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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公武兄弟在渝事迹考上

　　[论文关键词] 晁公武；晁公遍；涪州；三峡地区；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 南宋初期，出自北宋中原文化世家的晁公武、晁公遍兄弟曾经流寓巴渝地区。涪州是他们入峡后的立身之地和出入巴蜀的重要依托。涪州、恭州、合州、梁山、夔州等地都是他们仕宦的地方。他们曾游历过白鹤梁、丰都观等峡中名胜。晁公遍长期生活在三峡地区，曾揭露和抨击当地“尚鬼而淫祀”的社会风习。晁氏兄弟在渝的活动为他们的文学、学术建树奠定了基础，客观上有利于发达的传统文化在上述地区的传播和南北文化的交流。
　　晁公武，字子止，号昭德先生，生卒年不详，南宋前期着名文人，其传世名着《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第一部私家目录学着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后世影响甚大。晁公遡(1116—?)，字子西，号嵩山居士，又号箕山先生，着述甚多，今存《嵩山集》。他们都出自北宋久负盛名的中原文化世家——晁氏家族，其父即为北宋末年着名文学家晁冲之(?—1126)。晁氏世居京城开封昭德坊，“垂百馀年不迁”(《梁山县令题名记》)。由于靖康之难与北宋的覆亡，晁公武兄弟被迫南渡流亡，辗转进入夔门，在涪州、丰都、梁山、恭州、夔州等今属重庆直辖市的巴渝地区度过他们的青壮年时代，并由此出镇西蜀，走向南宋朝廷：晁公武后来官至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临安府少尹，晁公遡官至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兵部员外郎。“晁氏自迥(公武五世祖晁迥)以来，家传文学，几千人有集。南渡后则公武兄弟最为知名。”(四库全书《嵩山集提要》)可见离开世代生息的北方家园和封建政治文化中心，晁氏兄弟在偏远的巴蜀地区仍建树了无愧于晁氏家声的文学、学术业绩。晁公武在荣州(今四川荣县)写作《郡斋读书志》，卒葬嘉州(今四川乐山)的事迹多为人知，但晁氏兄弟早年在渝这段成长经历却无人探讨。显然，弄清这段历史，对于理解晁氏兄弟的文学、学术成就，对于了解巴蜀历史文化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一、涪州及白鹤梁
　　出生于北宋王朝京畿地区的晁公武兄弟西入夔门，完全是出于避难逃生，“避世以违害”(《悯孤赋》)。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发生时，其父晁冲之“惟国之忧，不忍舍而去，留佐东道，师败于宁陵”，以身殉国；公武兄弟被迫逃离京城的家园，“兄弟扶携而东”(《送子嘉兄赴达州司户序》)。在艰难地渡过淮、泗后，他们先去到江南，但那些昔日曾得到父亲周济的达官显贵并没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予既孤，年益壮，家益穷，空视当时先君之友犹半在，然颇珥笔持橐侍禁中，甚宠，不复记忆往事，以一字慰问其孤者。……去之东游吴楚，彷徨不知所税驾，始径蜀道。”(《送王子载序》)可见他们是在南宋王朝的中心地区无以安身的情况下入蜀的。
　　诸多迹象表明，公武兄弟入蜀之初的目的地应为涪陵，他们在巴蜀地区可考的最早行迹也在涪陵。这当与他们当时在涪州做知州的“孙姑丈”密切相关。公迦后来一再回忆说
　　某生十一年而孤，为孙姑丈所教育，已恨不及其存时报之。(《上张待制札子》之五)
　　某生十一年而孤，为孙涪州教育，已恨不及其存，有以报之。(《上查运使札子》之五)
　　此“孙姑丈”、“孙涪州”就是时人喻汝砺在为其父诗集作序时提及的“涪陵太守孙仁宅”(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绍兴十年(1140)至十二年(1142)前后为涪州知州。不难推知，在晁冲之罹难之后，尚未成人的晁公遡兄弟得到姑父孙仁宅的呵护、教育，涪州也就成了他们当时的安身之所。这从晁氏兄弟早年在涪州频繁出入的行踪可以得到印证。
　　至迟绍兴八年(1138)，公遡已“客于是邦”(《定慧院记》)，应约为涪州属县乐温佛寺定慧院作记。绍兴九年二月初七日，公武与友人张仲通等参观涪陵名胜白鹤梁，并于本年在此结识父执喻汝砺(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同年十月，公遡自涪陵去梁山(今重庆梁平)做县尉(《梁山县令题名记》)，次年八月又回到涪陵(《予己未十月二十有二日去涪上。越明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以事再来，观山川之胜无异于昔，而予之幽忧抑郁亦自若也》)。绍兴十年正月十九、二十日，公武曾两次游历白鹤梁并留题，其中前一次是随姑父孙仁宅、弟弟公退、公适和其他亲戚朋友：
　　绍兴庚申首春乙未，忽报其出，闻之欣然，庶几有年矣。邀倅林琪来观，从游者八人：张仲通、高邦仪、晁公武、姚邦孚、仁宅之子允寿、公武之弟公退、公适、邦仪之子祖。郡守孙仁宅题。(孙仁宅《白鹤梁刻石》)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四，绍兴十年春正月“是月丁丑朔”，故“首春乙未”当为正月十九日。后一次是晁公武“邀外兄高邦仪、外弟孙允寿、弟公荣、公退、公适、侄子员、表侄高宁祖、甥王掖仝观石鱼”。可见此时随同公武、公遡兄弟投奔孙仁宅的，还有弟弟公退、公适和晁氏另一支晁端礼之孙晁公荣及其他亲族。
　　绍兴八年应该还不是他们投依孙姑丈的最早时间，同时也不是他们人峡客居的时间上限。因为这年公迦已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为孙涪州教育”云云当在他成年以前。同时，公迦在任眉州知州途中曾云：“客游三十年，不出焚与巴。”(《自过犍为山水益佳》)公遡绍兴三十一(1161)年五月，以左承议郎始知梁山军。“继此之官梁山(知梁山军)……既二年，复易守是邦(指眉州)”(《答苏小溪柬之四》)。这说明隆兴元年(1163)他已在眉州任上。据此上推，他大约在绍兴三年(1133)左右已至三峡地区，当然这里“三十年”可能并非确数。但如果考虑到晁公武绍兴二年(1132)中第的情况，那么他很可能也应该如公迦考进士一样，当是在入峡后由“郡国推上”考取进士，而这在他们当年流落吴楚的颠沛流离中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在绍兴初已入峡是可以认定的。
　　公武出仕比弟弟公遡略晚。他“初为井度属官”，而井度做四川转运使始于绍兴十年闰六月，终于绍兴十五年四月。这也就是公武初官的上下时限。从公武绍兴九年、十年在涪陵的行迹来看，他也应是从涪陵去到井度幕下的。客居涪陵期间，晁公武还做了收集整理父亲遗稿的工作：绍兴十一年九月喻汝砺在武信(今四川遂宁)应公武之约为冲之诗稿《晁具茨先生诗集》作序时，公武已将亡父战火劫余的诗稿编完，得“歌诗二百许篇”，并已交由孙仁宅“(雕刻)诸忠州丰都观，林水之间矣”(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这样一个过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非短时间所能完成，又是公武在来武信之前就已在丰都观刻迄，因此结合他绍兴九年、十年在涪州的行踪，公武整理遗稿的地方理应推定为与丰都观相邻的客地涪州。该诗集也是后世所能见到的晁冲之唯一的文集。显然，晁公武和孙仁宅在涪州这些活动对于保存晁冲之的文学成果和彰显其名节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年客处涪州的公武兄弟以及他们的内外亲族人数自是不少，其中恐怕要数晁公迦与涪州缘分最深。绍兴十四年(1144)岁末他游览白鹤梁并留下《观石鱼记》，次年他在涪陵县令任上。后来他又在涪陵担任涪州军事判官(《程氏经史阁记》)，得到知州程敦书的赏识和举荐：“我官涪陵，乃为公知。荐我于朝，遂致登兹。”(《祭程邛州文》)并且为涪州立程颐祠堂而作《涪州伊川先生祠堂。
　　二、丰都观

　　南宋范成大载云：“丰都观，在丰都县后三里平都山，旧名仙都观。相传前汉王方平、后汉阴长生得道处。”后来成为峡中胜迹，宋代文人过往此地鲜不登临题咏。这里西邻涪州，客于涪州的晁氏兄弟自然也对此充满向往之情，晁公迦两首诗作就充分表达了他们这种渴望一睹为快的心情。

　　春风殿阁百花香，欲去题诗细作行。闻尔东游有佳句，只应先我赋灵光。(《寄子兼弟，时闻有平都之游》)沙痕夜涨春流生，微风不起波纹平。云间眩转失烟树，轻舟直下凫鸥惊。橹声欲出含风湾，舟人已指平都山。仙宫无人锁春日，苍烟漠漠松声寒。谪仙宾天上寥廓，三百年来无此乐。知君此游殆奇绝，峡中山川岂云恶。昔年相期欲同往，流落空山阻清赏。兴公虽不见天台，执笔犹能寄遐想。(《平都山，峡中胜处，余思欲一到而不能。近得予弟书，云今岁仲春尝与外兄孙长文顺流往游焉。闻之不胜怅然》)二诗均是反映他因弟弟子兼(应为公退或公适表字)等人出游丰都观而产生的羡慕、遐想与神游。从出行路线看，所谓“东游”、“轻舟直下”、“顺流往游焉”云云，说明都是从西边出发，而“橹声欲出含风湾，舟人已指平都山”等句则可说明出发地相距丰都观不远。由此可见，晁氏子弟与其姻亲这两次出游应当都是从相邻的涪州出发，这也表明涪州确实曾是南宋初年晁公武兄弟出入巴蜀的重要依托。
　　“思欲一到”丰都观的晁公迦到底如愿以偿，下诗记述了他胜地“独游”的情形：
　　松环楼殿青，江绕石壁流。清波天让碧，月照无边秋。风景自清好，江山难独游。举觞聊一醉，放怀忘百忧。(《游仙都山》)这里的“仙都山”应该就是平都山的别称。诗中着重描述了平都山周围清美宁静的景色，但多从虚处着笔，几乎没有涉及仙都山的故实和文化内涵。相形之下，同样也来平都山揽胜的兄长晁公武，其记游诗则显得翔实生动，笔力豪健，洋洋洒洒地写足了这里的风物、故实和自己的观感：
　　胜绝平都观，盘迂石磴长。崇岗虎蹲踞，古柏雁分张。殿阁刚风外，轩墀灏气旁。烟华迎碧瓦，云叶覆雕墙。古有神仙术，能齐日月光。升腾继黄老，烜赫数阴王。采药岩峦秀，烧丹井灶香。彩云生洞穴，白昼上穹苍。陈迹今犹在，成云实不亡。碑铭余汉魏，像设自齐梁。仙骑霜毛洁，胎禽雪羽翔。豪商供香火，骚客斗篇章。顾我趋行殿，寻真到静坊。遗文观翠琰，隐诀悟青囊。傥解交龙虎，终能翳凤凰。定纡苍玉佩，径入白云乡。却忆求轻举，相传笑彼狂。李君炼丹石，韩子服硫黄。雅欲同南极，俄惊葬北邙。古今垂炯戒，服饵要周防。却老宁无策，怡神别有方。不须纨与素。但可举清觞。(晁公武《丰都观》)
　　三、恭州、合州
　　绍兴十七年(1147)七月，晁公武以左朝奉郎通判潼川府知恭州。宋时恭州即今重庆主城区及江津、壁山等地。绍兴二十六年(1156)，公武知合州。合州即今重庆合川区。因为十分喜爱合州的山川之美，他开始在城东营建观景楼，“工未迄而引去”，幸得继任知州续成，并请他取名作记。于是他作《清华楼记》，下面是残存的部分段落：
　　予雅闻其山川之美，既承守之，意谓必有瑰伟绝特之观。暇日经行后圃，周旋四顾，弗称所期。既旬岁，一旦登丽谯，南向而望，始大爱之，遂谋筑曾楼，以览其形胜，工未迄而引去。普慈景公篪实继之，尤爱其趣，乃增大规模，愈益宏丽，贻书求名与记。予谢不能而坚请不置，因取古人秀句，以清华名之。
　　今州其山曰龙多、铜梁，上接岷峨，下缭瓯越，属海而立，所谓南戒也。水日涪日嘉陵，合流城下，贯江沱，通汉沔，引众川入于海，所谓南纪也云。
　　(末云)予斥废以来，无田庐可归，旅思弥恶，仲宣之情予则未能忘也。
　　晁公迦存有《试恭南进士策问一首》，说明他曾经主持过恭州地区的发解试。此外，他还用诗笔记录过恭州地区长江秋雨时节的景象，至今读来仍会使熟悉巴渝气候环境的人们产生同感。
　　西风夜惊林，木叶下寒浦。大江未收潦，黄流尚奔注。起看曙光开，忽已暗烟雾。霭霭空谷云，冥冥秋江雨。昏霾天际山，暝入云间树。跳波乱沸白，行旅皆断渡。(《恭南道中有感》)
　　四、夔州、梁山、万州
　　晁公迦曾长期在三峡地区生活、仕宦，他常将这一地区称作“峡中”或“峡内”。就时间而言，他说自己“客游三十年，不出焚与巴。……儿女长峡中，老妻发已华。”(《自过犍为山水益佳》)就地域而言，他说：“峡中县三十有二，予常以事至者殆十之五。”(《梁山县尉厅题名记》)除了客居涪州外，他还到过“峡内”许多地方，如夔州、恩州、万州、梁山等。绍兴二十五年(1155)，他应邀去夔州转运判官王珏部下做三年属官(《王少卿墓志铭》)。宋人王从道《夔州歌简晁子西》诗云：“江头一见晁广文，客里新诗如供奉。天生之子映昭代，清才突出万人众。……下瞰一隅会万景，岂无江灵为供送。请君作诗如画图，收拾形容未宜空。”引既然时人对公遡有“广文”之称，说明他还在夔州做过清苦闲散的儒学教官。他为杜甫在夔州的故居东屯所作的《少陵东屯祠堂记》，感叹当世儒士的命运不如流落中的杜甫，可能就作于做学官之时。
　　绍兴三十年(1160)，他出任过施州(今湖北恩施)通判(《费宝文札子》之七)。次年五月，他出知梁山军。上文提到梁山是他绍兴九年的初官地，今其文集存有作于梁山的多篇诗文，如《秋日送客梁山道中》、《登梁山县亭》、《梁山县尉厅题名记》等。知梁山之际，金人对南宋边防形成严重的威胁。公迦以其对峡内外的地理、交通和民俗的熟悉了解，上书负责四川地区军政的大臣，对夔门内外的边备策略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议，表达了他忧念国事的情怀：
　　公遡在蜀久，于其山川险阻亦粗识之，尝料吴兴州足以蔽遮粱益，以当一面，而其力不能以及夔。或者敌人捣夔之虚而入之，是犹知守其闸闳而忘其藩垣之可穴也。李武当在夔，则藩垣固矣，然或使之出夷陵援荆州，夫夔谁与守之?按夔之地图，自夔至夷陵，其间通谷数道。敌由兴山而出，则李武当之归路绝，而三军之心摇不可以战；由大宁而出，则昔我伐蜀之故道也，距夔百里而近，则为断其胁而入其腹心，蜀已举矣。……夔之兴宁乡、万之渔阳乡，其人皆勇壮伉健有过于正兵，如有愿自效于戎行者，役钱之外一无所征，大不过捐千户之赋耳；有搜兵之实而无饷馈之费。
　　公迦也到过万州。其《西山》诗描绘过他亲历万州胜境西山的情景：“万州城西何所有?高山其下俯寒塘。浮鸥藉草溪沙暖，飞鸟冲花野树香。”绍兴二十一年，万州属县武宁(明初省入万县)重修县学成，他为作《武宁县学记》，崇儒劝学。武宁县西的胜迹木枥观，相传是晋人许迈(一说许逊)得道升天的地方，公遡也曾前往凭吊遗迹：“离离荒草满遗宫，羽化无人殿阁空。白鹤亦应天上去，独余枯枥起秋风。”(《木枥观》)

　　五、地理优劣与文化差异

　　出生于中原世家大族，生长于传统文化发达的京都地区，因为异族入侵而被迫离开世代生息的家园，长期生活在偏僻落后的三峡地区，这对晁公迦来讲无疑意味着人生际遇、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入峡之初，公迦就担忧巴蜀偏远闭塞，甚至衣食匮乏：“惟厥土之侧陋兮，藜藿曼其不采。厌棼乱而愿游兮，问夫途之所在。”(《悯孤赋》)只是为了逃避战乱，晁氏兄弟才相携来到峡区。在峡区，他常常感觉到地理和人文环境的恶劣：
　　我居巴峡内，所向苦奔峭。(《远望》)
　　江恶崖石粗，十步九褒斜。(《自过犍为山水益佳》)
　　峡内如播州，旷绝谁与邻。(《送李检法赴夔州任》)当他将峡区的自然环境同平坦的京都故园进行对比，内心感到失落和痛楚：
　　陟三峡之峻阪兮，陆纡轸而嵯峨。曩予邑于浚都兮，安平原之曼衍。绝垠忽其迫隘兮，感失径而悲惋。……夜慷慨以雪涕兮，恨放迹乎穷发。(《悯孤赋》)随着他在巴蜀地区见闻的增长，他也认识到巴蜀东西部的显着差异：
　　久厌峡内山粗土恶，今入益部，所见水石清嘉，复近始和，更加秀丽。(《与张待制震柬》之二) 峡内地褊小，无甚剧事，殆不足以展大才。(《上查运使柬》之四) 某久寄峡内，不得见益部之英俊，每有固陋之惭。(《答叙州杜通判柬》之四) 自过赖里西，山水日夕佳。冥冥见远树，渺渺铺平沙。两岸何所有，郁郁皆桑麻。良畴散牛羊，支流入鱼蛇。清绝益可爱，岂复忆汉嘉。况如涉荆吴，是耶复非耶?(《自过犍为山水益佳》)位于东部的三峡峡区地势陡峭、土地贫瘠、空间狭隘，而西部的蜀地则平旷、清幽、肥沃，人才众多。在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其优劣与发达程度差距明显。晁公迦为自己久困峡内而感到委屈、自卑。尽管他的上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比较起文学前辈黄庭坚贬谪黔州(今重庆彭水)、苏轼南迁所表现出的旷达态度和坚毅品格，晁公遡流寓峡中的精神境界是不高的。不过他有时也能摆脱这种“陆沈於峡内久矣”(《上虞参政柬》)的消极心态，陶醉于峡内山光水色，展露“峡中山川岂云恶”的洒脱情怀。如下面这首月夜放舟乐温(今重庆长寿境内)江中的诗作：
　　密云卷雨归空山，暮林接翅昏鸦还。须臾水面明月出，沧江万顷瑠璃寒。波平汗漫天无风，水光月色相为容。临流爱此无尽碧，乘月直下沦浪中。江心石出高崔嵬，水作镜面无停埃琉璃万顷忽破碎，知是一苇横江来。中流与月更媚妩，湛湛无声翠光舞。飘然长啸顺流下，棹夫请留恐仙去。姑令结缆寒沙边，月方正中光入船。洗杯索酒属明月，今夕之乐宁非天。(《乐温舟中作》)毕竟公迦在峡内生活了三十年，当他离开峡区，自然也会对这片土地产生眷恋之情：“某来此已旬朔，幸不致乏兴，但触目无朋旧，回视峡内，殊惘惘也。”(《与李节推札子》)。
　　因为远离朝廷和封建政治文化中心，三峡地区的封建教化薄弱，其民风民俗在不少方面有悖于正统的封建礼法。身处其间的晁公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峡中之郡十有三，皆尚鬼而淫祀，若施与黔其尤焉，而涪于二邦为近，故其俗延及于外之属邑乐温亦然。有痰则谢医却药，召巫师，到羊豕，以请于神，甚者用人为牲以祭；弗置也，即卧不食，俟期以死。世相传为常，不之怪，吏亦不能禁。是以一方大蒙其害，民用鲜少，生字不蕃。(《定慧院记》)
　　峡中县三十有二，予常以事至者殆十之五。虽其地广狭瘠腴异焉，而风俗大略同也。其民多服农亩，一日或释来焉，则珥笔而吏。故外椎鲁而诡谲根诸中，玩易法令，若亡所惮者。(《梁山县尉厅题名记》)以公遡对峡区的了解，他认为峡中各地“风俗大略同”，其突出的特点“皆尚鬼而淫祀”，信奉巫术，所谓“巫觋以为师圣”(《悯孤赋》)，有的地方甚至愚昧到“用人为牲以祭”的地步。同时，当地胥吏素质低下，“玩易法令”，吏治败坏。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峡区社会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公迦从维护封建礼法的角度对上述社会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还不可能具有科学与法治的观念，这从他批评峡中民怠慢城隍庙可以看得出来：“今夫峡中之民尚机鬼，而在祀典者反漫不之省，殆非朝廷所以崇建之意。”(《重修城隍庙记》)“尚鬼而淫祀”等民俗之所以受到批判，是因为它们不符合“祀典”，“非朝廷所以崇建之意”。显然这也体现了正统的封建文化与峡区民间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公武、公遡在峡区还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理性精神。置身于香火旺盛的丰都观，面对“白昼上穹苍”、“径入白云乡”的狂热神仙信仰，晁公武明确表示嘲笑和否定：“却忆求轻举，相传笑彼狂。李君炼丹石，韩子服硫黄。雅欲同南极，俄惊葬北邙。古今垂炯戒，服饵要周防。却老宁无策，怡神别有方。”(晁公武《丰都观》)晁公遡对涪州盛行的白鹤梁石鱼“其出日其占有年”的传说大胆提出怀疑：
　　前予之至尝一出，已而岁不宜于稼，及予至又出。……既归，未逾月而旱。予窃怪其不与传者协，岂昔之所为刻者自为其水之候而无与于斯耶?抑其出，适丁民有年，而夸者附之以自神耶?将天以丰凶警于下而象鱼漏之，则惧其不必于政，而必于象鱼，故为是不可测者耶?於是归三十有六日，乃书此以告后之游者。(《观石鱼记》)
　　不难看出，他们这种不迷信不盲从的求实态度和理性精神，对于当时笼罩峡区的鬼神信仰具有良好的针砭作用。
　　综上所述，涪州等巴渝地区是北宋中原世家晁氏南渡后一个重要的避乱安身之所；在这里，晁公武兄弟获得了和平安宁的成长环境，为他们日后科第、仕宦的成功和文学、学术的成就准备了基本条件。与寓居南宋东部的其他晁氏后人相比，晁公武兄弟在文化上卓有建树；他们在渝的活动客观上有利于发达的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也为雄奇古老的巴渝山川增添了一重人文色彩和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