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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忧患意识古今论析

　　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战胜挑战意识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它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厌世主义，而是充满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积极有为，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
　　“忧患意识”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充斥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忧患意识”在道德情操方面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孑L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圆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情况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I3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对人们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着特点之一。
　　二、忧患意识在人生价值观方面也有表现
　　战国时期，当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忧患意识”便成为对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列举出许多有成就的人，旨在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例如，舜就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重用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创造了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表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升华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阁，忧患可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则能使人沉沦死亡!
　　孟子认为，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还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这个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要培育高尚的理想和志向。他把这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但这些又不是天生的，是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忧患意识在古代哲学中的渗透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即朝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也是一部论述哲学辩证观的着作。孙子认为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战争中，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就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做事，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上就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一直受到忧囤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中国历史一h“忧患意识”影响极其深远，它不是个人的一时感言，也非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忧患意识彰显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弭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着名的《治安策疏》。此时西汉建政已有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作者观察洞庭湖的景观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欧阳修为范仲俺所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乃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之所在。
　　五、“忧患意识”催生改革的要求
　　明清之际，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1667年，黄宗羲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着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称那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把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着《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着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18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多年，此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短暂稳定之中。专制主义的多方打压使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尝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而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狂潮开始猛烈地涤荡这个东方的天朝帝国，具有良知的先进人士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龚自珍的诗文就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养料。革命先驱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诚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建立之时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籍以时刻提醒国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突出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还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了深刻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的新的不安全因素却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