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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比较-(1)

丁玲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林嫦华 010507200790 罗定市罗平中心小学

内容摘要：丁玲与张爱玲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本文试图从两位作家对女性角色的态度，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出路的探究，女性的悲剧命运以及女性的心理描写着手，试着比较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异同。

关键词：丁玲 张爱玲 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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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多元教育结构体制下，各级女子的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民主化，多样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处在保守与开放，落后与进步的斗争中逐步前进。这时期的女性，往往出现迷惘和困惑，很希望有人能做她们的明灯，让自己走出心中的黑暗，看到妇女得到幸福的曙光。而

丁玲与张爱玲就是这个时期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为女性的解放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是女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1986年3月4日丁玲同志逝世后，中央曾评价说:“她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1]丁玲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曾说过：“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2]夏志清为张爱玲辟专章 时，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3]同样，张爱玲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张爱玲和丁玲两位作家，是中国文坛上的两颗巨星。由于两位都是女性作家，她们作品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也是女性，内容是女性的爱情与婚姻，她们和其他女作家一样，对女性角色表明态度，在作品中用女性独特的视觉刻画人物，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对女性的出路作出探究，明白女性的悲剧命运，擅长对女性的心理进行描写，对细节的把握得心应手。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张爱玲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不同点。
（一）对女性角色的态度不同
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在乱世生活中的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在她的笔下，这些女性消解了女性神话，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她不认可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对于女性角色，她认为既不是神化的女人，也不是女人化的神。她曾用尖刻的话语说过：“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只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达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奶，当众喂了一千年的奶。”[4]这表明了张爱玲推翻了传统女性神话。她清楚地意识到，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神化”只是男人们征服女性的手段。男人们对“神化”女性的赞颂，实质是在向女性实施男性标准的“妇德”，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5]一个个与女性相关的“封号”，明显带着男性权威的痕迹。但同时她又绝对讨厌女权主义，讨厌专门卖弄学问被西方人称作“蓝袜子” 的女学者。这是张爱玲对女性角色的态度，她认为女性的角色与男性的角色是平等的。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却带有传统观念上的神化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符合传统女性神话的形象，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丁玲对作品中女性的态度：女性像神一样“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女性是无私的，是优越于男性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与丁玲这两位女作家，对女性地位、角色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见解。张爱玲并不赞颂女性的“神化美”，认为这是男性征服女性的手段，同时又反对“女权主义” ，不赞同女性优越于男性，从这点可以反映出张爱玲对于男女的角色，她的态度是提倡平等的。而丁玲与张爱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她十分赞颂女性，认为女性是美的，是优越于男性的，她是极力支持“女权主义”。
（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同
两位作家对女性角色持有不同的态度，导致了她们在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有所不同。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是新派的还是旧派的，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多数是自甘为奴、麻木愚昧的。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的女主角白流苏，她深深地意识到一个女人，再好些，如果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得不到同性的爱，女人们就是这点贱。所以，她就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想得柳原的爱。即使柳原再风流，即使自己明白柳原并不是真正爱自己，自己也希望得到他的爱。她如此迷恋柳原，其实是爱他为自己挣来的尊严，爱他成为自己的经济支柱，生活的靠山。作品中的流苏就是这样依赖着柳原，她能够不计较柳原的前嫌，心甘情愿地爱着柳原，却从来没有想过自立奋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一生只是被封建思想所束缚。又再如《半生缘》中的曼璐也是这样，为了拴住男人的心，达到一生有所依附的目的，明明知道自己的悲惨命运，明明可以选择自己生存的更好的方式，竟然忍气吞声地顺从丈夫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把自己的亲妹妹送到自己狼心狗肺、满肚淫欲的丈夫面前，对自己的妹妹进行软禁、欺凌，亲手毁掉自己妹妹的一生幸福。她在伤害自己妹妹的同时，也深深地把一把剑插入自己的心。这样伤人不利己的事，源于她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对充满淫欲的丈夫的纵用，自甘为丈夫的奴隶。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却大大不同于张爱玲的。在丁玲笔下的女性，是傲又是勇，具有自立自强，敢于抗争的思想。例如在《梦珂》中的主人公梦珂就处处流露出一股傲气，在学校，她看不惯那个矮矮胖胖的“红鼻子先生”，在人丛中解救出受辱的模特儿，她看不惯学校的众多同学，厌倦学校的生活，最后敢于反抗，选择离开学校。到了姑母家里，她目睹表哥表嫂的生活状态，自身的尊严油然而生，极不愿意过表哥表嫂的生活，最终也选择离开，成了电影明星。梦珂的选择可能不是最好，但她至少为自己而生活，可谓是一个不甘于环境，懂得叛逆，学会自立的人。又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日本人污辱了，面对村里人的嘲笑，她能以一种卓然的傲气对付，对他们的不理解，讽刺，挖苦，她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而是选择不予理睬，投身于革命，利用安慰妇女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为国家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可见，贞贞是有理想的，懂得自立奋斗，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性身上，她认为自己总得为自己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她的傲，她的勇，令读者深深感受到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此外，丁玲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的女青年，这点可以从施蛰存《丁玲的“傲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施蛰存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当上了上海大学的教授，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
由此可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缺乏自立思想的，没有时代的奋斗精神，她们是奴性的，愚昧的，麻木的，甘愿把自己的一生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一股革命奋斗抗争的热情，即使受压抑，即使失败，即使痛苦，也从不把自己终身寄托于男人身上，自己学会自立自强。两位作家中的女性形象是各具特色的，她们共同呈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女性的特征。
（三）对女性出路的探究不同
张爱玲和丁玲两位作家在作品中的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各具特色的，对女性出路的探究也各有不同。张爱玲在作品中大胆地揭示女性的心理疾病，对女性的自审也立足于一个较高的高度。在她笔下诠释了被压抑，被迫沉默的女性。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女性的奴性思想是源于封建思想，肯定了现世生存的复杂性。她也清楚地明白女性自身的不觉悟和沉沦是导致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她在作品中处处警惕女性要解放，要发展，就必须要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只有女性精神上的自身觉悟，中国妇女才能走上幸福之路。我们可以从“白流苏"、“曼璐”、“曹七巧”等，从这些人物身上，令人深深地感受到张爱玲为女性解放发掘了根源。但是，张爱玲对女性出路的探究只破不立，没有为女性的生存与解放指明方向，没有和时代的大车轮一起前进，不能将女性融入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之中，这是她女性作品中的狭隘性。
而丁玲曾经以写《莎菲女士日记》而著称的女性主义者，竟然在党的喉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大谈延安女性遭受“无声的压迫”，号召她们要自强，以获取平等，这样的“怪论”不仅让人难以接受的，更对政权形成了尖锐而直接的挑战使当政者感觉到尴尬与不适应。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像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看遍大地的新女性。她作品中的傲和勇的女性，对革命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不在乎个人命运的悲惨，将个人融于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就是不沉沦于自我的命运，积极为解放事业而奋斗，她是幸福的，她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长篇小说《韦护》写的就是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个在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冲突，韦护为革命舍去恋人，同时丽嘉也觉悟了，投身于革命，积极追寻自己的人生。这是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环境中遇到困惑和彷徨时，所表现出来的新式女性的坚强和乐观。
二张爱玲和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相同点。
（一）张爱玲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有“悲”的特点。
张爱玲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在她们中作品中的女性，或许是新时代的到来给她们带来困惑，令她们沉沦；或许是逃不出当时生活的环境而成为悲剧的牺牲品；或许是以死申诉；或许是选择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等等。在张爱玲作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一生被贪图金钱的兄嫂所控制，逼她嫁给一个残废的富家贵公子，她掌握不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无爱的婚姻中生活，性格逐渐被扭曲，一生是痛苦的，无意义的，不知生为何，死为何。在《小艾》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小艾不幸被五老爷强暴，没有得到天下女人的同情，反而遭到太太和姨太太的嫉妒，并且因为这点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小艾就成了当时环境的牺牲品。丁玲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她性格乖巧，同时得到两个人的爱，但她身上具有一股傲气，一种执着，她为追求真爱而爱，所以，在面临两种不完美的真爱时，“灵魂的觉醒与醒后的痛苦，战斗的无目标性和目的的不明确感，过去的失落与未来的渺茫”，使她迷失在自己的心灵的城堡中，她很想追求真爱，渴求自由，但最终却到西山去坐以待毙，以死亡完成这人生的激情，香消玉殒，让人痛惜。又如《阿毛姑娘》的阿毛，她更具悲剧色彩，她出嫁后作为弱者，受到摧残，被挨打也好像很快乐地挨打，后来还觉得懒得活，觉得早死了好，于是自己自寻短见，就这样匆匆地走完自己的一生莎菲和阿毛这两位女性都是以死去申诉命运和社会，但她们始终都逃不出悲惨的命运。所以，两位作家中的所写的女性的命运都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令人看完沉思，得以启示。
（二）张爱玲和丁玲都注重对女性心理的描写
张爱玲和丁玲在描写女性时，都很注重对女性心理方面的描写。两位作家都没有停留在通过女性的悲剧命运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平上，而是把她们冷静的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将各种女性的心理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张爱玲在描写心理时，注重对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一些细节描写来对女性进行心理描写。如在白流苏受到娘家的驱逐、侮辱时，她的反应是“仿佛做梦似的，满头满脸都挂着尘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扑……”[6]这“一扑”的动作充分流露出白流苏当时自卑，羞辱的心态。同时也通过白流苏的心理独白“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因为在范柳原看来，白流苏作为破落的望族小姐是不得不依附于他的经济实力的，因而不愿正式娶她而只愿把她当情妇。"来充分展示白柳苏女性意识。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人物深刻的心理透视，折射出女性千百年来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的悲惨境遇。丁玲作品中也注重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来描写人物的形象，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的语言的种种不规律性，让人物自己的心灵说话。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对莎菲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望着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惹人的”嘴角，觉得有把自己的“嘴唇放上去的需要”，她要占有凌吉士，要凌吉士“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着求她“赐给他吻”。她说：“假使他这时敢拥抱住我，狂乱的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来：‘我爱你阿！我爱你阿！’”但另一方面，莎菲又压抑自己可爱的天性。她说：“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借住在夏那儿时，梦如大发其对感情的一种新近所获得的议论，隐隐的含着讥刺向她，她也只是默然忍受。爱上凌吉士后，更是不断懊悔自己“所做的一些不是”。[7]这段话中，通过对莎菲的语言、动作和内心的独白来展示莎菲叛逆，热情但后悔的心理。
三． 总结
张爱玲与丁玲这两位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就像两颗明亮的巨星，以独特的方式来为读者照亮了自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角色表明了态度，写出了当时社会的女性生存状态和困境，也对女性的出路有所探求，对女性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谓是女性的救星。她们的女性意识各具特色，或许，在她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有其共同点和不同点，或许她们的女性作品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她们的女性意识都给予世人，特别是发展中的女性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这犹如一盏明灯，为新一代女性照明了前进的道路。这两位伟大的女性作家，在女性文学地位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注释：
[1]闻亮《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 (J). 北京：《百年潮》杂志社 2001. 第1期
[2]丁玲《“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第四卷 (C).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6月 第390页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第55页
[4][5]张爱玲《谈女人》 (M). 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 第42-43页
[6]张爱玲《倾城之恋》 (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M). 1988年1月 第 35页
[7]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第 21页

参考文献：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年
ƒ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10月
④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⑤唐文标：《张爱玲杂碎》 台湾联经出版社 197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