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爱智范式”的演变——马克思是如何超越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docx

哲学的“爱智范式”的演变——马克思是如何超越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

　　【内容提要】哲学的“爱智范式”通过预设某种“最高智慧”作为人之欲求的终极目标将人引向一个无限超越的过程。文章认为，对西方形而上学史唯有从“爱智”哲学范式的发展史及其终结的角度才可窥见其中的奥秘。由“爱智慧”确立的形而上学隐含着宗教—科学二元性特征。中世纪发展出宗教思想方法的爱智维度，近代发展出了科学思想方法的爱智维度。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标志着“爱智范式”的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哲学开启了一条由“实践观点”超越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道路，哲学出现了面向现实生活的转向。
【关 键 词】爱智范式/形而上学/生活世界
【 正 文 】
一
长期以来，西方思想习惯了由“爱智慧”理解哲学，往往把哲学的使命看作是对一种绝对的、超越历史和时间的“语言”的寻找，以便通过此种最高智慧之“道说”完全清楚明白地将“真正的”实在按其所是地传达出来。西方哲学遵循这种“爱智范式”。
这里所谓的“爱智范式”，一言以蔽之，即把智慧作为“爱”的对象。由此，它预设某种终极的“最高智慧”作为人之欲求的终极目标。它将人引向一个无限超越的过程，要跨越一座连接此岸到彼岸、现象界到理念界的“桥梁”，它要在心与物、思维与存在、语言与对象之间架起一座相通的桥梁并引导人们到达彼岸，趋近客观真理。这形成了一种缺乏历史感、仇恨断裂和变异、追求形式的理智逻辑思维的“爱智”型的哲学范式。它通过预设一个“真正的世界”将人看作是同属两个世界的“公民”。
“爱智慧”原本是人最本己的生命活动，但在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构造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它成了人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的分裂人或人的世界的活动。这样，以“爱智慧”或“爱真理”自许的哲学家们，尽管在有关“真正的世界”或“真正的实在”问题上争论不休乃至针锋相对，但他们走的往往是同一条道路：追求智慧或真理之路，即要求在人的“内在心灵”同“世界之外的实在”之间建立某种终极而稳固的联系的道路。从一种积极的意义看，这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了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因此，这种“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在关涉到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终极根本问题时，绝大多数哲学家相信自己的理论触及到了实在自身的奥秘。哲学家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柏拉图对“哲学家”所作的这个描绘，预告了哲学家对人类无智慧或非真实处境的某种清醒的认识。哲学—形而上学寻求确定性和终极理由的爱智取向，实际上源自对人类处境的这种虚幻、愚蠢、有限和欠缺的深刻体察；然而，它一开始却决意要碰一碰唯有“神”才能拥有的“最高智慧”和“终极真理”，当它把“目光”指向某种预设的终极在场之物的时候，就注定了这种“爱智范式”寻求一种不可能获至的结果，仿佛永远地在追赶远方朦胧展现出来的“地平线”。
“爱智范式”确立了一种知识型的哲学传统，它在滋养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的同时，塑造了西方思想“追根究底”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化、形式化、逻辑化的话语形式。然而，任何宣称把握了超感性绝对、超历史永恒的哲学都只能在于时间或历史中，这是爱智范式的传统形而上学无法摆脱的一个悖论：因为哲学就像一个人无法超越自己的皮肤一样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之上，然而哲学爱智慧的终极诉求 恰恰是要完成此种超越。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尖锐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了：当哲学离历史意识最近并且以一种“宏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时候，它又总是一再地表现出与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相敌对的图谋——掌握最高智慧并构造一个终结历史的绝对真理体系。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矛盾是二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固有矛盾发展到顶点的结果，是西方传统哲学爱智范式的两重性的体现：一方面它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其真理性取决于它在思想中把握时代，亦即取决于它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它总是欲求或占有终极真理或最高智慧，甚至把自己打扮成真理和智慧的化身。爱智范式的哲学所固有的这种矛盾特性透露出西方形而上学隐含着的“最高价值自我丧失”的重大危机：形而上学探求“真正的实在”或给出有关“真正的实在”的阐释通常会被后来的形而上学判定为虚妄，因此形而上学的历史似乎是一个体系摧毁另一个体系、一种学说取代另一种学说的演变史。事实上，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因而，在二千多年来构成哲学之生命的那些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人们发现，这些问题不是悬而未决就是变得无效，或者哲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乃是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部令人绝望的失败的历史。一旦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探求的徒劳无益，就会发现实际的哲学史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这必然导致对于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日益滋长起来的怀疑和否定，它使得到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去寻找“真正实在”的伟大梦想幻灭了，从而祛除形而上学的“起源幻相”就成了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追溯起来看，“爱智范式”的哲学道路，始于古希腊人原生命惊异之“断裂”，由之发展出来的西方形而上学走上了对“永恒在场之物”的追寻。它始终是一种在“人与存在的对立向度”从事“爱智慧”的“伟大”事业，在遗忘或者分解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始和谐的同时为我们赢得理性知识的珍宝。
我们看到，西方形而上学由爱智范式的三个方面奠基：首先，是对同一性根基的寻求。这种探寻在一种抽象的、形式化或逻辑化的层面上将万物归为某个“—”，亦即某个本源性的在场者，它是“是者之为是者”并从“其所是的是”把自己展现为“有根据的是者”；其次，是对理念论的执着。理念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理想的抽象本质看成是最真实的实在，因此原本是思想中的“普遍概念”就成了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在场者，理念论是使世界分裂和人分裂的思维范式，对理念论的执着是爱智范式的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再次，是一种理论生活的理想。爱智范式认为思辨的生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它把沉思或理论生活看成是一种神圣的生活。爱智范式的这三个方面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确立起来。这种热爱智慧、追求真理、凡事喜欢追根究底的同一性追寻、理念论思维和理论生活的理想，对推进人类理性和知识进步的伟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一切科学都建立在这种思想方式的基础上。它以求知为人的天性，不单要人们能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它指向那个最终的“是什么”，其实是将自然科学、物理学的问题推向终极的结果，所以称之为“形而上学”是名符其实的。这种追寻合乎逻辑地导出亚里士多德在一种学术分类中确定了哲学探讨“第一性原则”的学科地位：它是第一学术。
从爱智范式在希腊思想中的形成以及对整部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史的深远影响看，它始终是由两种力量推动的：其一，是一种肯定的力量，它指向终极实在，是一种具有独断性质的智慧之爱；其二，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它指向对不经反省的确定性知识的质疑，是一种具有怀疑精神的智慧之爱。中世纪哲学中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和近代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都可以从爱智范式的这两重特性中找到说明。“爱智慧”原本就包含着这两重因素，它表现为独断理性与怀疑理性互为他者的演变史。“哲学”一旦被确立为以科学性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最终极、最根本、最真实的实在，它就踏上了一条由肯定性的力量和否定性的力量相互转化或推动的发展之路。在这种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发展史中，怀疑、否定的力量始终在形而上学爱智慧的范围内，它虽然也常常给形而上学带来挑战，但并没有动摇其根基。只有当这种怀疑的、否定的力量发展到要求“弃绝智慧”的时候，西方哲学—形而上学隐蔽着的“最高价值的自我贬值”才被提示出来。这一过程由康德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将否定性的、怀疑性的爱智因素发展到极致，通过追问“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并进而引发了黑格尔将一种肯定性的爱智因素发展到顶点，从而导致了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对哲学的传统形象进行消解是现代思想家着力进行的工作，这动摇了两千多年来哲学—形而上学的 根基。当人们意识到形而上学追寻的那个“真正的世界”是一个毫无用处、多余的、虚假的“理念”，那么形而上学爱智范式就必定被“否弃智慧”的当代思想所颠覆。因此，对西方形而上学史唯有从“爱智”哲学范式的发展史及其终结的角度才可窥见其中的奥秘。
如果说希腊人“爱智”原义的中断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开端，那么整个形而上学史可说是由此断裂构成的“爱智范式”主导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学说，是这种“爱智范式”的原型。在理念论中柏拉图—苏格拉底用“灵魂转向”来描述之，它表明“爱智慧”是向另一个世界敞开的超越追寻，且直接指向一个“永恒在场”的终极光源。亚里士多德在调和柏拉图的二元论时，并没有能够走出这个世界，“爱智慧”同样指向一个超越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终极实在。亚里士多德说，获得宇宙“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终极原因的知识，并不是凡人所能达到的智慧，而是神的智慧，人只有在思辩的生活中才能进入类似“神”的这种智慧，但也仅仅是“类似”而已。我们不难看到，不论是柏拉图的“灵魂转向”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其最高使命是通向纯粹形式理性的极境，它使“爱智慧”启开了一道通向“上帝”的门户。
　　三
形而上学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是，由“爱智慧”得以命名的哲学最终归于宗教信仰之下，在延绵一千多年的欧洲中世纪沦为论证宗教的工具。
希腊化时期、罗马时代以及基督教的中世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在终极视域与上帝观念的相遇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大事。形而上学原本有通向宗教信仰的超验维度，在哲学与宗教的融合进程中，“爱智慧”被诠释为对上帝的“爱”，因此“上帝”是最高智慧和绝对真理的化身。如果说希腊思想走向哲学一步是爱智慧从希腊人自然生命和谐处发生的断裂，那么由此断裂铸造的爱智范式则预告了哲学爱智向一种超自然生命存在的趋近。在罗马时代普遍滋长起来的对一个赎罪宗教的渴望中，哲学在其超验维度不仅力图建立起伦理的信念，而且力图建立起宗教。这一过程是通过将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光源”化来完成的，它最终使得那个“或隐蔽或显现”反复无常的上帝成为光源化的永恒在场者的上帝。哲学通过利用希腊理性概念澄清、整理、论证宗教观念，这样哲学进入“宗教形而上学”。
罗马晚期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是将柏拉图的爱智隐喻成功地用来论证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形而上学家。他把上帝比作“至善”之光，人的灵魂比作眼睛，理性比作视觉。人生的终极追求就是转向上帝。如此，柏拉图理念论的理性主义二元论被改造成为一种基督教哲学以“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两分为基础的二元论，实际上构成了后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融合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的经典模式，它形成了一条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的路线。
中世纪晚期随着亚里士多德着作由阿拉伯世界的传入，由奥古斯丁奠基的柏拉图主义思想诠释基督教信仰的路线受到了挑战。托马斯·阿奎那确立了遵循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来论证和诠释基督教信仰的路线。他将人看成是一个在自然秩序和神学秩序之间被分割的存在物：在自然秩序方面，人的中心是理性，他遵循着理性之光；在神学秩序方面，人的中心是信仰，他遵循的是上帝的智慧之光。上帝的光照构成了基督教神学之源，自然理性的光照构成了哲学之源。托马斯表达了中世纪基督教一体化世界的理想，即“各种等级的智慧的和谐”：基督教世界中理性的活动，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传统，经院哲学的训导，以及倾向于同被造自然握手言欢的基督教精神的深刻的实在论，所有这一切最终聚和为一种强大的“科学冲动”。
中世纪之后，“光源化”的上帝观念被“光源化的理性观念所取代，科学对宗教的胜利使得哲学对宗教的批判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上帝观念被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由于批判仍建立在哲学的光源隐喻基础上，它又造成了对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新教全力强调作为信仰上帝之论据的非理性事实，“它从中世界基督教中剔除了那大量的偶像和象征物，揭去面纱，显示大自然是一个与精神相对、要由清教徒的热忱和勤奋将其征服的客体领域。”新教精神在这一点上与科学一样，推动现代人去实现他的宏图大业：使大自然非神灵化，从大自然中清除所有人类心灵投身其中的象征性偶像。这种精神的历史推动作用与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并行不悖，其结局便是宗教的衰亡，新教的人“是西方命中注定与虚无遭遇的开端”。
走出中世纪神学一统的思想文化框架，人类爱智之标经历了从“上帝观念”到“科学观念”的转换。这是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科学的发源，理性的独立，资产者商业上的扩张，普遍的理智启蒙，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构成了欧洲文化走出中世纪的巨幅历史画卷。最终，“科学”、“理性”、“民主”、“自由”被戴上了绝对正确的光环。哲学响应这种时代精神的召唤，经历了从中世纪神学范式的爱智祈盼进入到近代科学范式的爱智追寻的过程。我们通常称之为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准确地说，应是哲学面对自然科学的知识典范反思其认识论基础的过程。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欧洲17世纪是形成这种反思科学的爱智范式的关键时期，它是各种科学形而上学体系纷纷登场而科学领域群英荟萃的世纪，是一个“天才的世纪”。新的科学概念首次规划了此后与“哲学”一词联在一起的那种较严格的哲学意义，亦即一种“哲学科学”的理论思维。它表现为“新方法”的建立以及对“确定性”理想的追寻，表现为将“心灵”设想成“一面伟大的”认识之“镜”以及由此对一个独立的认识主体的概念建构。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两个世纪，哲学是在反思科学的过程中被建构的。
近代哲学在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已经开始确立一种以“认识者”为核心的知识型哲学，即通过追寻一切知识的基础来推进、反思和回应新科学的进展。笛卡尔开创了唯理论传统，注重的是以数学—逻辑为典范的知识基础；培根开创了经验论传统，关注的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典范的知识基础。这两个传统的相互论战，铸造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基本形态。它的总体结构是一种由“镜子模型”诠释的爱智范式。概括起来看，有几个方面的特征：(1)将真理问题理解为某种知识主张，知识论或者认识论成了哲学探究的主题。(2)真理通常被理解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一致、符合和同一。这种符合关系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将认识者看成是一种被动然而准确地映现着的镜式本质；其二，是将认识看成是一种主动的、自主的并通过思维自身的活动能够获得自明性观念的镜式本质，它要求认识对象接受认识者心中先天原则的统辖。确认真理在于主体与对象的一致是近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差别在于经验论将“认识对象”理解为“观念”，唯理论则将“认识对象”理解为“实体”。(3)主客二分框架成为知识论的理论思维前提，它形成了一种“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模型”，这成为探究一切知识之基础的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4)最后，出现了一个被“镜子化”了的“人心”的研究领域。关于人心的“镜子模型”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洛克的“白板喻”和莱布尼茨的“大理石喻”。前者强调“人心”无任何先天观念，它只是一块“白板”，知识是心灵“白板”映现“实在”的结果；后者强调“人心”中有天赋观念，它像“大理石”的“花纹”，在映现对象时自身变得清晰起来。
由爱智慧确立的形而上学隐含着宗教—科学二元性特征。中世纪发展出宗教思想方法的爱智维度，近代笛卡尔和培根从两个极为不同的方面发展出了科学思想方法的爱智维度。值得注意的是，从笛卡尔的二元论到休谟的不可知论，都比较清楚地暴露、揭示了哲学—形而上学本身的矛盾。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长期对峙，由于各自抓住了自然科学方法的某个方面予以片面化，虽然在破除宗教形而上学方面卓有所成，但也因而各自陷入困境。康德哲学以批判形而上学为己任，这种批判是要为形而上学划定界线，决定一般所谓形而上学可能与否及规定其源流、范围和界限。因此，康德的批判直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批判表明，我们关于“第一性原则”之实在的科学知识是不可能。这不是一般性地对形而上学发难，而是在形而上学内部产生出来的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康德通过划分科学知识的界限，把上帝、自由意志、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完全排除在经验科学知识之外，这种批判揭示了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奥秘。有趣的是，康德是基于主体与客体之二元分裂与对立来作为其批判哲学之基础的，这又是形而上学爱智维度的出发地。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可以看作是一种怀疑的、否定性的爱智范式达到的顶点，它必然激起一种臻于极致的肯定的、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这由费希特经由谢林，最后落实到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主题是“绝对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这是对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最卓越的概括。黑格尔认为只有精神才是现实的，精神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自由。绝对精神意味精神无所牵累，它自己规定自己、自己是自己的主宰、自己展开自己。精神通过“二元化自己”从而发现自己、回复自己。因此绝对精神自我展开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方法运行的，它要经过一系列环节或中介。黑格尔哲学就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自己运动发展成为一个绝对真理体系的。这一哲学发展历程是在回应康德的挑战中建构起来的。由于康德的挑战是否定性爱智范式达到的顶点，因此回应挑战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也臻至极境。黑格尔是西 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作为这个完成，他使西方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成为辉煌的史诗。随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哲学出现了面向现实生活的转向。这标志着哲学走出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开始。我们从回归现实世界的哲学转向可以看到，哲学对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弃绝标志着哲学的觉醒或人的觉醒。
四
回顾西方形而上学史，我们看到，当古希腊的哲学巨人们开始塑造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时候，哲学的爱智取向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遗忘就已经发生了。哲学本来是爱智慧，但它却一再地使得人的现实世界被瓦解、被遗忘，从而走向智慧的反面。这使得哲学总是以一种扭曲的和“异在化”的形式来表达现实世界的内容。它的大致思路是：从人的生活的现实世界出发，在试图获得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并对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作全观的了解时，走到了世界之外，并通过建立一个超验世界来诠释人的现实世界。这个思路构成了形而上学爱智慧的大致路向。这使得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始终对哲学思考的起点和终点缺乏清醒的认识，哲学因此变得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似乎格格不入，是“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家总习惯于从各种“最高智慧”的虚设出发，因而总是在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设立一个更“真实”、更“本源”的“本体世界”，用它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矛盾。这样，在哲学的解释系统中，出现了对人或人的现实世界的非人理解。要解除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各种虚假观念的统治，就必须对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意味着哲学向它长期失落的世界的回返。
我们看到，由“爱智范式”塑造的传统哲学用来理解世界的那种方式，被证明为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种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如果说以往的哲学是以一种“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遗忘”的特殊方式来看世界，那么回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在“真实的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爱智”迷梦破灭之后开始了对哲学的重新思考。20世纪西方哲学在总体上是针对旧形而上学遗忘人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病症进行批判，尽管很多哲学家并没有避免种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诱惑。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完成的哲学变革深刻地预见到了哲学回归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向。他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将哲学从彼岸世界拉回现实世界的过程，是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原则的具体落实过程。我们看到，马克思哲学在今天仍然是指引我们走出现当代哲学迷宫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马克思比任何一位“现代”哲学家都更清楚、更全面、更彻底地看到了哲学变革的方向。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明确呼唤哲学回到现实世界。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于区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中心观点，指出真正的辩证法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这句话包含三重意思：第一，哲学从彼岸回到现实，意味着它不再为宗教和科学论证，而是为历史服务；第二，为此，它首先必须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第三，它还必须揭露“非神圣形象中人的自我异化”，而这较前者更迫切、更重要。“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要揭露人类自我异化的根由，指出一条人类自我解放与回归的道路。因此，呼唤哲学回到现实世界，也就是要求哲学真正能够贯彻人的观点、表达人性内容、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亦即使哲学现实化、人文化。
在马克思看来，“为历史服务”的哲学正好将哲学的视野从“彼岸”转到了“现实”，从“天上”转到了“人间”，它从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中看待宗教、国家、法、市民社会，旨在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质上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倡导的哲学向现实世界回归、“克罗茨纳赫手稿”由真实的历史主体的回复所倡导的哲学“为历史服务”、以及“巴黎手稿”中所倡导的哲学通过“实践方式”解决理论对立的全面总结；是青年马克思在清除旧哲学的影响的过程中逐步深入而具体地将哲学带向现实世界的最后总结。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是“实践观点”之确立，其途径是将哲学带回现实世界。
马克思哲学变革作为哲学对现实世界的回归的具体落实，实质上揭示了一条哲学现实化的道路，它包括对传统哲学的两重超越：由“主体自觉”对“主体模型”之困限的超越；由“实践观点”对各种“心灵”或“语言”的“实体观点”的超越。这两重超越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一直苦苦探寻但又未能最终得到合理解决的课题。马克思的远见卓识正在 于，他以实践为基础，自觉地将人的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作为哲学的起点和终点，从而开启了哲学思考的新方向。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参与创造的世界。人的实践活动既是一个使自然界人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通过两者的同一打破了自然世界原有限度内物与物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以这种方式打交道，各自由于对方的存在而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意义结构”，而实现了自己的现实。这种在活动基础上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的统一，就是人的现实世界。它表现为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这一现实关系就是“人存在”作为“人的实现了自然主义”和“他的世界”作为“自然界的实现的人道主义”的内在统一。
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或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就是由人的生存方式或存在方式来全面展开人的现实世界的。它将自在的自然界和自为的观念界变成了有待转化为现实的潜在形式和理想形式，并进而将人的存在方式深化为一种由实践进行的“世界筹划”活动。而事实上，无论潜在形态的自然界还是理想形态的观念界，只有在作为组建人的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条件和因素时，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现实世界，二者同归于空幻，成为一种无意义的虚设。而从现实世界作为人和自然相互贯通的形式看，它又将自然世界和理想世界的矛盾消解于现实中。哲学作为一种高度反省的活动，它反省的根本就是隐蔽在人的存在方式之中的人对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理解。这就是说，我们只有从实践观点中才能达到哲学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自觉。事实上，人对自己现实世界的理解在多数情况下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而且这种理解总是以一种自在的方式渗透在人们的各种存在方式中。自然态度下的“人生”往往使这种理解外显为常识、经验、习惯和具体科学知识，而现实世界远未构成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人虽然生活于自身的现实世界中往往最不了解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只有在常识、经验、习惯和具体科学知识的锁链断裂后，人从具体生活中跳开来，以一种理论的态度反省世界和人生，试图对人的现实世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自觉到人类这种最根本的自我理解的困惑，人的现实世界才能够成为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思考确实关乎人的觉醒。马克思哲学在思及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面对这个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难题时，开启了一条由“实践观点”超越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道路。这是一条使哲学真正现实化、人文化并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道路，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通向智慧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