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崇阳恋阴情结及其美学开显.docx

中国文化中崇阳恋阴情结及其美学开显

　　“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周易·系辞上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可以说，中国的哲学就是阴阳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中国人的一切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之中，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关于阴阳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有三种学说，一是“尊阴贬阳”说，以老子为代表；二是“尊阳卑阴”说，以儒家为代表；三是“阴阳两行”说，以庄周为代表。
我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可以名之为“崇阳
恋阴”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上述三说的综合。与上述三说不同的是：它是一种隐性的思想，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结。它并没有以一种明确的观点表达出来，也很难找出代表人物，但它存在着，渗透在中国古代政治、道德、军事、审美等各个方面，潜在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流程，建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品格。
一
要追溯中华民族的崇阳恋阴的哲学依据，不能不注意《周易》这部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着作。尽管在《易经》中仅孚卦九二爻辞有“阴”这个词。而且此处的“阴”也不是指”阴阳”中的“阴”，但《易经）的六十四卦均是由阳爻与阴爻组成的，“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所有的卦分成阳卦阴卦。《易经》开头两卦乾卦与坤卦又分别为纯阳卦和纯阴卦。卦有“象”又有“德”，卦象、卦德不是归属于阳性就是归属于阴性，当然，这种归属不是绝对的。根据事物和属性两两相对的原则，在一种对子中为阳的事物，在另一种对子中又可以为阴，反之亦然。比如某一女相对于她的丈夫来说，为阴，而相对于她的仆人来说又为阳。根据《易传》对《易经》的阐释。天下万事万物非阳则阴，并构成许许多多阴阳对子，这些对子相互联系、交错，构成有序而又变化莫测的宇宙。《易传》对这个世界发展变化规律的阐释，都从阴阳的关系出发，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变化不测之谓神”。
《周易》作者的阴阳观，有学者认为是“尊阳卑阴”，我认为欠妥。固然，《周易·系辞上传》说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阵，贵贱位矣。”但这只是一种明确表露的思想，其实《周易）隐藏的思想不是“尊阳卑阴”，而是”崇阳恋阴”。这从许多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来看，乾为第一，坤为第二，崇阳是明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卑阴或贬阴。只要将《易传》对乾、坤二卦的论述做稍许认真的分折，则不难看出，乾、坤实在没有尊卑之别。我们现对乾坤二卦的《录传》、《象传》、《文言传》中的一些关键词做一个比较：
乾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坤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乾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矣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坤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乾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
坤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劈，是以广生焉。

从以上这个比较来看，纯阳的乾与纯阴的坤都受到赞颂，谈不上尊贬、扬仰。所不同的是二者的功能。乾是“统天”，坤是“顺承天”。“统”是统领、管辖，“顺承”是支持、跟随。这里”承”很重要，“承”是承接的意思。说明天其实是需要依靠地承接的，这就包含有“恋阴”的意思。
另外，我们还发现，虽然《易经》的卦序是乾前坤后，但《易传》谈及阴阳总是阴前阳后，称阴阳而不称阳阴。这点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清代的杭辛斋《学易笔谈》云：“何以立天之道不曰阳与阴，而曰阴与阳，又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又曰分阴分阳，辄以阴居先而阳居后，必曰阴阳，无言阳阴者，其为何者这个道理可能难以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易传）作者看来，阴阳没有尊卑之分，而只有“崇”、恋”之分。
第二，从《易经》阴阳爻的关系来看。据汉人所创的《周易》象数说来看，每个卦体的阴阳爻画，有“承”、“乘”、”比”、”应”、“据”、“中“等关系。所谓“承”指卦体中，若阳爻在上，阴爻在下，则此阳爻对上面的阴爻称之为”承”。反过来，一卦体中，若阴爻在上，阳爻在下，则此阴爻对下面的阳爻称之为“乘”。“承”者一般为吉，“乘”看一般为不吉，或“吝”、或”凶”。我们上面谈乾坤二卦谈到过“承”。此处再次证明，《周易》认为，阴要承阳，而阳又要阴承，被“承”可谓“崇”，而要“承”又说明”恋”。《周易集解》引苟爽注《蛊》卦六五爻：“干父之盅，用誉”，曰：“承阳有实，用斯干事，荣誉之道也”。这阴爻的六五就是因为承了作为阳爻的上九而获荣，上九也因得六五的承而显得高贵了。
第三，从《易经》中某些卦的内容来看，《周易》崇阳恋阴的思想还表现在《周易》的许多卦中，比如蛊卦。此卦含义反映上古时期下辈与长辈的关系，认为下辈可以纠正长辈的弊乱，将家族的事业推向前进。按《伊川易传》：“蛊，事也。蛊非训事，蛊乃有事也。为卦山下有风，风在山下遇山而回，则物乱是为盅象。蛊之义，坏乱也。”其“初六”爻为：“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而“九二”爻为：“干母之蛊，不可贞。”这对待父母弊乱的不同态度很能说明一些重要问题，程颐说：“于干父蛊之道，在承当于父之事也，故祈敬其事，以置父于无咎之地。常怀惕厉，则终得吉。”“夫子之于母，当以柔撰辅导之，使得于义不顺而致败蛊，则子之罪也。从容将顺，岂无道乎！”处理父之蛊，要果决；而处理母之盅则不可鲁莽行事，当以“柔粪辅导之”，这里对母的爱恋之情不足溢于言辞乎？
再看家人卦。这个卦是讲家庭中夫妻的位置与关系的。《象传》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里强调“正位”，男主外、女土内，职责分明，没有尊男贬女的意味。“六四”爻是阴，代表家庭主妇，由于得位，其爻辞云：“富家，大吉。”六四是上承九五的，其吉除来自得位外，也来自“承”。“九五爻是阳，代表家庭主男，也是得位的，又“中”，更兼有“六四”的支持．所以其爻辞云“王假有家，勿恤，吉。”九五是君位，爻辞称“王假有家”是合适的。这有崇阳意味，而“有家”则意指有“六四”的“承”，体现出“恋阴”的意义。
《周易》中包含有崇阳恋阴意义的卦很多，不便一一例举。
第四，从《周易）所揭示的哲学观念来看，《周易》的哲学观念建立在天地万物均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上，《周易》对变化的认识，从书名就有所体现。《周易》的“周”义解释很多，有的解释为“周朝”，有的解释成“周普”。其实也未尝不可以解释成“环绕”。《易经》六十四卦，任何一个卦都可以推出其他六十三个卦。先天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更是十分清晰地表现出阴阳消长，循环往复的变化规律。《易经》六十四卦的循环变化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缩影。《周易·系辞下传》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则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这段话可以看作《周易》圜道观的表述。
这种圜道思维暗含崇阳恋阴的思想。《周易》所说的运动是阴阳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是阴阳的运动。从阴阳的性质来看，阳为向上运动，阴为向下运动，阳为进，阴为退，阳极则生阴，阴极则转阳。《周易》是尚进的，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周易》又是主慎的。乾卦”九三”爻辞云：“君于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乾”是奋发，“惕”则是谨慎，“进”与“慎”的结合才是《周易》的人生哲学。而“进”与“慎”的统一则只能以圜道运行来象征。
中国哲学中崇阳恋阴情结在儒家哲学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按“儒”的本义就有“柔”的意思。东汉郑玄说：“《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生之道，能濡其身。“懦家讲道德，讲礼仪，崇文治，这可以说是恋阴，但儒家其内在精神是崇阳的，儒家崇尚进取，崇尚功名，崇尚气节，崇尚人生的价值意义、崇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贡献。儒家的理想人格则是宋明理学津津乐道的“内圣外王”。“内圣”是”外王”的依据，而“外王”是“内圣”的最高目的，这“内圣外王”同样包含有崇阳恋阴的情结。
　　二
崇阳恋阴情结作为文化基因在中国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得以体现。
在社会秩序方面，男尊女卑固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男权主义的社会。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也要看到妇女虽然在政治地位上远不及男子，但在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其作用不可低估。由于中国原始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尚多，在一个家族或家庭中，老祖母的地位非常之高，特别是老祖父不在的情况下，这在《红楼梦》中有所反映。那位敬称为“老祖宗”的贾母实为荣、宁二府的最高统治者。在封建皇朝中，母后临朝、专权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一则与中国封建皇朝小皇帝甚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崇阳恋阴这种传统有关。
就治国方略来说中国的朝代除特别时期外，都崇尚以文冶国，特别是在新政权刚刚建立之时，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一例。《宋史·文苑传序》云：“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中国的政治，受儒家影响甚深。儒家主张以仁治国，以德冶国，以礼治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主张仁，提出“仁者无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中国封建社会都以儒治国平天下。儒家学说，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崇阳，但阴性味很是浓重，儒家主中庸，倡和谐，都是阴性的。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对“礼”与”乐”关系的看法实是儒家治国崇阳恋阴的体现。《礼记》认为：“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防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王所创立的冶国方略主要有“礼”、”乐”两种，以”礼”区别上下等级、贵肌体现出”夭地之序”、这可以说是崇阳。但是如果只讲等级、贵贱，就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促使阶级矛盾激化，这于长治久安是不利的，因此，除了讲”礼”以外还要讲“乐”。通过”乐”沟通上下的情感、消除矛盾，实现和谐。《礼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尚乐的一面可以说是“恋阴”。
崇阳恋阴在用乓之道上也许体现得更突出。战争以战胜敌人为目的，当然不能不”崇阳”。但是中
国的用兵之道强调的是后发制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隐袭显，这就是“恋阴”了。这部哲学书向来破视为兵书，就是因为老子的贵柔哲学最为杰出地阐明了这种用兵之道。实际上，老子的言论
已涉及到用兵。如：“天下莫柔弱于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兵强则灭，木强则
折”。“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中国用兵之道贵谋，这“谋”也往往取隐蔽的形式，以欺骗迷惑对方，故称“阴谋”。《大白阴经·术有阴谋篇》云：“上用计谋，次用人事，下用征伐／《汉书·赵充国传》亦云：“帝王之”、“信”。孔子是中国最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仁者爱人”体现出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观念。讲”爱”必然讲”让”．讲·”和”，而这种“和”又以适中为原则．为前提，因而叫“中和”。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牵涉国格、族格的事毕竟是不多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小是小非的矛盾。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最为大量使用的还是那些偏于“阴性”的道德规范。就是那些讲“仁爱”、“中和”、“礼让”、“谦敬”的道德规范。
在道德修养及身体保养方面，中国古代学者比较喜欢在动静上探究其哲学原则。
先泰儒家、墨家倾向于动，道家主静。老子说：“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致虚极，守静笃”。宋明理学中周敦颐、二程主静，但大多数理学家主动静结合，只是以静为本。到清代的王夫之则变为动静结合，以动为主。王夫之说：“圣贤以体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动字上。”
将中国古代有关动静的各种观点综合起来，大体上，中国人既讲动又讲静，动静结合。这种动静观体现出阴阳互感、综合平衡的哲学意义。宋明理学的动静观也许是崇阴恋阳，而王夫之的动静观则为崇阳恋阴。
　　三
中国传统文化崇阳恋阴情结在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众所周知，美可以分为优美、壮美两个类型，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优美又称阴柔之美，壮美又称之为阳刚之美。按中华文化传统，这阳刚之美通常具有较为深刻的理性内含，不只以宏阔的场面、磅礴的气势取胜；阴柔之美一般具有温馨的情感韵味，不只以漂亮的外表、秀雅的风致见长。从民族的、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有识之上总是充分倡导、赞颂阳刚之美，认为只有这种美以及它所体现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才是民族的、国家的灵魂。其买不只是对民族、国家来讲应如此，对一个人来讲也应如此。《乾卦·象传》所描绘的天的形象就是最为典型的壮美。其辞云：“大哉乾元！方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在理智上人们更多地肯定阳刚之美，但是在情感上人们却更多地依恋阴柔之美，因为阴柔之美按其性质乃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和谐。而且这种和谐从审美开始到审美结束都是自然而然的、轻松的、弹性的，它不像壮美。壮美虽说其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也构成和谐。但这种和谐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有过间歇性的冲突。
前种和谐构成的境界从本质上讲是静态的、而后种和谐构成的境界从本质上讲是动态的。从人的本性需要休息、需要愉悦、需要享受这方贡来讲，阴柔之美在人们的审美生活中占有更多的位置。
拿对自然的审美来说，就日、月两种审美对象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日固然最可敬，但月定然更可爱。翻阅中国自古至今讴歌日月的篇什，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咏月之作远胜咏日之作。
再拿社会主活中的审美活动来说，虽然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然作为审美对象，女性美更为社会普遍喜爱。这是不争之事实，中国古代的诗歌，描绘女性美的佳作甚多，五代词人温庭筠可谓中国诗史中第一位描绘女性美的优秀词人。中国最早的词集《花间集》堪称中国最早的讴歌女性美的专集。
宋代词人中晏殊、晏几道、柳永、欧阳修、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姜夔都是描绘女性美的高手。宋词一大成就就是女性美的充分展示。女性，从作为审美对象来说，其美妙动人虽各民族诗歌均给予了充分的描绘，但在量上质上大概无有过中华民族者。
由自然、社会的审美活动到文学艺术，其祟阳恋阴的特点更为明显，姚鼎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既然夭地自然有刚柔之分，文也有刚柔之分。就姚鼎所描绘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美的风格来看，其”崇”、其“恋”一目了然，阳刚之美，“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如人也，如冯高视近，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这种美大概只能崇拜，而不好爱恋。阴柔之美，“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其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鸽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乎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揪乎其如悲。”这种美，明显地给人以亲和感，让人贴近，让人爱恋。柳宗元论文，说有”二道”，一道为“辞令褒贬，本乎着述者也”；另一道为”寻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着述青流，盖出于《书）之漠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辞正而理备，宜藏于简册也。”显然，这种“高壮广厚”风格的作品，贵在其“辞正而理备”，是大乎人生要义、治国之道的煌煌高论，人们对它应该肃敬而崇奉，不能有半点轻薄。而“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得宜流于谣诵也。”显然，这种“丽则清越”的作品与上述“高壮广厚”的作品不属一类，它不以”辞正”、“理备”见长，而以”言畅”、“意美”取胜。这类作品与人生要义、治国之道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不必那样敬仰祟奉，但它因为能给人以更多的感性快感和情感偷悦，而让人倍加爱恋。柳宗元说的两类作品，前者大体属于哲学、政治学、伦埋学之类，后者大体属于文学、艺术之类。
其实，文学艺术类的作品也可分出“高壮广厚”和“丽则清越”两类来。同属于韵文的诗与词就一属“高壮广厚”，一属“丽则清越”，中国古来就有”诗庄词媚”的说法，尽管词也分豪放、婉约两派，但正如明代学者张延所说：“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诗最早的源头为《诗经》，而《诗经》经儒家解释，已成为一部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儒家强调”诗言志”，提倡“美刺”，大谈“雅正”，这就为诗的发展规定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路基是政治、伦埋。诗受制于政治、伦理，其抒情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无多大政治、伦理意义的儿女私情在诗里的表现就受到限制。词则恰好充分满足了人们情感抒发方面的需求。虽然同号称”诗余”，其实它与诗走的不是一条路，诗尚言志，词尚言情，就美学品格来说，前者偏于阳刚．后者偏于阴柔。中国古代不少诗人既写诗又写词，而且诗词风格完全不同，如欧阳修，“诗庄词媚”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古代夫学理论有“隐秀”说、这一理论也颇能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阳恋阴情结，首创此理论者刘勰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挺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的基本观点是秀隐结合，而以“自体会妙”为最高境界。此后的发展，则有重隐、重秀之分。重隐者，在唐代、宋代得到长足发展。唐代司空图提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刘禹锡也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这明显地是重隐了。到宋代，谈隐更多。梅圣俞云：”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话极得欧阳修赏识。严羽好以禅论诗，说好的诗应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镜象水月就不那么露，不那么直接而是隐了。明代出了一个性灵派，代表人物为袁宏道，他就不强调隐而强调直抒性灵，这直抒性灵就可能露，显然，袁宏道
是重秀派。清代的袁枚也强调抒写性灵，与袁宏道走同一路子。中国古典美学中重秀、重隐二派，总的来，重隐派占优势。值得我们庄意的是重隐派不排斥秀，重秀派也不排斥隐，他们都以秀隐统一为最高宗旨。如果把“秀”理解成真性灵显露，将”隐”理解成含蓄的艺术手法，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典美学是崇秀恋隐的。
“隐秀”涉及到虚实、显隐、曲直、浓淡等一系列的艺术问题，这中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追朔到阴阳的辩证法以及人们对阴阳的尊贬、扬仰、崇恋的态度。
崇旧恋阴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表现是难以穷尽的。很多情况也许比我们上面所说的要复杂得多。也许在某些方面只见崇阳未见恋阴，而在另一些方面只见恋阴未见崇阳。不过，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从总体、从主流、从本质来看，“崇阳恋阴”是中间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是可以认定的。
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文化基因并没有消失、它还存在着，并以新的形式体现在我们当代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