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学.docx

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学
【摘要】 传统中医的医学模式是“思维－ 哲学 ”模式，为探讨中医 现代 化途径和中西医结合的 方法 ，本文从中西医学临床思维过程对比，中西医证候体系的重新建构和规范化，中医辩证论治 理论 体系的客观化标准化，中西医 科学　研究 形式差异互补四方面切入，深入剖析了中西医学的异同和各自优势， 分析 了中医学两千年以来停滞不前的内在原因在于封闭性，概括中医现代化的可取途径，指出中医现代化是科学 问题 的目标规定，是科学问题的方法论规定，必将促进医学科学的进步与 发展 。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中西医对比
　　医学模式是人们对疾病和健康总的特点和本质的概括，它集中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医学研究的方法和水平，传统中医学的模式是“思维－哲学”模式，认为是脏腑、经络、肢体、孔窍等气血调和、阴平阳秘的状态，及机体整体的和谐，而疾病是阴阳失调或这一整体的和谐被破坏，研究对象是 自然 环境相统一的整体的人，是通过临床观察运用理论思维方法而获得的关于人的生理、病理、诊治及预防理论的认识，是侧重于关于医学的科学层性和哲学科学属性的认识。体现在哲学模和思维模两个方面，哲学观念、科学理论和操作技术在中医学中分别处于不同层次。中医学于2000年前，时间上造就了中医陈述方式等落后于 时代 ，但空间上又赋予了其众多西医学所不具备的很有价值的很有科学启迪意义和实用性 内容 ［1］
　　1 中西医临床思维过程有异
　　临床认知思维比较 中医临床认知主要采用直接观察和以象测藏的黑箱方法，感官不足依赖思维补偿，以形象思维为基本形式；西医临床认知材料除外在信息外，主要还有病理改变、致病因素、精密确认，以抽象思维为主导。
　　临床诊断比较 关于推理形式，中西医诊断思维活动都 应用 了概率估计，类型辩认和因果推论三种推理方式，但各有侧重。中医临床诊断中往往不受概率估计大小的限制，医生凭直觉类型辩认，舍其枝节，求其根本，或凭处方反馈；西医概率估计应用普遍，以概率估计最大或最小损失原则来定诊断。关于病因诊断：中医着眼于病邪作用后病变反应状态，非常重视机体病变的反应趋向性分析以及正邪双方消长、相争、进退等相互关系变化，审证求因；西医则病因与疾病间一一对应的前因后果关系，病因为疾病本质的决定因素，以直接发现为主要方法；关于临床思维对比：中医病位判断是在宏观层次上扩展，强调整体性，动态性的特点，西医以病理解剖上特异性机械唯物主义思维特色；关于临床疾病分类对比：中医分类以病名分类和证分类有机结合为显着特点；西医分类方法精确、客观，易于掌握，有交叉重叠逻辑局限性。
　　临床处方思维比较 关于处方常规思维方式，中医临床处方思维有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与辩证论治对病 治疗 有机结合为常规模式；西医主要围绕病名展开，对因治疗、对症治病、支持疗法是西医治疗的思维模式；关于临床处方指导思想比较，中医受整体观、动态观指导，强调综合认识，知常达变，动态决策；西医处方抓基本矛盾，只要病因相同，即使病理改变不同，临床表现大异，处方用药都可以相同，至于个体差异、环境条件完全可以不顾；关于治疗验证比较：中医有一定的笼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有必要向客观化发展；西医具体性、客观性，但仪器观察有局限性。
　　2 中医证候体系的重新建构和规范化
　　中医证候体系形式的超稳定性来源于其 方法 论上的非实质性和古代中医为了超越当时有限的认识手段去把握世界，而通过先验性概念体系，机械性统一理念，形而上学的方法使中医实质上零碎的经验形成虚假的、形式上的统一体系，缺乏可检验性和具有不受检验性，违反了 现代　科学 必须遵循的实证性原理。体系形式本身不存在信息量，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任何证候 发展 均可纳入这一体系，而具有封闭性。中医证候体系形式须完全去掉而代之以从证候临床实际归纳出来的体系形式，进而这个体系形成须根据证候临床实际的不断发展而更新，即实证化，这不亚于一场革命，在近现代，中医证侯体系形式已成为“中医特色”的代表，并因此而受维护。必须明确，真正的中医证候特色存在于具体的证候临床经验之中，证候体系形式只是一件与其毫不相干，并扭曲妨碍其发展的外壳，这一外壳的去除只会有利于证候实质的发展。现代证候 研究 中发现许多新现象如证病关系、潜证、生理性证候、急性虚证、证候实质研究结果都具有使证候学科出现突破性进展的可能，但都由于未想到要冲破现有证候体系形式而未能充分展示其意义，而证候临床实际是重新建构证候体系形式的唯一依据，形成开放的并与现代医学同步的体系。历代医学家对证候的分类规范可认为是证候规范化的第一阶段，特征是宏观认识阶段；在此基础上加入中医现代化的研究 内容 ，包括：验证工作即用现代科学手段验证中医 理论 以揭示其客观内容；新的发现，以中医理论为线索进行研究，对生物医学理论提供新的内容；药物研究，根据历代医家经验，运用现代药 理学 、毒理学研究方法，研制提取现代中药；证病结合研究，是当代中医临床实践主要途径，这阶段特征就是客观性指标及部分定量化指标采用，已进入微观认识阶段。这不是最终阶段，随着中医现代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证候规范化也会不断填充新的内容，进而实现辩证微观化、规范化［2］。
　　3 中医辩证论治理论体系客观规范化
　　关键是辩证的客观标准化指标，辩证与论治是中医诊疗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步骤。中医与患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描述和判断总受一定条件的制约，如医者的知识水平、理论基础和经验长短，患者的病情诉述、精神心理状态和 社会 环境 影响 等，都有可能对中医宏观病理信息的反映和判断带有意向性、随意性和不定性，产生对正确性的偏移，偏离程度越大误诊越多。中医学界名老中医经验就在于能准确抓住证的诊断关键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有效的 治疗 ，我们须一方面从临床上深刻研究，探索证诊断的客观标准化指标包括名老中医的经验，制定系统的客观诊断指标，一方面需要加速发展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的现代化检测手段，如脉象仪、舌象仪等的研制开发和普及，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并进行中医证型的动物系列实验，从动物造模探索证诊断的客观指标及进行发病机制等各种研究，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 分析 研究中医的实质，探讨特异性表现及其演变 规律 。中医的证可产生于各种疾病，临床上应仔细研究与鉴别病与证之间关系，探讨产生证的客观规律， 应用 病证结合及互参方法，制定最佳治疗方案。临床中病证分离，不去研究产生证的客观规律，容易产生见证用药的简单方法，必然影响疗效。现代医学模式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包含病因、病机、病生、病理、临床症状和体征、转变、预后、治疗和预防的全过程。而证是疾病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特征性反映，事物内部本质属性和内在变化规律可通过证而显示出来，但是认识客观事物首先应在总体上加以深刻掌握才能有正确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把握事物各个侧面和具体环节，认识事物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和转化，并清醒地认识到事物各个侧面和环节应处的恰当位置，才能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中医辩证论治的独特作用和效能。当代中医辩证论治体系面临许多新的课题，诸如先天遗传病、代谢系统病、老年退行性病、结缔组织病，药物毒副反应和过敏反应，严重环境污染给人类生命造成的损害，严重平衡失调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有病无证的情况、心功能代偿期、深部肿瘤、隐匿性肾炎等，需要不断加深研究，扩大辩证范围［3］。
　　4 中西医科研的形式差异及互补比较
　　当基础医学未从临床医学具体分化出来以前，整个临床医疗是经验性的，盲目探索和反复试探是唯一方式，20世纪后半叶，随着基础医学对疾病本质认识的突飞猛进，诊治疾病把握度迅速提高，以至于没有科学依据在患者身上采取治疗措施已成为错误，但还有许多病理、药理机制并没有得到揭示，经验方式和理性方式终将互补，现代医学的理性方式是相对的；西医在医学领域引进数理统计方法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其随机、对照、盲法三大原则，设计、衍量、评价三大功用，收集、整理、分析资料三大步骤在 总结 经验，排除干扰，发现规律，提高客观真实性方面已有长足进步，但具有从样本到总体的刻舟求剑之嫌，具有局限性，而运用于心理社会现象时其严格性和实际意义几乎变为不确定，必须探索其他方法，而中医学对此几乎是完全空白，没有群体调查及其资料分析，病因学主要靠臆测和猜想来填补，个案经验偶然性无法排除，缺乏临床指导的可靠性；现代医学进入分子水平，而中医物化技术相对简陋，能力化技术有运用差异、传递困难和内在封闭性的特点。中西医差别与科研形式不无关系，在当代中西医学交流交融也形成必然趋势，在研究方式上现代中医并不满足“黑箱”调控，而西医也并非一味追求“白箱”，在研究途径上，现代中医不满足于个案总结大样本前瞻性观察已成为衡量评价重要前提，西医也并不一味排斥偶然因素和个体差异，在研究手段上，现代中医大量引进精密仪器并提出微观辩证和指标调控，同时西医也借鉴中医诊疗和思路方法［4］。总之，中医现代化是科学 问题 的目标规定，是科学问题的方法论规定，有开放性和协作性原则，它既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实践课题。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实践，在经典中医药学的科学构成、学术水平方面实现向现代 科技 的提高与转化，在经典中医药学的临床医疗技术、技术效益方面实现向现代技术的齐同与赶超。实际上，医学应该是一门 自然 与社会科学间的边缘学科，在医学这门槛边缘，如果没有稠密的突触伸向科学技术文化大系统，那么就意味着医学学科新陈代谢的停滞。
【 参考　文献 】
　　［1］ 何裕民.怎样评价中医学［J］.医学与 哲学 ，1993，1.
　　［2］ 吕爱平.论证候规范化与中医现代化［J］.医学与哲学，1993，10.
　　［3］ 周善明.中医辩证论治理论体系客观规范化问题的探讨［J］.与哲学，1993，10.
　　［4］ 韩巧珍.试论中医多学科研究的引进战略［J］.医学与哲学，1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