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中国经济.docx

一战与中国经济一战与中国经济摘要：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微弱的变化，江南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手工工场以及雇佣劳动关系。这是中国早期的自身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在外国列强侵略势力下，被迫“流产”。自此，在外国势力的入侵下诞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发展。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市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了短暂的春天。关键词：一战，中国，经济，无产阶级1914年6月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奥国皇位继承人弗拉茨斐迪南夫妇在检阅军事演习后被出生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斯普枪杀。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民族经济得到短暂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那么，本文将试图在更深层次上分析一战与中国经济的联系。一、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分析一战与中国的联系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中国是怎么样被卷入一战的呢？中国在一战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就“是否参战问题”在国内产生了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反对参战，因为孙中山先生担心段祺瑞内阁以“参战”为名行“借款”之实，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主张参战，他们是受加里波第统一意大利的努力的影响，希望借助一战的胜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早日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于是，1917年8月14日，以段祺瑞、梁启超领导的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加入比较具有优势的协约国一方，约一个月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德宣战，至此，可以说，中国完全卷入一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事实上并没有直接派遣军队参与战争，但也实际援助了协约国。宣战以前，北洋政府即采取“明守中立，暗事参加”的“以工代兵”办法，派遣华工出国。“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共招募华工30万人，为他们从事建筑、修路等体力工作。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工被违约送上战场，在战火中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沙俄甚至将华工“编为军队，作前线冲锋之用”。战争期间，有约5万华工死亡。中国为一战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一战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正是一战带给中国经济的这种新变化，为中国民主革命创造了新的革命因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二、一战对中国工业的显著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现代工业经济大致经历了外国资本企业在华的出现、清政府创办的官营和官私合营企业以及民营资本企业发展三个阶段。以一战为标志，中国现代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跃升到具有初步体系的现代工业阶段，形成新一次的工业化浪潮。第一，一战的爆发使得欧洲列强在华投资整体下降，为民族资本的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空间。一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德国失去了全部的对外投资，但是，不可否认，日本却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总体来说，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还是有利的。欧洲列强在华投资的整体下降，造成中国国内的投资需求出现了新的发展空间，为民族资产阶级扩大自身投资领域和份额创造了条件。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二百多万元，1920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多万元，增加150%；同时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1914年只占总数的4%，1920年增加为14%。在采矿工作和运输业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1916年至1920年，中国资本新式煤矿的产量由449500吨增加至4889700吨，即增加了近11倍；1913年至1919年中国轮船吨数由133223吨增加为287592吨，即增加116%。第二，一战的爆发，西方参战各国对工业和生活必需品及原料的需求量增大，大幅减少对中国产品的出口，相反，增加了对中国战争必需品物资的进口。例如英国在19171919年间出口中国的棉纺织品与战前相比减少了，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不仅激发了工业资本家的投资热情，甚至还诱发了手工土布的回潮生产。自1914年到1919年，中国资本的纱厂由35家增至63家，纱锭由687900多锭增至1354500 多锭，即增加了97%；织布机由4633台增至9695台，即增加了110%。同时期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七万担增至三百九十六万担，由入超转为出超。工业强国出口产品品种和数量的减少还使得民族资本进入了本来很难涉足的行业，成为民族资本的新兴行业。比如，大战期间由于列强与甘蔗生产殖民地的关系破裂，食糖的生产和出口量同时大幅减少，中国通常需要的 45万吨进口量几乎完全空缺，上海资本家马玉山在张謇等支持下进入了制糖行业，并得到迅速发展壮大。第三，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不断在银本位的中国和印度增加白银的采购量，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银矿以来，刺激了国际银价持续进一步升值。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列强对中国白银采购量和白银自身购买力的增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多的收益，同时也提升了国内资产阶级和民众的生产和投资热情。另一方面，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迅速到来的复苏危机给中国带来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所谓复苏危机是指一战后，因西方重建国家投资过大，消费上升过快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由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反应的滞后，加上完成自身生产消费循环需要一定时期，在西方经济因危机而削弱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得以进一步的发展。三、一战期间，中国现代性经济因素的迅速成长首先，现代工业体系初露端倪。在一战的促使下，近代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一个包含轻重工业等众多行业门类、实力较强的并具备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初露端倪（总体来说，在一战期间，还是以“面粉业”等轻工业为主导，重工业发展缓慢为特征，但是，相对而言，重工业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统计，在19121920年期间，中国现代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3.8% ，比19121949年的平均增长率5.5%高出2倍还多。这次工业化浪潮带来的现代经济的增长，只是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从近代以来，中国工厂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一战给中国工业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契机中，中国的现代工业终于在起步的7080年之后形成初步达到体系的规模。这个初露端倪的涉及众多行业门类、有一定实力的并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意义重大，正是它造就了现代中国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雏形；正是这一从半封建半殖民环境中成长起来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考验着社会发展的整体步伐，造就了改造社会的新的阶级力量和思想力量，继而在重大事件的刺激下，向旧的社会制度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其次，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在一战及战后，由于现代工业的兴盛，更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1910年粮食的商品量为212.1亿公斤，1919年增至263.4亿公斤。经济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长最快，1910年为3237万担，1919年增至5738.5万担。仅次于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为490万担，1919年增至790万担。随着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不断增长，它们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以粮食、棉花为例，它们在1910年的商品率分别为16%和33% ，到1919年分别增长到22% 和42%。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农村手工业品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提高。如在全国闻名的手纺织区，河北高阳县生产布匹，以及河北定县输出的布匹都明显得到提高。在全国闻名的卷烟区安徽、河南、山东三省的烤烟产量，在一战期间，其生产量整整扩大了3倍。长距离贸易量贩运增加及大中型城市的形成。长距离贸易量的增加造就了更多的工商业城市，如华北地区的天津其规模超过了北京。在全国每个商业经济区域内，形成一个中心城市，环绕其周围若干中小商业城市。如南方的闽广区，以广州为中心城市，其东有汕头、厦门、西有佛山、肇庆、梧州等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民众从生存性的小农经济生产转向以获得财富为目的的现代经济，与此同时，他们也向社会要求提供更多的安全支持以保障其获得和保护财富的权益，而当现有社会无法提供对于这些华丽转身的有产者来说，足以保障其获得和保护财富的最低安全支持时，他们便提出变革的要求；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农村大量的农民主动或被动的转变为无产者，对于这些身居城市高度聚集的无产者来说，当社会无法维持其生存的最低限度时，他们同样会提出革命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日益发挥作用，两极分化日益突出，最为明显的又以手工纺织主为最明显，广大农民织户逐渐破产沦为城市中的被雇佣者。现代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初步奠定了现代社会的雏形。现代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了经济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工人阶级思想改变最具革命性的内容在于认识到了现代工业能力和自身经济处境之间的矛盾，源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现代经济因素的成长不但促进经济参与者认识到自身在这个新经济体系内的困境，而且还在经济运行之中学习了西方社会运动的最新思想和方法，对封建式体制愈来愈显出离心倾向。四、结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方式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下诞生的，先天的不足，后天环境的限制，使得中国经济在缓慢中艰难前进。不可否认，一场分刮殖民地的不正义的战争促成中国产生现代化经济，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革命事业也随之进步。其一，一战期间，代表新生产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壮大，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塑造了阶级主体。他们在对封建政治、殖民压迫的抗争中，在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期待中，实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阶级行动体现出自为性。其二，一战期间中国现代生产和商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意识影响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市民在内的所有人群；中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独立的运动，而是演变成为工人、农民、市民多阶层参加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为取向的共同政治运动。其三，一战期间现代经济因素的增长，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迅速扩大和集中。参考文献：一战爆发后中国的中立问题以日本对德宣战前为主的考察 侯中军一战如何改变中国 陈浩南，马勇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孙长斌一战推动中国历史走向重大拐点 任天佑被出卖与被背叛中国与一战 吴芳思民初职业外交家与中国参加一战以陆徵祥和顾维钧为中心的一个考察李华程第一次大战回忆录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吴良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