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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

　　论文摘要：近年来部分大众传媒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规范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应该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却明显滞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即是一个极为英明的战略。该战略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是高瞻远瞩的。
　　在推进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媒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握与规范大众传媒的作用，确立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对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对于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文化学家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要掌握前人所创造的文化知识，学会利用前辈们积累的社会经验。掌握文化知识可以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和自我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大众信息手段——广播、电视和报刊所起的作用也很大。”［1］生活中，大众传媒不仅成为了解信息传播文化的媒介，更成为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市场手段引入到大众传媒的改革中，“将市场经济引发的灵感发挥到更广泛的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建立传媒产业的理念，包括规模经济、传媒集团、市场细分、资本经营等。这些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和传媒改革的重要构成，而且，党和政府经过多年后置式的选择自上而下的创新实践、打击违规行为之后，也开始呈现基于这种市场导向的话语而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和态势”。［2］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独立承包、自负盈亏、经济效益等成为大众传媒转型中的一些关键词。大众传媒在过于注重大众传媒产品的商品性质的同时，却忽略了诸多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在一味迎合市场过程中，从以往党的喉舌与工具，突然转到大众的娱乐工具。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失重，构成了某些大众传媒从脱离现实的崇高，落入倾心市场的媚俗境地，以致于形成了某些大众传媒误导社会与大众的偏向。
　　以电视节目为主分析近年来某些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大约主要呈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市场经济左右下，大多数电视台减少了文化类节目，而增加了娱乐类节目，构成了新闻、电视剧、娱乐类节目为主的荧屏结构。据统计，中央电视台15个频道的综艺娱乐节目占据了全国%的收视份额，湖南卫视占据了%的收视份额，排名第二。湖南卫视以“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为目标，突出“快乐中国”的理念，其《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谁是英雄》、《超级女声》等节目如一阵“快乐旋风”刮遍全国，掀起了快乐、欢乐的热潮。但是在娱乐性节目中明显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提出“娱乐至死”的口号中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在娱乐大众的口号中却常常呈现出“愚乐”大众的境况。重庆卫视的电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被勒令停播，就呈现出节目在过度娱乐化中，内容格调低下、曲目庸俗媚俗的状况。
　　第二，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大众传媒呈现出迎合市场迎合受众的趋向，缺乏在普及中提高的视野，却注重迎合世俗趣味，往往呈现出低俗化倾向。“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在躲避崇高中推崇轻松惬意，在漠视严肃中恣意挑逗调侃，从轻松滑向轻浮，从通俗堕入庸俗，从求新趋向猎奇。在某些电视真人秀竞技节目中，眼睛喷火、腿上切肉、滚钉板、吞毒虫等场景的实播，在充满猎奇性的节目中令人不忍观看，在感官刺激中产生视觉污染。甚至新闻报道也呈现出低俗化的倾向，故意渲染一些残暴凶杀案的细节，津津乐道于某些人间悲剧的色情与暴力，将人们痛苦的经历戏剧化、娱乐化，在不择手段的市场竞争中呈现出低俗化倾向
　　第三，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为了迎合受众进而掌控市场，某些大众媒体揣摩受众追逐时尚的心态，将关于名人、明星的节目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化娱乐新闻成为一些大众传媒的主打内容，窥探明星隐私、爆炒明星绯闻就成为某些大众传媒的制胜法宝，或捕风捉影、危言耸听，或道听途说、张冠李戴，或断章取义、别出心裁，或夸大其辞、哗众取宠，在满足受众的时尚心态、追星心理中，扩大市场的份额。充溢着个人性生活细节的木子美日记的窥视热潮，矫柔造作的芙蓉姐姐的粉墨登场，刘亦菲堕胎变性的恶意谣言，刘晓庆离婚假新闻传播等，连篇累牍的明星逸闻花絮构成了大众传媒的极端窥秘化倾向，使大众传媒成了飞短流长、打探隐私、传播绯闻、炮制奇谈怪论的孳生地。
　　第四，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大众传媒应该具有社会的公信度，注重真实性应该是其基本行业准则。近年来，在道德失衡、有偿新闻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假新闻屡屡见诸新闻媒体。2007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訾北佳编造《纸做的包子》的虚假新闻，北京某报《〈艺术人生〉被令限期自救》的虚假消息，在无中生有中煞有介事，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07年的“陕西野生华南虎”、2008年的“平江野生华南虎”事件，成为令人不齿的假新闻。这些由地方行政机构、投资商与大众传媒合谋的假新闻事件，导致一些经济利益市场效应的追求中呈现出虚假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声誉。
　　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就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3］在商业化的左右下，传媒改变了公众领域的结构与公众性的原则。虽然，如上所述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仅仅为某些媒体的作为，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文化教育、舆论监督与社会导向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必须要充分关注与克服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
　　二
　　大众传媒的负面性影响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引导受众又可能误导受众，既能整合社会也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既能教育人又可能造出一批庸人，既能娱乐人又可能毒害人的身心健康。［4］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娱乐化倾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削弱大学生的辨别力和批判精神、降低大学生的审美情趣、鼓吹新潮时尚而抛弃节俭实惠、使大学生的社会观呈现出世俗性。［5］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因此，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必须注重引导大众传媒正确健康的舆论方向。
　　在倡导注重大众传媒的正确健康的导向中，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与艺术特性，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大众传媒进入消费时代后，大众传媒多元化发展无可厚非，不能简单否定传媒的娱乐性，但是必须强调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在弘扬主旋律中也不反对非主旋律的作品，在注重大众传媒的教育意义中，也不反对其消遣作用和娱乐作用，但是必须具有某种度的规范，尤其应该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在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的支助下，扩大与拓展文化作品的艺术深度，尤其注重文化娱乐性作品的艺术特性，反对与避免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而应强调作品的艺术品质。
　　其次，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哈贝马斯认为，“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6］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之公器有其独特的社会责任。早在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就制定了《报业规则》七条，规定了报业的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信、公平、正直、庄重，明确反对和谴责报纸假借道德之理由，对于社会伤风败俗、如奸淫、掳掠之犯罪事实着意描写，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感情的行为。在大众传媒中必须强调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不仅注意文化的普及，更强调文化的提高，反对大众传媒的低俗化倾向。
　　再次，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强调具有时尚风格的传媒作品的精品层次，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在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中，必须不断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将政府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将政府审核与行业自查结合起来，在政府监督、行业规范、社会舆论三者的结合中，落实传媒的把关意识与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传媒作品的档次，在注重传媒作品的时尚性的同时，更注重作品的文化层次，在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中，反对一味模仿拷贝的现象，注重具有创意的独创性作品的推出。在文化娱乐性节目的设计中，注重保护个人的隐私，反对一味猎奇猎艳，反对娱乐性作品的窥秘化倾向。
　　最后，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强调传媒人员的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力中反对虚假化倾向。作为从事社会之公器工作的传媒人员，应具有独特的职业规范，尤其新闻工作者必须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在大众传媒中强调传媒的公信力，即以社会责任为己任，通过大众传播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资讯而获得的社会普遍认同。媒体的公信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其要义在于实事求是地传播新闻、坚决杜绝虚假新闻。传媒人员必须具有行业自律精神，在社会的监督过程中加大对于虚假新闻的打击力度，建立大众传媒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加大假新闻的媒体问责制，在注重提高传媒的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坚决杜绝虚假新闻的产生。
　　有学者对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作了勾勒，认为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了制度均衡时期，建立了稳固的党的新闻体制；改革开放后，打破了这种均衡，形成了媒体主动开发财源的现象；传媒与广告共生时期，传媒从单一承担政治使命的宣传工具，转变为辅佐政权与营利的双重角色；传媒集团发展时期，在全球传媒进入与市场经济的威胁下，努力有效地将市场机制吸纳到国家控制的传媒产业中。 ［7］在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中，虽然传媒的形式与结构的方式有所变化，但是传媒的基本特性仍然没有变，作为国家舆论与社会公器的特性仍然是大众传媒的基本性质。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大众传媒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导向作用，只有加强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才能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文化产品中，引导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健康迅速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与社会风气，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留下诸多文化精品。
　　参考文献：
　　［1］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 文化学. 王亚民、宋祖敏、张静萱、王翠译.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3.
　　［2］［7］潘忠党. 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 文化研究.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9-10.
　　［3］［6］于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5、 224.
　　［4］夏凡. 试论大众传播的误导.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