门风显得较为刻板。另外作为一个一流书法世家，谢氏子弟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修养。在书法、围棋、音乐等方面，皆代有人才，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风流雅事，尤其是谢氏“雅道相传”与江南风光相交融，孕育出的精美山水文学，更是令人称道。
以上以王氏和谢氏书法世家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两个书法世家的家风和文化的一些个性。通过对王、谢两家个性的考察，对以此两家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世家的共性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在共时性阶段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书法作品。从历时性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书法世家中的书法家，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其家族而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晋代士族书法世家都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书法创作力极强的群体。
第二，书法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联系密切。两晋书法世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师承和婚姻两个方面。两晋的书法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互相联姻的很多，如被称之为“中古第一豪门”的王氏书法世家，曾与同是书法世家的谢氏、郗氏都有通婚。因为师承和婚姻，书法世家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相对封闭的家族内部的传授扩展为家族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导致两晋书法世家之间书法风格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第三，每个士族书法世家，在书法方面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导、王羲之、王献之；郗氏家族中的郗鉴、郗愔；庾氏家族中的庾翼、庾亮；谢氏家族中的谢鲲、谢安等等。这些核心人物在家族中有相当大的权威，在书法上都有贡献。他们有感召力，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和培养。核心人物的多少，书法水平的高低，影响的大小，寿命的长短，是决定和影响士族书法世家的地位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核心人物也离不开书法世家。法国艺术家丹纳说过：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
丹纳讲的是艺术家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息息相关，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就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来说，如果没有书法世家内几代积累的集体性文化环境，书法世家中的核心人物恐怕也难以出现。
第四，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的书家除了书法之外，大多还长于文学和兼善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等。如王氏书法世家中擅长文学的书法家就有王导、王廙、王蒙、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同时王廙、王蒙、王羲之、王献之、还擅长绘画，另外在音乐方面王羲之、王献之均有较高的造诣。
第五，在书法世家中，最流行的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书家最擅长的书体主要是行书。如在东晋长于行书的书法家当中，影响大、生命力强的也多是出自门阀士族书法世家。北宋《宣和书谱》卷七收有东晋着名行书家九人，其中有七人是门阀士族子弟。赵宋御府所藏行书十五帖中，有十三帖是出自门阀士族书家之手。从上面的品评和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爱好书法，热心于书法创作，且成就卓着，确是晋代门阀士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晋代书坛上，占据峰颠的是门阀士族中的书法家。
第六，书法世家书法风格的相似性。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美学思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世家之间的交流等具体条件，使两晋的书法世家在书法风格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风格。即如后人所说的晋代书风尚韵。
通过对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个书法世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两晋的这些书法世家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着不同于其它世家的独特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书法世家又有着共同性和相似性。总之，两晋的书法世家既“和而不同”，又“不同而和”，其中“不同而和”尤为突出。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晋书》 房玄龄等 吴则虞点校 中华书局 1974年。
7、《世说新语》 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8、《魏晋南北朝史拾遗》 唐长儒 中华书局 1983年。
9、《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周一良 中华书局 1985年。
10、《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