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docx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正文】 山东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是传统的农业区，自春秋战国直到唐宋，山东一直居于全国经济发展前列。12-14世纪的数百年间，山东几经战乱兵燹，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破坏，经济地位严重逆转。进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垦为山东经济的重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京杭运河山东段的浚通推动了鲁西平原商品经济率先起步；而明中叶赋役制度的变革则为山东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明中叶开始，山东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明代中叶山东人口仅740余万，清代嘉庆年间增至2890余万，道光年间突破3000万，清末更达3700余万1，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口大省之一。从明代中叶到清末，三百余年间山东耕地面积从57万顷增至110余万顷2，增加了一倍；而人口则翻了两番还要多，人均土地从明代的亩降至仅3亩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山东的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这三百余年间山东经济的发展使土地的负载能力大大地提高了。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布局的优化，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运输业在山东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山东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这一变化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及其经济收益，同时也提高了种植业的商品化程度，将小农与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粮食种植最主要的变化是两年三熟制的普及，而这一制度得以推广又与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3 山东两年三熟制的搭配是以麦-豆-秋杂轮种为主。康熙巨野县志记载：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约二麦居六，秋禾居四，二麦种于仲秋，小麦更多，先大麦播种，历冬至夏五月收刈，大麦先熟，小麦必夏至方收；秋禾以高梁、谷豆为主，其次黍稷，沙地多种棉花，芝麻与稻间有种者；初伏种豆，末伏种荞麦，多用麦地，俱秋杪收刈4。咸丰年间沂水县令吴树声沂水桑麻话记载的是鲁中沂州府一带的情况：坡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两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无论哪一种搭配都是以豆麦复种为中心，即先种越冬小麦麦收后复种大豆，晚秋收获翌春种植大秋作物，如高梁、谷子、棉花等等。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优价高，是北方旱地农业中收益最高的作物；小麦又是越冬作物，农历八月播种，来年五月收获，可合理利用地力、农时。大豆则生长期短，且有很强的固氮作用，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在两季大粮作物中插入一季大豆，可以在不增加肥料投入的前提下提高土地总产量，在经济上是十分划算的。正是由于麦豆复种的这一优越性，使其经过长期发展最终成为山东两年三熟制的核心，而明清时期山东粮食种植的发展变化，也正是这一种植结构的调整过程。 明代山东税粮征收分为夏、秋两季，夏税征麦，秋粮征粟。山东280余万石税粮中，夏税麦85万余石，占13，秋粮粟近200万石，占235，这反映了宋元以来山东粮食作物结构中粟，即谷子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崇祯历乘也说：北人以粟为主，粟收遂称大稔。6自明中叶前后这一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小麦种植面积的大幅度增长，这一变化以农业种植条件较好的鲁西南平原开始最早，也最为显着。如万历19年，在曲阜县孔府屯庄张阳庄的161亩分种地中种麦66亩，占；顺治10年汶上县孔府12个屯庄的1220余亩耕地，共种植小麦亩，种大麦亩，两者合计已占播种面积的，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 表1顺治十年汶上县孔府屯庄二麦种植比例统计屯庄耕地面积播种面积复种率种植小表陈家闸%胡城口%马村庄%高家庄-罗庄%鹿家庄%疃里庄%檀家庄%游村庄%西平原庄-东平原庄%所庄%合计%占耕地面积%占播种面积%屯庄种植大麦二麦合计占耕地%陈家闸%胡城口%马村庄%高家庄%罗庄%鹿家庄疃里庄%檀家庄%游村庄%西平原庄-%东平原庄%所庄-%合计%资料来源：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1册，第44150页各庄春秋总账统计。 孔府所占土地可能土质较好，故种麦比例较高，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般情况。康熙巨野县志记载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约二麦居六，秋禾居四7；峄县志亦载，二麦则阖境有之，视他禾十居六七8；稍晚的记载如乾隆年间鱼台县，谷之品，惟麦收独厚，小麦尤多9；光绪时菏泽县通计小麦居十之六七，余谷居十之三四10。鲁北平原种植比例稍低于鲁西，但也达50左右。如嘉庆年间寿光县，十亩之田必种小麦五亩，其收早而利赢也11。甚至土质条件较差的山东半岛招远县，冬小麦所占比重也已是大率于百谷居十之四云。12 冬小麦种植的发展是两年三熟制实行的基础；大豆种植由春播复种的转化使两年三熟制的实行从可能变为现实。 山东大豆种植由来已久，品种甚多。不过，山东大豆种植原是以春播豆为主，而春播豆三、四月份下种，不适合麦后复种。明清时期山东大豆种植有一个由春播为主到夏播为主的转化13。这一转化过程在鲁西、鲁北平原开始较早，估计约在明中叶前后，到万历年间东昌府恩县一带，黄、黑、绿诸豆已是俱五月初种，九月中收14；清康熙年间淄川蒲松龄农桑经更进一步总结麦茬复种大豆的经验，五月留麦茬骑垄耩种豆，可笼豆苗。在东部的山东半岛这一转化可能稍晚，清初，三月种大豆仍是较为普遍的农作习俗。15 麦地复种大豆比例的提高直接影响着两年三熟制的普及率。如康熙年间邹县毛家堂100亩耕地中，每年约有70亩左右种植冬麦，其中约有20-30复种大豆，70左右休耕；夏家铺的比例稍高些，在38亩耕地中一般总有20亩种植小麦，麦后复种大豆者10-15亩，另有少数麦地复种荞麦，麦地复种率约70，休耕部分为30。乾隆年间美化庄790余亩耕地中冬小麦种植多为400-500亩，约占耕地面积的60；麦地复种有明显提高，复种大豆占麦地的80，另有10左右复种晚谷、晚黍、荞麦等，休耕地只有百分之五、六了。16总之，麦地复种均以大豆为主，其他作物比例十分有限，故大豆复种率的提高直接关系着耕地复种指数，上述毛家堂、夏家铺二庄的复种指数分别为120和140，而美化庄则已超过150了。 关于山东两年三熟制的发展，有同志认为始自雍乾之际17，笔者上述考察显示，明代后期至少在鲁西平原的兖州府、东昌府已经实行。如顺治10年汶上县孔府12个屯庄中有10个实行了复种，平均复种指数为；此时的山东还处于明末战乱破坏后的恢复时期，故复种应是沿明代旧例。万历年间东昌府恩县一带夏播大豆的普遍化当也与麦后复种有一定的关系。至于两年三熟制的普及当是在康熙中叶乾隆年间，这显然与山东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密切相关，上举邹县、汶上县屯庄康熙二十年代麦后复种尚有间歇，到三十年代渐趋稳定，乾隆年间复种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又如，雍乾之时皇帝本人对山东麦收之地能否适时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8也十分关心，时有垂问，宪庙朱批谕旨及清高宗实录对此多有记载。显然，此时两年三熟制已成为山东全省一种普遍的种植方式了。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使小麦、大豆取代粟谷成为山东主要粮食作物，提高了小农的经济收益。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位最高，市场需求也大，价格大大高于杂粮。山东民食以高粮、谷粟为主，而小麦主要是作为商品出售的，粜精籴粗正是小农提高土地收益的重要手段，每到麦收季节，外地商人纷纷赴山东收购小麦外运，或籴麦踏曲，故民间多有一麦抵三秋，一麦胜三秋之谚19。大豆种植也主要是为出售的。如临朐县志言，黄豆黑豆最为民利，与麦同重。农人有田十亩，常五亩种豆，晚秋丰获，输租税，毕婚嫁，皆持以为资。岁偶不熟，困则重于无禾20。山东大豆自明代即向江南大量输出，清乾隆年间大豆的输出量每年约在二百万石左右21。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使山东农业种植实现了从一熟制向两年三熟制的转变，从而提高了土地复种率，使同样面积的耕地可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方面适应了清代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提供了可能。下面，我们就具体考察山东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山东经济作物的种植首推棉花。明王朝建立之初即推行指令性植棉政策，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22，这一政策对山东棉花种植的迅速推广起了很大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显然是植棉的经济收益。如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方，其利甚溥23；万历东昌府志则言高唐、夏津、恩县、范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24。又如兖州府郓城县，土宜木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25；济南府临邑县木棉之产独甲他所，充赋治生依办为最26。据笔者统计，嘉靖万历年间山东六府104州县中，见于史籍记载的植棉州县已有40余个27，约占州县总数的40。清代山东植棉进一步发展，植棉州县增至90余个，达州县总数的87；特别是专业化、大面积种植得到很大发展，一些棉花主要产区棉花种植已占相当的比重，出现了粮棉并重，乃至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如康熙年间鲁西南曹县，木棉之利几与九谷平分轻重28；乾隆间，鲁北沾化县通县所赖惟小麦、棉花二种29。在鲁西北棉区棉花种植比重更高，清平县棉花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30；夏津县则以棉花收成的好坏作为衡量年之丰歉的标准31；高唐州更是种花地多，种谷地少，道光年间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引起地方政府的极大担忧32。大体而言，到清代中叶近代山东三大棉区已基本形成，依次为：鲁西北棉区，以高唐、临清为中心，包括夏津、清平、恩县、冠县、武城、馆陶、丘县、堂邑等州县；鲁北大清河棉区，以滨州为中心，包括惠民、乐陵、蒲台、利津、沾化、商河以及博兴、高苑、临邑等州县；鲁西南棉区，包括曹县、郓城、巨野、单希地、定陶等州县。果树种植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山东果树种植以枣梨为最.核桃、柿子等次之。嘉靖山东通志称，梨六府皆有，出东昌临清、武城者佳；枣六府皆有之，东昌属县尤多商人先岁计其木，夏相其实而值之，货于四方33。平原、恩县两县接壤的马颊河西岸临河一带，北自梅家口、董家口，南至津期店凡五六十里多种植果树，枣梨桃李之属获利颇多34。甚至有专以果树种植为业者，每岁以梨枣附客江南，以出售果品的收入开支全家衣食日用所需和交纳赋税35。运河沿岸的临清、聊城、张秋、济宁、峄县等都有果品集散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山东经运河输往江南的枣梨等干鲜果品每年即有五六十千万斤之多36。青州府益都、临朐等县所产果品以核桃、栗子、柿饼为多，柿树盈亩连陌，其果实加工为柿饼，与核桃、粟子等一起贩之胶州、即墨，海估载之以南，远销江淮闽粤，颇为民利37。表2清代山东烟草种植分布年表鲁西南平原鲁西北平原鲁北平原清滋阳(顺治)冠县(康熙)寿光(康熙)中济宁州(康熙)馆陶(乾隆)阳信(康熙)叶鱼台(乾隆)章丘(乾隆)沂水(道光)前曲阜(乾隆)乐陵(乾隆)开菏泽(嘉庆)德平(乾隆)始巨野(道光)长山(嘉庆)种城武(道光)商河(道光)植东阿(道光)鲁中山区山东半岛清蒙阴(康熙)潍县(乾隆)中泰安(乾隆)高密(乾隆)鲁西南平原鲁西北平原鲁北平原鲁中山区清金乡(同治)淄川(光绪)临朐(光绪)宁海州(咸同)中嘉祥(光绪)新泰(光绪)黄县(同治)叶邹县(光绪)莱芜(光绪)栖霞(同光)以宁阳(光绪)肥城(光绪)昌邑(光绪)后峄县(光绪)掖县(光绪)开郓城(光绪)始朝城(光绪)种范县(光绪)植单县(光绪)东平州(光绪)合计:42州县资料来源：据各州县方志。括号中是始见于记载的年代。山东烟草种植始于清初，大约以滋阳、济宁一带种植最早。据康熙滋阳县志记载，烟草滋阳旧无，顺治年间城西乡民试种之，相习渐广；到康熙年间已是遍地栽种，每岁京客来贩，收买不绝，颇为滋阳民利38。济宁烟草种植最晚在康熙年间，乾隆时烟草种植已开始与粮食作物争劳力争农时，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大约膏腴尽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39。青州府寿光县烟草种植也是从济宁传去的，康熙年间有济宁人移居寿光，购种在当地种植，获得甚赢，于是邑人转相慕效，不数年而乡村遍植，负贩者往来如织40。他如济南府的章丘、长山、德平，山东半岛的潍县、高密、黄县、宁海，以及兖州府、曹州府的大部分州县。清中叶前后都相继种植烟草。到清末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推广美烟种植之前，山东已有40左右的州县种植烟草，其中以兖州府之济宁、滋阳、宁阳、邹县，青州府之临朐、寿光、莱州府之潍县所产较丰。表3清代山东花生种植分布年表鲁西南平原鲁西北平原鲁北平原鲁中山区山东半岛宁阳(嘉庆)临清(乾隆)陵县(光绪)费县(乾嘉)海阳(嘉庆)巨野(道光)丘县(乾隆)德州(光绪)益都(道光)平度州(嘉庆)城武(道光)冠县(道光)平原(光绪)蒙阴(咸丰)安丘(嘉庆)金乡(同治)恩县(光绪)齐东(光绪)沂水(咸丰)胶州(道光)朝城(光绪)高唐州(光绪)淄川(光绪)兰山(光绪)即墨(同治)郓城(光绪)清平(光绪)禹城(光绪)临朐(光绪)黄县(同治)嘉祥(光绪)齐河(光绪)肥城(光绪)潍县(光绪)邹县(光绪)新泰(光绪)诸城(光绪)滕县(光绪)莱芜(光绪)高密(光绪)峄县(光绪)昌邑(光绪)范县(光绪)合计:43州县资料来源：据各州县方志。括号中是始见于记载的年代。此外，染料、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在明清时代也有较大的发展。丘陵山区及贫瘠土地的开发利用棉花、烟草种植对耕地条件要求较高，故多集中于平原沃壤。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平原区人口密度翻了两番，就连明中叶还是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的沂州、登、莱三府41到清代中叶也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不足4亩。山东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1/3，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如何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土地，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对鲁中山区、山东半岛丘陵山地的开发利用，以发展山蚕养殖和花生、蕃薯的引种、推广最为有效。山东自古为蚕桑之地，史称齐鲁千亩桑麻，自汉唐历宋元，乃至明初仍是全国重要桑蚕区之一。明中叶以后山东桑蚕业逐渐衰退，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自14世纪起华北平原气候转冷，年积温下降42。不利于桑蚕生产；另方面显然是由于植棉的推广，棉花日益取代丝绢成为衣服的主要原料，植棉的经济收益亦属可观。而山蚕业的发展与桑蚕业的衰退恰形成鲜明对照。山蚕，山东古亦有之，明末清初开始由野生发展为大规模人工放养。据乾隆年间张崧山蚕谱序言，山蚕盖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则以为瑞。宋元以来其利渐兴，积至于今人事益修，利赖日广。立场畜蛾之方，纺缚织衽之具踵事而增，工埒桑麻矣43。宋元以来数百年间积累的经验，为清代山蚕养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放养山蚕虽需人工，但与家蚕相比却是工省利厚；同时无论丘陵山地，只要可种植槲、椿、柘、柞等树之处均可放养，不需占用耕地即可获厚利，故清代发展十分迅速。山东的山蚕业主要分布于鲁中山区的沂州、泰安二府和山东半岛青莱登三府的部分州县。康熙时人张新修所着齐雅记载，山桑，叶大于常，登莱青兖四府凡有山谷之处无不种植。不论顷亩，以一人所饲为一把手，有多至千手之家。不供赋税，坐享千金44。康熙年间沂州府已是各属山中多种树畜蚕，名为蚕场，弥山遍谷，一望蚕丛45；又有记载说，山蚕，齐鲁诸山所在多有，而沂水所产为最46。稍后，登州府山蚕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各州县农户均以养蚕为业，种柞为本，依此山茧以为养生之源47。除民间自行传播外，山东地方官也加意提倡。乾隆24年山东巡抚阿尔泰下令济南、泰安、兖州府属各州县地方官购买勃罗树种，发给百姓种植以发展山蚕养殖48。此项措施很快收到了相当的实效，如乾隆47年泰安县志即载：槲叶可饲蚕，谓之山蚕，织绸谓之山绸。向惟莱芜有之，近特收橡种发给贫民，设法劝种，七属山麓殆遍。槲之大者为橡，故俗呼橡子树，饲蚕宜小树，土人所谓勃罗科也49。山东半岛莱州府宁海州种柞养蚕，也是乾隆年间知州李湖所倡导，邑民世受其利，故立生祠以祀之50。花生在山东的引种、推广稍晚于烟草，大体始于乾嘉年间。引种最早的当推鲁西北运河沿岸的临清、丘县，乾隆年间已见于记载51。可能是由于大面积植棉的缘故，鲁西北虽引种较早，但真正推广却已是光绪年间了。花生对土壤要求不高，在耕地条件较差的山东半岛和鲁中山区更能够显示其经济效益，故推广较快。山东半岛多是在嘉庆年间开始引种，如安丘县嘉庆十年以后始有种者，获利无算，以致汶河两岸原不宜五谷的废田因种植花生获利，反被视为膏沃之地了52；胶州也发展较快，道光25年州志即称，州境南鄙以蕃薯蓣为食，东以落花生代稼53；平度州花生种植系嘉庆末年知州周凤云所教，同治间州人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美国花生种，子粒硕大，遂改种美种花生，光绪时则连阡陌矣54。咸丰年间山东半岛花生已有输出，郭嵩焘在即墨金家口港就见到小车运载豆饼、花生上船以数百辆计，填塞街道55。鲁中山区的益都、临朐约在道咸之际开始种植，因花生工省而易收，且对砂碛之地有较强适应性而被视为贫民之利，自咸丰光绪初年逐渐推广，种者颇多56；兰山、费县、莱芜等更是连阡累陌57，产量甚丰。此外，鲁西南平原花生种植也有较大发展，如宁阳县引种花生始于嘉庆年间，到同光之际据说已是其收获乃至与五谷埒58；峄县西境地多砂碛不宜五谷，光绪间始种花生，每亩可获十余石，南商每以重价购之，由是境内人远近皆传植之，贩鬻日众，居民因以致小康59。光绪年间，山东花生种植已发展到40余州县，其中鲁中山区的兰山、费县、莱芜、新泰，山东半岛的平度、胶州、鲁西南的宁阳、峄、滕等县产量较丰。高产作物蕃薯的引入和推广对于利用沙瘠土地，提高粮食总产量，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食粮问题也起了重要作用。蕃薯引入山东约在乾隆初年。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较早引种的地区之一，乾隆胶州志称，蕃薯由闽人余瑞元、陈世元等移种于胶，滋息适合土宜。据金薯传习录记载，陈世元系乾隆14年到胶州，其时正值东省旱涝蝗三载为灾，他乃于次年捐资运种及犁锄铁钯等器，复募习惯种薯数人同往胶州之古镇，依法试种。始人尤不信可佐谷食，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咸乐受种，至道光年间已是蕃衍与五谷等了60。安丘县也是乾隆十四年有越人携种至北郭，至道光年间已蕃衍域内61。运河沿线蕃薯的传入也在乾隆初年，乾隆16年黄可润忧归故里时途经德州，见蕃薯甚多且贱，问之，云四、五年前有河南浙江粮艘带来，民间买种以为稀物，今则充斥矣62，蕃薯的传种之速实在惊人。又如沂州府费县系道光以后始盛行种植，同治六年荒歉，人赖全活63。在民间自然传播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山东大力推广蕃薯种植，并颇获成效。如泰安府，自乾隆十七年各县奉文劝种，于高阜沙土地依法种植，至乾隆末年已是所在有之64；鲁西南济宁、巨野、郓城等州县也是乾隆十七年奉文劝种，道光年间遍于中土65。清代中叶，山东至少已有三十余州县推广了蕃薯种植。蕃薯传入山东后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推广，主要是由于它产量高于一般粮食作物数倍，乃至十倍，而对土地的要求甚少，因而很快成为解决日益膨涨的人口对粮食需求的有效手段。二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趋势前已述及，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结构的变化从空间分布来看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因地制宜，各有侧重。事实上，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过程。山东几个小区之间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差异较大。明中叶以前山东赋税以实物征收为主，夏税为麦，秋粮为粟，同时各州县还需交纳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和丝绢，故而无论土壤是否合宜都需按比例种植。一条鞭法实行后，山东农业发展摆脱了实物赋税束缚，16-19世纪这三百余年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种植分布由均衡趋向集中。如棉花种植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鲁西、鲁北平原：清代新发展起来的柞蚕、烟草、花生等分布也相对集中。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中叶以前山东各州县均有桑蚕业，夏税丝绢定额少则百余匹，多者至数千匹66：嘉靖初年全国征收税绢206198匹，出自山东者就达54990匹，占总额的67。明中叶赋税改革之后，山东桑蚕业走上自然分化的道路，少数州县保持并发展了原来的优势，而大部分州县桑蚕业逐渐萎缩，甚至消亡。如元代曾以茧丝之富号为山东名郡的高唐州，明代植棉迅速发展，成为该邑的财富之源，到清代中叶甚至已是野无一亩桑麻矣68，时人包世臣也说，兖州古称桑土，今至莫识蚕丝，青州女工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针线69。其言不免夸大，却也说明山东桑蚕业的衰退此时已是相当严重了。清代中叶山东的桑蚕业大致已集中于二、三十个州县。农业生产布局从均衡趋向集中的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上正是经济布局的优化过程。到清代中叶，山东几个自然地理小区基于各自的耕地、人口、水源、交通条件之优劣，因地制宜，已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生产结构，现分述如下 表4清代中叶山东人口、耕地分区统计分区面积(平方公里)人口数耕地(亩)鲁西南29400668424827272559鲁西北9400278039912474251鲁北41200952497128605154鲁中山区33400465479410204868山东半岛34400528651817797064分区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人均土地(亩/人)鲁西南鲁西北鲁北鲁中山区山东半岛资料来源：人口、耕地数字据宣统山东通志户口，田赋：各府面积分别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山东省图以称重法求出。鲁西南平原区包括兖州府、曹州府和济宁直隶州，是山东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从表4的数字可以看出该区人口密度较高， 但耕地资源相对充裕，清代中叶人均土地仍在4亩以上；加之地理位置在山东最南部，气候温暖，水源较丰，是山东各区中农业种植条件最好的地区，这里是山东两年三熟制实行最早，也最为普遍的地区，表5 是乾嘉年间兖州府汶上、曲阜二县孔府屯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复种率统计：表5乾嘉年间孔府屯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复种率统计 屯庄年代耕地面积播种面积(亩)(亩)乾隆31年汶乾隆32年上乾隆33年县乾隆35年美乾隆36年化乾隆37年庄乾隆38年乾隆40年平均_曲阜乾隆55年县嘉庆10年齐嘉庆13年王嘉庆15年庄平均_复种指数各不同作物占播面积的%(以耕地为100)小麦大豆高梁谷子合计资料来源：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9册、第11册各该庄租粮账册统计。该表显示，耕地复种指数已达150左右。 我们不排除孔府所占耕地可能土质较好的因素，但估计差距不会太大。乾隆年间，鲁西南一带每年约有数百万石小麦、大豆、杂粮销往江南、直隶、河南及鲁西北东昌府，直到清末这里仍是山东的余粮区70。经济作物则以棉花、烟草、花生种植较广。鲁西南是山东引种烟草最早、发展最盛的地区；花生自清中叶以后推广，发展很快；明代山东三大棉区中鲁西南位居第二，或许是由于土质原因，清代未见进一步发展，退居第三。鲁西北平原区包括东昌府和临清直隶州，是粮、棉、果种植并重的地区。该区是山东主要的棉产区，棉田面积占山东全省的60以上71。棉花种植自明代中后期起直至清末，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势头。表6是光绪末年鲁西北临清等州县棉田面积统计，表中临清、 高唐棉田比重分别占耕地的26和35，夏津县将近50，与记载大体吻合；唯清平县仅，与方志记载所反映的状况差距较大， 数字可能有误；九州县平均棉田比重为，也已是很高了。东昌府是山东十府中人均耕地最多的一府，虽然棉田所占比重较大，但除临清、高唐、夏津等州县需经常输入粮食外，其余大体尚能自给。临清是清代山东乃至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每年的粮食交易量高达五、六百万一千万石 72。这一粮食市场的存在，也为鲁西北棉花种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东昌府还是山东最主要的果品输出区，每年由运河南下的山东梨枣大部分产自这里。或许是因为大量植棉的缘故，鲁西北虽最早种植花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末得到推广。棉花与花生都适于沙质土壤，棉花收益显然更高于花生。表6光绪34年临清等州县棉田面积统计 州县耕地(亩)棉田(亩)棉田所占%临清县995262264098%夏津县726727356700%清平县73188432000%高唐县798221279800%堂邑县88026620000%恩县133299611000%丘县65818180920%馆陶县1245333115000%冠县111309171000%合计84819611230518_平均_%鲁北平原包括济南、武定二府全部及青州，泰安府的部分州县，是粮、棉、桑并重的地区。济南府是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明代中叶人口密度居全省之首，棉、桑种植均较发达；清代蚕桑业在部分州县得到进一步发展，是山东桑蚕业得到保留的少数地区之一。清中叶前后，武定府、青州府大小清河流域不少州县相继发展为新的棉产区，使该区棉花种植后来居上超过鲁西南棉区跃居全省第二。此外，武定府沿海滩地虽不宜农稼，但盐产颇丰，山东盐区所需食盐有2/3即出于此， 年产在亿斤以上。73鲁中山区包括沂州全府和青州、泰安二府各一部分州县。该区人口密度不高，但耕地资源较差，人均只有两亩零，且多属贫瘠山地，故粮产不丰。由于交通不便，鲁中山区的粮食流通受到较大影响，大规模输入相当困难，一遇灾歉即有大量人口外出逃荒。如乾隆五年山东巡抚硕色等奏报，沂州府之郯城、兰山、蒙阴三县连岁歉收，是以流移独多，流民散至湖广、江西者将及万人74。蚕桑业和大豆、花生种植是该区农业的主要特色。桑树、柞树均可利用山地，其中沂水、兰山、费、新泰等县多山蚕，临朐、莱芜等县多桑蚕。如沂水县多山，山必有场，种勃罗以养山蚕，岁出山茧、山绸无算75；临朐县则以桑蚕为盛，光绪年间约有三分之一的农家种桑育蚕，生丝及丝织品为该县商品之最大宗，岁入达百数十万两之多76。大豆、花生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沂州府在明代就是大豆产区；清代花生引入后也得到迅速推广，光绪34年兰山等四县平均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花生的商品率占，清末鲁中山区已成为山东花生的主要输出区之一，产销量占全省的一半以上77。表7光绪34年兰山等县花生种植面积及产销量统计 种植量(亩)产销量(担)县别耕地数种花生比重产量销量商品率兰山1521393140000%165000165000100%新泰40955648000%140000130000%莱芜82967935000%388500388500100%费县55267921000%602000403000%合计3313307244000_1295000 1086500_平均%_%资料来源：种植面积及产销量据光绪34年山东省实业统计；耕地面积据宣统山东通志。山东半岛主要包括登莱二府，该区三面环渤海。是一个渔、农兼作，贸易发达的地区。二府土地多盐碱砂碛，农业种植条件不佳，特别是登州府境内无五十里之平壤，即便丰年粮食仍不足自给，需由关东大量输入78；这里又是山东的主要缺棉区，因地不宜有十余州县几乎完全不植棉79，所需棉花多自江南、直隶输入80。半岛北环渤海，南濒黄海，近海渔业是该区重要财源之一；丘陵地带适合种植果，养蚕收果是另一项利源；清中叶以后，烟草、花生种植也有较大的发展。而沿海贸易则是该区经济的主要支柱，据登州府志记载，府境以内无50里之平壤，食货所资惟田农拙业，而地狭人稠不足以更费；其山民务茧丝，海民竞渔盐。若夫操末业走四方者多营末富81。黄县志亦言：黄民多畜牧之利，水居兼利鱼虾， 山居兼利薪刍果木，附郭而居兼利蔬菜果总黄之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82。山东半岛从事沿海贸易者为数甚多，粮食、棉花的输入，本地产品的输出，以及南北货物的转运均十分频繁。因而虽土地资源匮乏却无缺粮之虞，恰与鲁中山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还应一提的是，登州府虽棉产不丰，家庭棉纺织业却相当发达，自给之外也有少量棉布可供输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详述。通过与关东、江南地区的双向流通，山东半岛不仅摆脱了耕地资源匮乏的劣势，而且后来居上，日渐成为山东的富庶之区83。三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两年三熟制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收益，经济布局的调整则使土地资源的利用更趋合理化。然而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其中棉纺织业的普及尤为重要。山东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以棉纺织、丝织，以及粮食、烟草、果品加工最为普遍，大多为小农的家庭手工业。它以土地产品为原料，通过再一次的劳动投入得到一个附加值，从而增加了小农家庭的总收益。山东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主要是在种植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与种植业分布密切相关。棉纺织业是山东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主要分布于鲁西北、鲁北棉区。明代山东棉纺织业尚不发达，故棉花大量输往江南，而从江南反销棉布。同时，山东还承担着繁重的军需棉布供应任务，政府每年以每布一匹折粮一石的方式从山东征收数十万匹阔布，其征收数量各州县均有定额，少则数百匹，多者达数千匹84。遍征闾里竭民力，散作边关御士寒85，这一诗文即是对阔布征收状况的写照。明政府的棉布折粮政策对山东棉纺织业的发展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同时也使棉纺织业的商品化受到阻碍。明中叶以降随着赋税制度的变革，政策所需棉布渐转向以市场购买为主，山东棉纺织业也从赋税强制下解脱出来，开始向商品生产转化。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中后期山东已有近二十个州县有商品布生产。清代山东棉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农户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康熙齐东县志记载，该县土地硗瘠，计其所入仅足以糊口，而赋徭、婚丧之费无所籍，惟恃纺花织布。男妇昼夜之所作，自农工之外只此一事，是以远方大贾往往携重资购布于此，而士民赖以活86，到嘉庆年间该县商品布生产能力已相当可观，每年从各集布市汇集输出的棉布达数十万匹之多，通于关东，终岁且以数十万计87。乾隆年间，平原县地鲜树桑，久无蚕事。而纺棉织布或织线毯、线带，近时士夫之家闺阁亦然，民间则男子亦共为之 88。陵县棉纺织业也相当发达，清代中叶布商在该县的滋博店、神头镇、凤凰店等集镇设有布店七座，资本雄厚，购买白粗布运销辽沈，全县收入颇有可观89。又如武定府蒲台县户勤纺织，布有数种，曰半头、曰长头、曰庄布，既以自给，商贩转售南赴沂水，北往关东，闾阎生计多赖焉90。滨州地产木棉，种者十八九。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而贸于市，乡闾比户杼轴之声相闻91。青州府博兴县女勤纺织，故布货充轫，该县商人多以贩布、贩花为业92。就连僻处山东半岛最东部的登州府虽地不宜棉，棉花多需从江南、直隶输入，家庭棉纺织业也相当普遍，除自给外亦有外销。府志记载，纺织花布以自衣被，穷乡山陬无问男妇为之，其织作须织工，勤有余布亦兼鬻于乡市，复有布贾贩之城市，庶人、在官、末作、游寓者均需之93。到清代中叶前后山东已有六十余州县有较发达的棉纺织生产，并形成几个重要的商品布输出区。如济南府齐东、章丘、邹平、长山一带所产棉布多汇集于周村输往关东，亦销华北；鲁西北陵县、平原、馆陶、恩县、聊城、清平、茌平等县所产多运销辽沈和北口外；武定府蒲台、滨州、惠民、利津、乐陵等县棉布北销关东、直隶；南销鲁中山区；青州府寿光、博兴、高苑一带所产棉布也是南北兼销，北上直隶，南下鲁中山区和山东半岛。大体而言，到乾嘉年间山东已由明代的棉布输入区转为棉布输出区，从18世纪后期19世纪八、九十年代洋布、洋纱销行之前的大约一百年时间，是山东土布生产最发达的时期，估计每年有300500万匹的输出能力，主要销往东北、华北、西北。此时的华北、西北棉布市场已基本为山东、直隶、河南三省棉布所占领，江南棉布被排挤在外；在东北市场上也形成一个山东、直隶、江南棉布竞争、分割市场的新格局。丝织业，则分为桑蚕丝织与山蚕丝织两大类。桑蚕丝织是传统手工业，其产品绫、绢、绸等曾是历代政府征课的对象，明中叶以前山东的丝织业也与政府的赋税制度密切相关，几乎所有州县均有丝织生产。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制度的变革，山东桑蚕丝织业向商品性生产转化的同时，在地域分布上则向自然条件、技术条件较好的州县集中。清代山东的桑蚕丝织业主要分布于济南、东昌、兖州等府的二三十个州县。如济南府丝织品以齐河县所产最佳，名齐河绢94；邹平县贸丝织绢颇饶，尤以辛家寨之绢为着95；章丘县之清平乡地宜蚕桑，织纱绢为利不赀96。东昌府冠县、堂邑、馆陶及临清都有丝织生产。临清是鲁西北最主的丝织品产地和集散地，其丝织产品种类甚多，如首帕、汗巾、帕幔、帛货、绫绸、绵绸、茧绸、丝布等等。其中以帕幔最为精美，堪称第一流的佳品，主要销往京师、开封等城市；帛货为祭神所用，远销西藏、西宁及内外蒙古；绵绸、茧绸、丝布等则属较低挡的丝织品，多为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临清南水关外士桥有绵绸市，每逢三八日集期，货卖者俱堂邑、冠县、馆陶人，每集所聚不下千余匹97，一年上市当有数万匹或十数万匹。兖州府不少州县仍保留有丝织生产，不过其产品多为土绢、土绸、土缎、土罗之类，未见有精致之品98。山蚕丝织业是随着山蚕养殖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