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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利益集团收入的关注与贸易摩擦的形成——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借鉴社会关注模型中的观点，即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时会关注特定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并结合保护待售模型，在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一国政府出于维护国内进口或出口利益集团利益的目的，会选择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引发贸易伙伴国之间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冲突，出现贸易摩擦，其中政府给予利益集团福利的权重以及利益集团代表的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对政府贸易政策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利益集团，贸易摩擦，社会关注模型，保护待售模型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贸易摩擦也越加频繁。贸易摩擦主要表现为贸易伙伴国之间在贸易管理方面发生的冲突，严重扰乱了世界市场秩序，阻碍了国际经贸的发展。在贸易摩擦产生的成因中，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本文是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探讨贸易摩擦的成因，将政治因素内生化，从而能反映出现实中政治因素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一、综述
　　关于贸易摩擦的成因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摩擦是贸易伙伴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着名学者Bhagwati(1988)认为，一般说来随着一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出口额及增长很难被其他国家所接纳，继而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出现。Krugman(1987)在分析美日贸易摩擦的根源问题时认为，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出现：一是日本的贸易结构问题，日本在制成品贸易方面存在着巨额的盈余；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出口的高速增长，如1973—1985年间，日本的出口额增长了154%，是同期德国的倍。Samuelson对此则提出贸易摩擦的出现是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学者Miyoshi(1987)将美日贸易摩擦归因于日本的贸易不平衡以及美国在国际竞争力上的衰落。余丙雕(1994)认为日美经济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战后长期以来日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造成不平衡的根源在于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要快于美国。赵春明(1994)认为日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是日美之间消长起落的经济实力对比和日本贸易立国的战略。樊勇明、贺平(2006)认为日美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证明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
　　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摩擦的产生不仅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存在政治因素的影响。雷达等(2002)以国际钢铁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博弈。朱启荣等(2004)的研究认为当美国取消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限制后，美国纺织行业的相关厂商利益受到冲击，因此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表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贸易保护的要求。李丽(2005)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手段，更是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手段。她以美国的劳联产联通过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劳工待遇问题来阻挠中国人世谈判为例，分析了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王亚飞(2006)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新老核心区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等方面的冲突(Gilpin，1975)、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Katzenstein，1978)、落后的贸易伙伴进步超过了某一临界状态(Gomory and Baumol，2000)等都将引发贸易摩擦。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中，既关注一般选民的利益，又重视来自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国内政治决定了政府的保护行为(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贸易保护、自由化及报复的过程是外国寻求保护的政治市场与本国决定报复以应对外国保护的政治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Gould and Woodbridge，1998)。
　　本文受到Corden(1974)提出的社会关注模型思想的启发，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在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分析贸易摩擦的成因。保护待售模型指出，政府在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的过程中，对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献金赋予特殊的权重，从而将目标函数设定为全社会福利与政治献金之和。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形成两阶段非合作博弈，最终得出的均衡解为政府选择的贸易政策。该模型实质上是政府作为“公共代理人”将不同的贸易政策进行菜单拍卖”，以换取政治捐献，并同时尽可能维护普通选民的利益。近年来很多学者在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和研究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例如盛斌(2002)将保护待售模型应用于中国工业的贸易保护结构分析，在他设立的政府目标函数中，政府要在价格变动对生产者的收入影响与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之间进行权衡。本文的模型也遵循保护待售模型的研究框架，但是在关键的政府目标函数设定中，我们受到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理论模型——社会关注模型的启发。社会关注模型由Corden于1974年提出，从政府对社会收入关注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贸易保护政策的形成。在社会关注模型中Corden将社会福利函数称为“保守的社会福利函数”，认为政府应“避免某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因贸易而出现实际收入绝对大幅下降的情形。”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假定一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十分关注某些利益集团的收入状况。另外，虽然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收取政治献金已经制度化，但从现实出发很难确切界定某些政治体制下利益集团对政府游说的形式，因此忽略了利益集团对政府提供政治献金的影响，而将政府的目标函数简单地设定为全社会福利以及政府关注的某些利益集团福利的加权之和，即G=W+λWi其中W为全社会的福利函数，Wi为政府关注的利益集团的福利函数，λ为政府赋予该利益集团收入的特殊权重。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具体的小国特定要素模型。
　　二、模型
　　在需求方面，假设本国居民具有相同的独立偏好，个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个人拟线性效用函数为：
　　其中xo是基准商品0的消费量，戈是第i种商品的消费量，i=l，2，…，n为可贸易商品的种类。函数ui(·)可微、递增、严格凹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消费商品i=l…n，数量为Xi=Di(pi)，支出水平为I，则
　　将该式代入(1)式有

　　其中V(p，I)为间接效用函数。消费者剩余为

　　供给方面假设基准商品0的生产仅由一单位劳动制造，因此工资是固定的。N个行业的生产函数为，其中资本Ki对于每个部门是特定的。给定每个部门生产价格pi的条件下，该部门特定要素的收入为：
　　每个行业的最优产出为。pi和分别为第i种商品的国内和国际价格(外生变量)。，当时，ti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等量”保护率之和；当时，ti＜0则为进口补贴。
　　另外假设政府必须运用贸易政策影响经济中利益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而且政府只能选择关税和补贴政策。经济中的所有人口为N，Mi为本国的净进口，即，因此本国总的净关税收入为：
　　政府把这些关税收入作为转移支付再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个行业的特定资本所有者收入可以分为四部分：利润、单位工资收入、消费者剩余以及再分配的关税收入。因此，个人的福利函数为：
　　其中Si为个人在第i种商品生产的特定要素利润分配中所占的份额。
　　每个行业整体的福利函数Wi可以表示为

　　其中1为该行业的人口数。全社会的福利函数则为全社会的个人福利函数总和，即

　　本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除了考虑全社会福利状况外，会对社会中特定利益集团的收入状况给予特殊关注。假定本国政府选择进口竞争集团的收入状况作为其关注的对象，目标函数G为

　　其中Wi为进口竞争集团的福利函数，参数α是政府所赋予进口竞争集团收入的权重与全社会福利权重的相对比例，假设。
　　外国的情况与本国的情况非常类似，只是在设定外国政府的目标函数方面稍有不同。我们假设外国政府对出口集团的收入状况给予特殊关注。因此在外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中除了全社会福利外，对出口集团的收入也赋予了一定的权重；外国政府目标函数G*为

　　参数δ的含义与本国政府目标函数中参数α类似，为外国政府所赋予出口集团收入的权重与全社会福利权重的相对比例。
　　三、推导及分析
　　(一)政府目标最大化条件下本国政府的最优贸易政策
　　在政府目标最大化条件下，均衡的贸易政策应该满足一阶条件：　
　　令1/N=βi为进口竞争集团所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得到本国均衡贸易政策的表达式为

　　从而均衡关税为：
　　由于，而，因此。
　　根据(14)式，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βi=1，即全社会成员都属于某个进口竞争集团时。最优的关税，此时本国政府关注进口竞争集团的福利等同于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因此自由贸易就是贸易小国的最优政策选择。而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人口不可能全部集中在进口行业中，因此从本文的模型得出自由贸易通常不是一国政府的最优政策，而保护贸易则是相当普遍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2.α=0，即本国政府没有对某个进口竞争集团的收入给予特殊的关注。本国政府的行为符合传统的追求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情形，最优关税为零。
　　3.当0＜βi＜1、α＞0，本国政府的最优贸易政策是对产品i征收进口关税。这意味着当i行业的进口竞争集团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政府如果对该行业进口竞争集团的收入予以特殊关注时，保护贸易政策就是最优的选择。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夕阳产业”，政府不能无视他们在竞争中的弱势而任其福利状况恶化下去，因此就会对该行业提供贸易保护。虽然保护待售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政府看重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献金，但不容否认的是，政府不能完全被政治献金所左右，即使某些部门没有提供献金，政府也可能会出于避免某些利益集团因贸易出现收入绝对大幅下降而进行保护。
　　4.考虑特殊情况βi≈0，此时。这表明即使某个进口竞争集团所占人口比例很小，本国政府也可能征收进口关税。这进一步印证了政府对某一进口竞争集团收入的关注是实行保护贸易的重要原因，也是发生贸易摩擦的根源所在。
　　(二)本国征收关税以后，外国政府采取的贸易政策
　　当本国政府对进口品i征收较高的关税后，外国出口i的利益集团收入也将会发生改变。假定外国出口行业的利润i为，因此当本国征收关税后，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外国该出口行业的利润将下降，即，从而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相应的出口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也将会降低，即。
　　由于本国征收关税后，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根据(11)0，外国政府的福利水平也随之降低，即＜0。假设外国政府只能选择贸易政策工具来改善其福利状况，外国政府要改善自身以及出口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可以选择的贸易政策工具有两种，增加进口关税(从而可能会增加关税收入)或直接对出口行业提供出口补贴s。分别比较一下这两种政策的效果，对增加进口关税来说，如果提高进口关税税率，进而能够增加关税收入的话，根据外国政府的目标函数(11)式，外国政府的福利将会改善。但由于增加进口关税将会造成进口水平的下降，最终是否真的能够增加一国的关税收入还将取决于进口需求弹性等因素。因此通过增加进口关税途径来提高外国政府的福利状况，效果不确定。我们将着眼点放在外国政府提供出口补贴的情形。当对i产业实行出口补贴政策以后，可以立即增加出口部门i的收益，改善该出口部门的福利状况。但由于该政策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投入，因此需要对政府的目标函数变动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此时该外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变为

　　从(16)式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δ-1，如果其国内生产及消费情况等均保持不变，外国对出口部门i提供补贴时，外国政府为达到提高自身福利的目的而选择出口补贴政策的前提条件为。这意味着当外国政府所赋予出口竞争集团i福利的权重相对高于全社会福利权重时，，外国政府就会选择出口补贴作为最优的贸易政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最初本国政府出于维护进口利益集团收入的原因而提高了关税，继而外国政府为了避免出口利益集团收入的下降不得不对其出口提供补贴。补贴后的外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对本国进口竞争集团的利益冲击会更大，本国政府因此可能会进一步采取其他贸易政策如配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来限制贸易。可见，两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收入会在贸易政策方面进行较量，贸易摩擦的发生自然就难以避免。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纺织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员多，容易得到政府的关注和同情。美方挑起纺织品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影响到美国近百万蓝领工人的就业，使得1300家纺织服装工厂有倒闭的危险，美国因而启动纺织品特保措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以保护纺织部门。对于中国来说，纺织业的地位也举足轻重，贸易摩擦冲击很大，直接影响1900万中国纺织工人的就业，以及上亿提供纺织品原料的农民。因此中国政府也不会坐视纺织业边型益周贸易摩擦而受损，为了减轻纺织业面临的压力，中国虽然没有为其提供出口补贴，但对81项纺织品取消了出口关税。此后，美方又持续对多种中国纺织品进行限制。由于贸易摩擦的升级对双方均为不利，经过七轮的艰难谈判，中美双方最终就纺织品问题达成了协议。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表明，政府对利益集团收入的关注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此外，贸易摩擦出现以后，各国政府通常需要通过贸易谈判来调和他们之间在贸易政策方面的矛盾。在贸易谈判的过程中，政府也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1999)研究了利益集团对不同谈判阶段的影响。在正式的谈判前，各国政府和利益集团会在国内进行协商以确定兴趣所在、优先事项和可能的妥协方案。在谈判过程中，利益集团还会参加到政府与政府间的讨价还价中，他们会游说谈判者，使政府对不同政策的偏向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在谈判中，政府完全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的情形很少见，政府将会考虑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约束。因此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利益集团的作用不可小觑。
　　综上所述，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日趋复杂，各国间如何协调急剧增多的贸易摩擦问题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在政府背后的利益集团既可能是贸易摩擦的“系铃”之因，同时也可能是“解铃”之匙。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和避免贸易摩擦对经济造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