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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赵氏孤儿》的价值解构与叙事失败

　　［摘 要］ 与元代以来的传统剧情相比，电影《赵氏孤儿》的核心剧情存在诸多漏洞，片中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也呈现出整体性的混乱与失败。影片在叙事方面的问题来源于影片刻意回避主人公程婴的严肃道德选择，从而解构了影片中牺牲的崇高道德意义。而在解构了这一经典故事的价值核心之后，影片的叙事失去了意义的支撑点，变得破碎不堪。影片在解构道德价值与讲述道德正剧之间的犹疑与徘徊，撕裂了影片的叙事，也从侧面见证了当代中国的道德信仰危机。
　　［关键词］ 《赵氏孤儿》； 陈凯歌； 叙事失败； 价值解构
　　顾彬说当代中国作家只会讲故事，但我们的当代电影，却似乎具有相反倾向：不会讲故事。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是最新的一个例证，在观影时，我明显感到了叙事的失败。
　　一、细节的失真与情节的缺陷
　　影片叙事方面的失败最外在地体现在故事的细节、环境的不真实上。中国先秦时代的军队竟然用上了马蹬；作为率大军坐阵的一国权臣，屠岸贾去营救干儿子时竟单骑前往，赶跑了所有敌兵……抛开这些细节上的失真，更重要的是，电影似乎缺乏将故事讲圆的能力。这在一个关键情节上表现很突出：心狠手辣的屠岸贾竟然会轻易放过一个他曾怀疑是赵孤的婴儿。如剧中人物公孙杵臼所说，屠岸贾根本不需要判断到底哪个孩子才是赵孤，他只要把两个孩子一起杀了，就可保万无一失。在剧中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屠岸贾会具有这种同情心，更看不出，屠岸贾为何会把一个与自己有杀母之仇的孩子放在身边作干儿子来培养，甚至当他看出孩子就是赵孤后，他还会亲自上阵去把他救下来，并且给他机会来向自己复仇。对屠岸贾这个人物的这种处理显得没有道理。
　　从元代纪君祥以来，这个关键情节在中国无数的戏剧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来处理的：程婴与公孙杵臼事先谋划，程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公孙家，然后程婴装作一个见利忘义的告密者去向屠岸贾告发公孙藏匿赵孤，公孙和代替赵孤的程婴之子死后，程婴因告发有功获得屠的信任，然后屠才可能把假冒程婴之子的赵孤收为养子，并因此可能有后面借外力而复仇的故事。这明显是一个更可信、更巧妙地处理方式，而相比之下，陈导影片的这种处理要更加不合情理。陈导为何放着现成的更可信的情节不用，而自创一种更不可信的剧情呢？
　　二、 陈凯歌在回避什么
　　陈凯歌对传统剧情的改编动机来自哪里呢？在接受采访时，陈凯歌反复强调要用常识反对高调，呼吁“别让那些高调……继续毒害我们的观众”①；他说自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想让这个经典故事变得“可信”，并且“回到常识中”，因为他认为原先故事里程婴作为“义士”无法说服现代的观众了；②他表示 “能让人信的才是英雄”③。在所有这些地方，陈凯歌所说的正是在影片制作过程中最让他纠结的问题：原来的故事不合现在人的“常识”，“怎样说服现代观众相信一个人可以为了别人的孩子献出自己的孩子。一个人会不会主动牺牲自己的孩子？程婴主动献出自己的孩子，今天的人能相信吗？”④
　　因此，“让今天的人相信”是电影改编传统剧情的主要原则。原来的情节里，程婴受人之托，为了忠信仁义决定牺牲自己的孩子以救赵孤和其他孩子，也就是说，献出自己的孩子是自己主动做出的抉择。但这种情节的最大的问题是“今天的人能相信吗”。这里还不光是不信的问题，更严重的是，现代的观众多半不能接受这样狠心的父母作为一个正面英雄人物。剧中程婴与韩厥的一场对话，佐证了这种疑虑。韩厥说，“前面的事儿都好说，勃儿要是问你那个替他死的孩子是谁，你怎么说？”程婴说，“是我的儿子。”韩厥说，“他信吗？在他眼里，你是这样的人吗？”连片中的一号反派屠岸贾也说“一个出卖自己亲生儿子的父亲，多可怕啊”！这些对白说的其实反映了陈凯歌在拍这部电影时所面临的主要难题。
　　为解读可信性问题，导演的处理方式是：竭力回避表现主人公程婴对死的主动选择。为此，原来戏剧情节中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程婴主动献出自己孩子的情节。于是在电影中，献出并牺牲自己的孩子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及形势所迫、被逼之下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从一开始程就不太愿意接受庄姬的托孤请求，只是韩厥恰巧踩在程婴来时放在门口的鱼上摔了一跤，把药箱失手抛入了程婴的怀里。这一跤对于电影非常之关键，它让程婴和韩厥在一阵慌乱中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如何选择，等他们缓过神来，庄姬已经自杀了，程婴已经没有机会拒绝庄姬的救孤请求。此后的种种事件，似乎都是由这偶然的鱼和偶然的一跤引起的，原本悲壮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因回避主动、严肃的选择而变为由两条鱼引发的血案。如程婴在剧中不止一次所说，“这一切都是命”。后面的情节也不断证明这一点：他直接把孩子送到公孙府上也就行了，偏偏他把“祸害”带到了自己家；等他去告知公孙家人的当儿，追捕的兵士又到各家去搜孩子时阴差阳错地把赵孤当作程婴的孩子给收走了；为避免公孙的责备，程婴以自己的孩子冒充赵孤，并让妻子与公孙一起出城；但公孙等人意外地出城失败，程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屠请到公孙家，导致公孙大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全部毙命。片中程婴的种种牺牲都不是主动选择的后果，而是带着侥幸心理，又出乎意料、己方或对方的失误及自己的轻信而造成的牺牲。这样，片中程婴看起来更像是“被英雄”的人。如陈导自己所承认的，“什么叫牺牲，凡是被他人推动或者说策动的都不叫牺牲，自主选择才叫牺牲。”⑤但电影情节设置却恰恰证明了片中并没有真正的牺牲。影片为了符合当代观众的道德观念而变得“可信”，而想在避开所有严肃的道德抉择的情况下讲述一个道德正剧，情节与人物设计要不“拧巴”是很难的。
　　三、人物形象的混乱与失败
　　一个没有核心道德意义支撑点的道德正剧，不可能不纠结：影片不但情节多有不合理之外，主要人物的性格与动机的矛盾也随处可见。比如程婴报仇的方式，他自称杀屠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他要叫屠生不如死。方法是，让屠亲手把赵孤养大，然后，他再告诉孩子真相，再让孩子杀了他。说实话，这里面蕴藏的智慧与意义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杀一国权臣真的如你程婴说的那样“很容易”吗？你收养赵孤难道就是为了当你的复仇工具吗？你有这个权利吗？你让屠与赵孤培养感情，到时候孩子能下得去手吗？这不是让孩子也生不如死吗？他即使下得去手，他打得过屠吗？他在长大之前不会出意外吗？导演通过剧中人物把这些问题都问了一遍，但他却又掩耳盗铃地以为，这些问题问过之后它们也就算解决了。再看程婴这一人物的性格发展，15年中都想着要不惜一切(包括把赵孤当工具)报仇，但到最后的时候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不但为了孩子违心地救了屠，还要带赵孤逃走去过平民的生活。这一个转变显得很突兀，但更突兀的是，不知为何就又带着孩子去屠府“报仇”或“送死”去了。最后，他用自己的“牺牲”，让赵孤杀死了屠，完成了复仇。但如果这都是为了孩子，这孩子杀了屠自己还能活吗？他到底是救了孩子，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让孩子给自己当了报仇的工具呢？在接受采访时陈凯歌不断强调，程婴开始是想让孩子作为自己报仇的工具，但后来善良占据了上风，不想用仇恨绑架孩子。但这种说法却被另外一个情节所揭穿：当8岁的赵孤得知干爹就是杀母仇人时想离开干爹，但程婴却劝他说要继续跟着干爹学武，这样以后才能打得过干爹。这怎么能说是没有用仇恨绑架孩子呢？因此，对程婴这一人物的塑造完全是混乱与矛盾的。

　　再看片中的赵孤，他从小受到两个父亲的疼爱。他从小就知道“亲爹”与韩厥在商量于他干爹不利的事，但他却一直都没有告诉对他如此亲近的干爹。在知道了自己母亲是被屠大人的兵杀死以后，他还能与屠以父子相称，继续跟他学武，为的是以后能打过他报仇。这个8岁孩子的心机得有多深才能承受这样的心理分裂？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在15岁时还那么阳光，并且与干爹关系那么融洽？他把仇全忘了吗？而当得知自己的身世，他又突然想起了报仇，并在与相伴15年的干爹的战斗中似乎没有任何不忍之心，这怎么可能？如果可能，这又是一个如何冷血的人啊！ 片中最失败的可能是韩厥这个角色。在《史记》或元杂剧的处理中，韩厥因为忠义不能两全，以自杀结局。但在影片中，他作为屠的家将不但背叛了屠，将程婴和赵孤放走，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内疚。相反，他因为主人砍了他一刀就而变成了一个急切地要向前主人复仇的人。这样一个人，要是对比一下赵盾拼死护主的家将，情何以堪！这种心里没有任何忠诚观念的人，实在是让一般中国人不能接受。并且这个角色在后来的情节中通过语言上对复仇的不断谈论，实际上减弱了复仇的张力，打断了电影应有的节奏，没有起到一点好的作用。从各方面来说，这个角色都在渎职，放了程婴、赵孤之后应该死掉，但电影却让他成为片中活得最长的一个人。加上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屠岸贾形象的不合理之处，我们看到，片中的这些重要人物全都呈现一种令人困惑的道德、情感与智力状态，这说明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失败是整体性的。
　　四、什么力量撕裂了叙事
　　这种混乱和失败与上文所分析的核心意义的消解和缺失无疑有密切关系。叙事，特别是一个道德剧的叙事背后是需要意义作为支撑的，消解了主动性的“牺牲”不足以支撑一个传统道德故事的叙事框架。从《史记》到纪君祥的《冤报冤赵氏孤儿》，他们都通过一些核心价值(比如忠、义、信)而使叙事情节完整合理、人物性格统一。但在电影中，导演却陷入纠结：高调的道德不但会被观众抵制，也不符合导演自己一贯的人本主义风格，但完全颠覆原故事的价值同样会导致不正确。他想把原来的道德高调拉回到一个当代人能理解的普通好人的高度，但是，一旦开辟了这种向观众的“常识”妥协的口子，一切便无法控制了。
　　有人评论，陈凯歌从早期坚持的人文主义的启蒙的高度一步步走向“谦卑”，《梅兰芳》是如此，《赵氏孤儿》则更胜一筹。在理想主义破灭的大背景下，《赵氏孤儿》里表现的只是观众们自我投射的自私与现实。⑥陈导是个有自己人文理想的人，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也不能彻底摆脱。他不想讲肉麻的大道理，但是又身不由己地想要讨好观众(其实是票房)，正是这种骑墙的态度使他的故事支离破碎。导演在曾经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迎合当代观众之间徘徊，古老的故事也在传统忠义价值观与当代价值观之间被撕扯，要讲好一个道德的正剧，真的很难。于是，电影在巨大的撕裂性力量之下，形成了一个个无法弥合的叙事伤口，它们是如此触目惊心，见证着这个时代对传统道德神话的矛盾心理。
　　注释：
　　①⑤ 张英：《陈凯歌：别让那些“高调”继续毒害观众》，《南方周末》，2010年11月25日。
　　② 万佳欢：《2010版〈赵氏孤儿〉没有“义士”》，《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12月6日。
　　③ 刘芳：《陈凯歌：回到常识做好人》，《了望东方周刊》，2010年12月6日。
　　④ 马戎戎：《〈赵氏孤儿〉，就这么纠结着》，《三联生活周刊》，2012 年第49期。
　　⑥ 朱靖江：《在谦卑中告别使命》，《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12月6日。
　　［作者简介］ 贺玉高(1975— )，男，河南洛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