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docx

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家天下”政体与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演变大体上同步的。在这种政体的长期影响下，人们的心态也发生畸变，突出地表现为三方面：天下乃一人的天下，臣民对其主子诚惶诫恐的绝对服从；君主被神化，受到国人虔诚的顶礼膜拜；天威难测，臣道趋卑而成奴才。
　　关键词：古代中国；“家天下”；心态畸变
　　“家天下”政治体制，源远流长，它起步于战国，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秦帝国建立时，已经初算大备。也就是说，它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的萌发、确立同步的。从此一直沿袭不变，与封建社会同始终。中国人民在家天下的政体下生活了二千多年，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心态在不知不觉中有所畸变，认为是理所当然。
　　(一)天下乃一人的天下
　　封建帝王以天下为一人的私产，秦始皇说得最明白：“朕为始皇帝，后世以世计，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朝继起，这种家天下的观念已经在君臣内心的深处生了根，随时随地脱口而出。《史记·高祖纪》里载有两件史实，一是汉高祖东击韩王信回到长安，见萧何营作的未央宫豪华过度，怒而责备萧何，萧何辩解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换来的是“高祖大悦”；二是天下初定，汉高祖得意之余，对他的父亲太公说：“始大人曾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之所就，孰与仲多?”都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个人的私产
　　天下既是天子一人所私有，当然再也不可能有禅让之说。汉宣帝时宦官用事，司隶校尉盖宽饶在奏章中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对官天下传贤的肯定，又是治国不得其人的要下台征是不避嫌疑的忠谏。然而宣帝目为怨谤，朝议定盖宽饶“意欲求禅，大逆不道”，盖宽饶只得“引佩刀自刭北阙下。”(《汉书·盖宽饶传》)
　　国就是帝王的家产，已成为时人的共识。原隋太原留守李渊在次子李世民怂恿起兵反隋时，对李世民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晚至明太祖登帝位后，曾“募有与己禄命者，得江阴X。君至，将杀之。既见，一野叟耳问何以为生?曰：惟养蜂十三笼，取其蜜以自给。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司为笼蜂乎?”(谢肇淛《五杂俎》卷6)将老百姓比作蜜蜂，十三行省是他的蜂笼，布政使成了他家的养蜂人。由此可见，旧社会把地方官称为牧民官，也就是把老百姓当作皇上的牛羊，供他一人的驱使、享用，是他的财产。天下乃一人的天下，此观念在我国由来时久，从而根深蒂固。
　　于是，家天下的现实使人们心态产生了畸变。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拥有绝对的支配一切的权力。官僚士大夫们懂得最快，因为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只有大树特树皇帝的绝对权威，对小民的统治秩序才能巩固，他们也才能分得大大小小的一杯羹。所以他们甘心情愿地、诚惶诚恐地拥戴他们的皇上无论他是暴君、昏君，或是小儿、白痴。这样，便使君位具有不可转换性，君权有了不可分割性。这种观念之深，直到太平天国时，仍铭刻在革命队伍中的君臣心中，如周际玱《建天京于金陵论》中说：“一人垂拱于上，万民成归于下”，天王是独一无二的君主，比金字塔尖还要狭，最高权力之位只容得一人。决不允许分割，至于管不管事却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垂拱即可；吴容宽在《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则说：“兹我天王为天口，言为天言，诏书颁发，天威咸知”，更认为既然是主子，当然说一不二，人人都得服从。这些固然是文人的颂词，但洪秀全的《幼学诗》内已规定了“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连近代农民革命领袖都有这样强烈的帝王专制观念，遑论其他!

　　官吏也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韩非说得好，“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君臣之间不过是雇佣关系。但是在儒家礼义思想的教化下，君臣关系净化了，东汉学者班固的说法便不同，他从官吏年老退休的角度看君臣关系：“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跛踌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自虎通义·致仕》)。官吏年老退休不是颐养天年，而是再也无法效劳尽忠了。所以忠于一姓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桀犬吠尧”成为一句流传广泛的名句，西汉邹阳《狱中上吴王书》中说：“桀之狗可使吠尧”；《元曲选》中有曲《赚蒯通》，写蒯通对萧何说：“丞相，你岂不知桀犬吠尧，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也。”各为其主，只要忠于一姓，管他是暴君夏桀，还是圣君唐尧，都被誉为忠臣而受到赞扬。无论是正史抑或古典文学作品，讴歌他们的够多了。
　　家天下体制下，“朕即国家”，法律屈从皇帝，并不令人诧异。汉代杜周有段十分精辟的议论，有人批评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当时杜周的官职为廷尉，为最高司法长官，对此，他回答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皇帝的话就是法，一言道出了家天下的内涵，是畸变了的心态。所以冒犯君主的后果极为严重，汉初大臣周勃拥立文帝，后来因为引起君主的怀疑，也曾下过狱。他的儿子周亚夫，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功在社稷，但是因为遵守高祖“非有功不得侯”的誓约，抵制封皇后兄王信为侯，得罪了皇帝。周亚夫免相后被诬下狱，廷尉迎合景帝的心意，居然定他谋反大罪，根据是他“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楣五百被可了葬者”，为其父周勃买了些陪葬的武器，治狱吏的理由是“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结果，周亚夫呕血死在狱中。家天下的政体，专制君主威权无限，“而公卿大夫多诌谀取容。”(《汉书·刑法志》)高官显宦也只有奉承讨好来换得生存与富贵，谁再敢有丝毫的违反帝王意旨的言行、想法!汉律里也就有了“大不敬”罪，凡是触犯皇帝的名字、议论死去的皇帝，都有罪，甚至繁碎到“奉诏不敬”、“奉使不敬”犯跸不敬”、“征召不到大不敬”、“干犯乘舆大不敬”、“坐骑至司马门不敬”等，重判可以弃市，把皇帝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这就是家天下的法律。
　　家天下是一人的天下，皇帝是所有臣民的独一无二的主子，自然只该诚惶诚恐的俯首贴耳的盲目服从。
　　(二)君主的神化与天命、托古
　　家天下既是一人的天下，君权便被推到至高无上的顶峰。不仅皇帝可以支配整个社会，官吏作为皇帝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也在其管辖内拥有极大的支配权，而被老百姓形象地呼为土皇帝。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而权大于法，只能是个“人治”的社会，而与“法治”无缘。
　　“人治”的世界里，人们注目的焦点是人而不是法。然而人却无法彻底慑服人，需要将统治者“神化”。于是而有造神运动，这是官僚士大夫最为热衷的大事，只要将皇帝先神化了，大小官吏自然也变得与凡人不同。《汉书·高帝纪》多写刘邦为真命天子的异兆，如“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把刘邦说成是龙种神子。又如，刘邦夜行泽中，醉斩当道之蛇，后有神人化为老妪夜哭，说是“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刘邦不仅是天帝之子，而且兴汉灭秦乃是天命所走。而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汉室，图滋符命，更是层出不穷，“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应二十八宿”(《后汉书·马武传》)，这是东汉时人的看法，风云际会的帝王辅佐，都是天上星宿下凡的。这些荒诞离奇的神话，可以说弥漫着整个封建社会，直到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中，还充斥着地上官吏乃天上星宿下凡的成语，皇帝是紫微星，辅佐他的文有文曲星、武有武曲星。造神运动，绵延不缀。
　　学术思想上，便有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这是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的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君权既为神授，根基无从动撼，似乎能使先皇之业、祖宗之法、千古永存了。然而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封建皇朝就会因国内腐朽而濒临崩溃的命运。于是也有用天命论来解释这一历史必然的谶言。汉武帝后期由于某些政策的失误，曾引起社会危机，后来经过调整，才有“昭宣中兴”，但就在昭帝时，《春秋》学家睦弘就以“大石自立”、“枯柳再生”等异象为依据，要求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汉书·眭弘传》)。成帝时的齐人甘忠可、哀帝时的待诏夏贺良都提出了汉运已衰，应当再受命于天的主张，事情虽然没有结果，却反映了时人对天命的认识，给王莽代汉提供了一个舆论前提。
　　《汉书·王莽传》详细地记录了王莽利用天命取得帝位的经过。元始五年(公元五年)王莽毒死平帝，选立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这时有人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利用这一人为的符命，“使群公白太后”，王太后明明知道这是王莽以“此诬罔天下”，也无可奈何地让他“居摄践祚”。做了“假皇帝”。三年后，王莽又利用哀章制作的两个铜匮，上有“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于是正式宣布自己“承天命”正式登基，建立了新莽皇朝。
　　历史上并非只有一个王莽，二千年来每逢改朝换代，图王称霸者大都假借天命，王莽以前有汉高祖刘邦，稍后便是武帝刘秀；连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在举旗反秦前，也要“丹书帛日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史记·陈涉世家》)，表示上应天命。从此沿袭成风，欲罢不能，古老传说或是史籍记载，赵匡胤未成宋太祖、朱元璋还是皇觉寺和尚时，有多少真命天子的异兆脍炙人口?!
　　神化了的君主，受到中国人民虔诚的顶礼膜拜。于是，历千百年而沉淀为一种传统心态，权威似乎是永恒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固有秩序要稳定，原因就是在位的君主是神的化身，岂能亵渎不敬!万一因为现实政治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或是政治腐败到不可救药，要改变现状，农民是造个神、借个天命，举起武器批判旧世界；士大夫便只能托古改制，借先贤圣王之名进行改革。
　　先秦诸子已经开了风气之先，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期间，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救世治国之策，儒家是祖述尧舜，墨家是称道大禹，农家甚至追踪神农……，各有所托。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大搞托古改制，王莽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在登上帝位后的变法，处处不离一个“古”字，仿周制改革货币、颁王田令，对抗令者的处罚也效法虞舜，甚至连经济措施、爵位、官名、地名也改得与古制相类，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说他是“动欲慕古，不度时宜”，一昧托古改制也不顾时代的变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可是失败归失败，由于天命在愚昧的中世纪所特具的权威，聪明之士还是不断地假借神光或幽灵来改变现状。托古改制之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很深远，连近代圣人康有为还撰有《孔子改制考》，借光孔子倡言实行资产阶级的维新。
　　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托古改制的言行，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元稽之谈，然而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却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满怀激情的救世的呼吁!明明是创新的发明，偏偏要说是祖传秘方，这便是在家天下政体下畸变了的心态。
　　(三)臣道趋卑而成奴才
　　家天下的政体规定了君主必须是专制，也就是君主专制理论奠基人韩非所绝对要求的“权者，君主所独裁也。”(《韩非子·显学》)但是任何君主都无法包揽所有朝政，而是需要各级官吏分别替他办理具体事物，那么也必然会分去皇帝的部分权力，对此必须加以控制，历代皇帝的办法不外是将官吏们的权力尽可能地分散，而且让他们互相箍制。这种对策的发展趋势是君权愈来愈集中，也就是说君主专制的强劲化，与之相应的便是臣道趋卑。
　　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我们只能摘取最可能威胁君主的相权为例，从管窥中略知大概。秦汉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主管行政、军政与监察，东汉虽仍置三公。天下之政都归于尚书台，但只要掌握关键部门，权势不小，因而秦汉颇出权臣、魏晋南北朝禅代不绝，隋文帝仍是以辅政代周，安坐而攘位。家天下的稳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唐朝形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割相权制度，又设政事堂，参加议决军国大事者亦为相职，同时任相者多则十几人，最高数睿宗时多达27人，相权之分散，从此再无权相篡位的政变。宋代更进一步削弱相权，中书名为宰相，但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台谏官有风闻弹劾的特权，宰相也随时可能被纠谬弹劾。明清两代，宰相制度被取消，皇帝直接行使中央政府的各种权力，明朝由殿阁大学士组成内阁，在制度上不能领导六部，实是为皇帝草拟诏谕的秘书处，人阁被目为拜相、称辅臣，权限已是名不符实；清朝的内阁更加空了，军机处逐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由皇帝选拔亲信充任军机大臣，不过是皇帝的办公厅而已。家天下的政制，至此更趋完善了。君权随着家天下政制的完善而更趋强劲，臣道便相应地趋卑。这在礼遇上反映得最为明显。
　　汉制，“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汉书·翟方进传》)丞相虽要跪拜皇帝，皇帝也要起立或下车以答礼，待丞相礼毕才就坐或登车，君主与臣僚尚存在相互尊重的礼数。家天下时代，君主是不可能允许臣僚与他平起平坐的，然而东晋元帝曾让王导共坐，成帝幼年时还拜过王导；唐高祖李渊登上帝位，还“多引贵臣同榻”(《1日唐书-刘文静传》)；尽管王导、刘文静都认为这是“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晋书·王导传》)大大不妥，但是毕竟发生过这类为后世目为不可思议的事。
　　宋朝起，君主对臣僚的礼遇就大不相同。《宋史·范质传》说：“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割子进呈，具言日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寝多，坐论之礼寝废。”这是说，礼遇的降低是臣子自己造成的。但是王定国《闻见近录》所记完全不同：“故事，执政奏事，坐论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执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执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座，执政立奏事，自此始也。”那是宋太祖有意要取消“坐论殿上”的礼遇，不过采取的方式几近儿戏，何者属实，只能存疑。不过相臣在殿上失去座位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朱熹为此还发过一通议论：“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叫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并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座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间如何同心理事。”(《朱子语类》卷128)那不是同心理事的问题，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要让臣僚明白，他不能享有与皇上平等的权利，在心理上要有低一等的认识。
　　明清时代对臣僚的礼遇更是一落千丈。明代盛行廷杖，对官吏的礼遇可以说是荡然无剩了。清初着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名臣言行录叙》中论断：“明之为治，未曾逊于汉唐也。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动以法制束缚之，盖有才而不能治也。其实还不是法制的束缚，廷杖的滥施，如正德时百官谏南巡，触怒了皇帝，廷杖的一百三十七人，最多的受杖八十，其余的五十、四十、三十不等，有的立毙杖下。朝臣之动辄得咎，莫过于此，既然连进谏都要受杖，还谈得上什么有才而不能治?嘉靖三年(1524)胡世庸上了篇谏廷杖的疏，他说：“廷臣有罪，宜悉下司寇问理…。若乃廷辱之以箠楚，……传播天下，书之史册，鞭朴行于朝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圣德之美焉。”(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已经点出了廷杖实是对士大夫自尊心的侮辱。我国士大夫是讲究“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道德信条的，现在由皇帝亲自侮辱了，心灵上的摧残是难以估量的。这是家天下政制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宽容些说，家天下政体下的官吏，充其量也只是君主家中的奴仆而已，所以清朝满官对皇上便自称奴才，多么形象而入木三分。封建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高踞小民头上作威作福，似乎是不可一世。但在天威难测的皇帝面前，却是毫无尊严的奴才，这是历经二千年的磨难，必须承认却又不想承认的畸变了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