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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考

　　摘　要：在哲学的视野中，公平与效率是目的和手段、价值与方法的关系。前者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方面，后者是次要的被支配性的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不是将两者的关系倒置，而是针对当时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色彩的公平观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方式。随着其所针对的具体状况的消失，两者的关系应该还原为应当的关系。公平并非是物质条件达到某种程度后突然生成，故不可在现阶段放松对公平的价值追求。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事关改革开放的大局。
　　关键词：公平；效率；目的；价值；手段；哲学观
　　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讨论时日已久，许多学者对此都有论及。由于这一问题的重大社会意义，因而讨论得甚为热烈。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论述，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应该尘埃落定了。但实则不然，笔者认为，继续在理论上探讨仍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哲学维度，对公平与效率关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某些新的思考。
　　一、目的与手段
　　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共同富裕。用最朴素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富足和谐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就内在地包含了对公平的追求。要达到公平，离不开一定的或相应的社会物质条件做基础。提高效率，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显而易见，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般来说，作为目的和手段这对矛盾统一体，目的的性质决定着手段，而手段又影响着制约着目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中目的是第一位、手段是第二位的，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要求着手段。在特殊情况下，手段可以上升到与目的同等重要的程度，但手段归根到底为目的服务，不可将手段置于目的之上，否则，则是从根本上颠倒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
　　在明确了我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正式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主要是为了打破当时盛行的平均主义观念。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维定势，并将之视为“公平”。不打破平均主义，就难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就难以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也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了将“公平”放置“效率”之后的策略方法，以利于摆脱平均主义的束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将平均主义视为公平的观点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摒弃，人们对公平的理解发生了质的变化，赋予了公平以机会均等的应有含义。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所针对的具体状况不存在了，更因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这一提法也就随之淡出。由此可见，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如今人们对公平理解的过程，正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从提出的合理性到其合理性逐步消失的过程，这也正是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张，90年代初被党的政策文件肯定，进入21世纪后人们开始对之重新审视，以至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新的分配原则后，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正是人们对公平的理解的变化过程，即由对公平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理解到今天正确科学的理解。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和思维发展过程从本质上说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分配原则并未将手段置于目的之先，而是在对公平的原含义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种变通的办法以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公平”这一目的始终决定着支配着“效率”这一手段，从两者的本质关系上看，手段(效率)只能是处于第二位的，尽管并不否认它对目的的反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厘清了这一问题复杂关系的脉络，但由于公平与效率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关系的复杂性，人们，不同利益倾向的人们，乃至反映不同利益倾向的不同学者，各自根据自身的理解解读公平与效率的内涵，以至造成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不同学科由于其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科特点，影响着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考角度。如经济学更多地是看到了效率，伦理学更多地关注公平，社会学更多地注意到现实状况，科学社会主义更加注重经典论述，而哲学更多地注意概念的严谨及两者关系的逻辑分析，不同的利益倾向、众多的学科特点，交织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二、价值与方法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仅表现在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上，而且表现在实现比资本主义更为公平的社会。生活富足与社会公平，是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朴素的概括，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社会公平的理想转化为公平的现实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脱离开充分的物质条件的公平，并非充分的成熟的公平。从本质上说，生产力的提高过程，就是为公平充分的实现创造条件的过程。公平的实现并非在某一时间突然生成，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实现过程。物质条件越充分，公平的实现的条件也就越成熟。任何历史时代的公平都是相对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人类社会的早期，公平是简单的低级的形态。即便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质产品极为匮乏的原始社会，也存在着相对的公平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终点，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终点。事物的发展永远是个过程，物质条件的充分程度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任何时代的人面对既定的生产力，都会进一步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更高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公平不能设定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量度上实现，不能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物质基础的充分甚至高度发展，公平会突然生成。应该说，公平虽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以粗陋的形式存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物质条件的日趋充分，公平也随之逐渐地呈现出日益相对成熟的状态。当然，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公平的实现创造了物质条件，能否实现还要靠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其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物质条件的丰厚，为真正意义上公平的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由于公平的成熟程度是以社会物质的充分程度为基础的，因此力求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为公平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前提，就表现在人类发展经济的效率上。效率构成了人类对公平这一价值追求的方法和途径，如果说价值追求是人类的理性，那么方法就是实现这种理性的工具。人类的理性在本质上要求自己不要脱离开所追求的价值而陷入工具层面的盲目追求。价值决定着支配着方法，方法服务于价值的追求。价值居于首要的地位，方法是手段和工具，处于被支配的次要的地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分配原则的提出并非否认公平的价值层次的意义，绝非将方法置于价值之上。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是为了否定当时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公平观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而已。随着人们平均主义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一分配原则也已淡出，将公平与效率仍旧还原为正常的价值和方法的关系，实现了认识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的高度一致性。
　　三、公平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
　　什么是公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有必要对公平的概念本身作一个分析。要搞清公平与公平观的区别，同样一件事物，人们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评价。有人因此而否认公平的真实存在。实际上，公平是一种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客观的社会存在，在社会物质存在中可以找到其客观标准的依据。如果否认公平的客观标准，就会导致甲有甲的公平，乙有乙的公平，其结果抽掉了公平存在的认识价值和实际意义。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价值取向，会对公平表现出不同的评价，这只能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公平观，丝毫不会影响公平存在的客观性。在不同的公平观中只有与公平客观标准相符合的公平观才是正确的公平观。人们反映公平的主观性程度，表现了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或接近公平的客观内容，并以此反映公平评价的真理性程度。如果不承认公平的客观内容并将公平与公平观区分开来，必然会导致公平主观论。
　　公平概念所反映的公平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公平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反映丁公平的非确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将公平与历史的精神融为一体，认为公平的内容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任何公平的内容都需要一定的历史依据。恩格斯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采用平均分配，这被古代人视为一种公平，正是这种简陋形态的公平保证了早期人类的存在和繁衍；现代社会的分配有现代社会的公平，离开社会历史的发展抽象地谈论公平，就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反映了公平的非确定性。同时，人类始终不渝地追求着公平，公平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仍含有相容的含义，说明公平有着相对稳定的内涵，成为自古至今人们不懈追求的价值内容。任何时代，公平始终与正义、同一尺度、正当联系在一起，始终是理想性的道德内容，这又表明了公平的确定性。
　　公平的确定性和非确定性是辩证的统一关系，不可用公平的非确定性、相对性否认公平的确定性、绝对性，以此否定公平的客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中会漠视公平的价值追求，导致非理性行为、功利行为、短期行为、反文明行为；也不可用公平的确定性、客观性、绝对性否认公平的非确定性、相对性，以致将公平空想化、绝对化，走向永恒公平原则论和乌托邦空想论。
　　基于公平的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关系，所以人类在实现公平问题上既有渐进性的一面，实现公平需要一个过程，公平始终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无穷尽，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也应当无穷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人类对公平的理解和要求也会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同时，人类在实现公平问题上又有间断性的质的飞跃的一面。公平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公平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历史的每一阶段，公平的状态和水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显现出不断的质变。正因为如此，每一历史阶段的人追求公平的活动才有了现实性和合理性。当然，说公平存在于历史的每一阶段，并不意味着公平是以自发状态自然地存在，而需要具有历史创造性的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自觉地实现它。
　　有的人在讨论公平与效率问题时，存在着割裂公平的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关系的倾向，否认公平实现的渐进性一面。这种观点容易导致把公平想象为在未来的瞬间生成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而抹杀了当下追求公平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人类对公平的追求贯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公平的内容、形式、水平、状态不同)，因此设想在当代社会待效率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实现公平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四、分配原则与哲学观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物质方面的存在决定着人的意识。分配原则属于生产关系中分配形式的内容。作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思想上层建筑的内容，因此，分配原则实际上已不仅仅单纯是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其必然要反映到思想领域，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因而，某种分配原则的内容，会在思想观念上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意识，成为一种哲学观。因此，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原则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哲学观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的提出，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起到了有力的否定作用，使人们在心理上接受了收入分配差距合理拉大的结果，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撑，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这一分配原则在经济上的基础性作用，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容易形成一种片面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思想。具体表现为：
　　第一，适用范围扩大化。本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领域的事情，但事实上扩大到了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许多非经济领域部门，包括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部门也以此为指导，忽略了社会效益的取向，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导致一些行业程度不同的无序状态，背离了本行业的宗旨和追求目标。
　　第二，唯效率论。如前所述，效率归根到底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但这一提法被一些人极端化为唯效率论，忽略了公平的追求，甚至以效率代替公平。社会的发展应是全面的综合性的发展过程。社会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和主要特征，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唯效率论忽略和淡化了公平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理论上难以与社会主义相容，而且在实践上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为不公平行为提供了理论上和心理上的支撑。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分配原则上升到一种哲学观的层次后，许多不公平现象堂而皇之地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无法得到道德层面的否定。一些单位决策者在制定具体的政策和规定时，有意无意地忽略公平的要求，使不公平的现象和行为获得了理论上支持。而公平权利被侵害的人群往往也以这种哲学观作为无奈接受的根据。不公平行为的施行者与接受者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导下共同认同了某些非公平存在的合理性。
　　这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冲击着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不再继续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分配原则，而是改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表述。一方面说明了平均主义的弱化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当时所针对的具体对象已不复存在，再继续使用这一提法已无实际意义，这一提法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应该淡出；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方面的理论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指导性的理论。这一定会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明显的变化，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定位公平的价值和意义。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已有很长时间，早已有了广泛的思想影响，所以对党的十七大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新表述，应加大宣传力度，使之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新的哲学理念。这一新的哲学观一定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