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突破与创新.docx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突破与创新内容摘要：产业组织理论自产生以来，不断演化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产业组织理论从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等几方面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突破和创新。本文在评析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主要观点及缺陷的基础上，从理论观点与新发展两个方面对新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重点阐述。关键词：新产业组织理论 突破 创新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观点及缺陷结构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又称哈佛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梅森、贝恩、谢勒等人，他们提出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即SCP分析框架。在SCP分析框架中，产业组织理论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这三个基本部分和政府的公共政策组成。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水平。其中，进入壁垒是市场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而主要的进入壁垒是现有厂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绝对成本优势等。该学派认为，如果现实中的市场结构是集中的，垄断厂商就有可能通过限制产出、提高进入壁垒或者串谋，把价格提高到获取正常收益以上的水平，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破坏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因此，哈佛学派主张采取企业分拆、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场结构的公共政策来恢复和维持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哈佛学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他们的研究主要依靠短期截面分析，往往带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忽略了长期过程中产业的动态效率和配置效率；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模型分析；过于强调市场结构是导致厂商不同行为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忽视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绩效主义学派绩效主义学派是在与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中崛起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曾(Brozen)、波斯纳(Posener)等，由于这些学者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故理论界也称该学派为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信念上，芝加哥学派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存检验”过程，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上，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企业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正是由于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它们才能获得高额利润，进而促使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集中度的上升，最终形成以大企业和高集中度为特征的市场结构。芝加哥学派指出，只要市场上现有的厂商时刻面临着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大厂商就不可能像哈佛学派所言的那样可以任意制定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垄断程度的上升和竞争程度的下降，大公司的高利润完全可能来自于自身的高效率，而与垄断势力无关。所以，生产的集中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收益和生产效率。基于以上认识，该学派主张：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作为实施反垄断政策的判定标准，只要大企业有高的绩效水平，就应当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反对政府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但是，绩效主义学派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区分企业的高赢利是来源于自身的高效率还是垄断势力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争论。克拉克等人在对英国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产业越集中，产业中不同规模企业的赢利能力的差异就越大这一现象。盖尔的研究表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的高赢利，而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高效率。新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和发展创新主要理论观点介绍1.策略性行为理论。寡头竞争企业的策略性行为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策略性行为包括合作策略性行为和非合作策略性行为。其中，非合作策略性行为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在垄断或寡头市场中，主导厂商可以通过策略性行为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改变竞争对手对未来事件的信念，达到迫使竞争对手做出对主导厂商有利的决策行为。因此，市场环境不再是外生的。策略性行为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影响未来市场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的策略性行为；二是影响竞争者对事件估计信念的策略性行为。前者包括过度生产能力策略、提高对手成本策略、品牌多样化策略等，后者包括与进入遏制和退出引诱相联系的限制性定价策略、掠夺性定价策略、消耗战策略、研发竞赛策略等。 可竞争市场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鲍莫尔、帕恩查(Panzar)和韦利格(Willing)，该理论是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该理论主要以“完全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来分析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形态。所谓“完全可竞争市场”，是指市场内的企业在退出市场时完全不负担沉没成本，进入和退出市场完全自由。该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完全可竞争的，潜在的竞争压力就会迫使任何市场结构中的企业采取竞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自然垄断在内的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是可以与效率并存的。基于上述认识，该理论认为在完全可竞争市场上，政府应当放弃反垄断政策，并放松对某些垄断性行业的政府管制。政府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应是确保行业中具有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为此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 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理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虽然在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在市场机制问题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考虑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问题，即交易费用问题。科斯、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正是凭借对交易费用理论的阐述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他们的理论贡献在于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用以说明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彻底改变了其他学派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做法。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表了着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他指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企业的本质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1985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和关联合约一书，对交易费用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新制度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不单纯由技术因素决定，而是由技术、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等因素共同决定，其主要观点借助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概念，认为当市场交易活动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时，企业规模应当扩大，企业之间应当实行兼并、联合；反之，企业规模应当缩小。指出企业组织也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企业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共同参与对资源的配置。4.企业代理理论。代理理论集中探讨代理人目标偏离及其治理问题。例如：法玛、霍姆斯特姆和哈特提出的“现代企业外部约束机制”理论，指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爱德华兹和汉南等人提出，若能保持产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产品市场也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法玛在代理问题与企业理论一文中指出，有效率的股票市场同样也是一种约束代理人的有效机制；詹森和麦克林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代理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出了“企业融资约束机制”理论，指出通过债权和股权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搭配，可以产生一种对经营者行为的约束机制。 企业产权理论。格罗斯曼和哈特以及哈特和莫尔的经典文献被合称为GHM理论，构成了产权理论原始意义上的基本框架，后来经过哈特的进一步工作而使该理论在体系上趋于完善。PRT把契约权利分为两种类型：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出所有的针对资产的特定权利的代价很高时，让某一参与人购买所有的剩余权利可能是最优的，不可缔约性越强剩余控制权的作用就越重要。PRT得到的一些重要命题在任何一种所有权结构下，都存在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足；如果一方的投资决策是无弹性的，那么最好就是把所有的控制权都给予另一方；如果一方投资是相对缺乏生产力的，那么另一方就应该拥有全部控制权；如果两种资产是互为独立的，那么非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两种资产是严格互补的，那么某一种形式的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一方的人力资本是必要的，那么该方拥有全部控制权是最佳的；如果双方的人力资本都是必要的，那么所有的所有权结构都同样好。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发展1.在理论基础上广泛吸取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思想，修正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新产业组织理论把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代理理论等都纳入了对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为理解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权利配置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研究重点上由市场结构转到企业内部组织与企业行为上，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新产业组织理论侧重分析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视市场机制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只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规模不等的生产单位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同时，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行为是企业决策者基于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目标的决策结果，并不只是受市场结构的影响，在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的关系上，二者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引入了博弈论和正规微观经济学模型，也开始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合。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博弈论的运用有助于说明企业间行为的互动关系，为经济学家理解和分析垄断和寡占的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价、企业战略行为以及反垄断规制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同时，越来越多的正规微观经济学模型也深化了对产业组织的认识。而且，随着实证研究技术的发展，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界线开始消失，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得到更好的融合。 在政策主张上相对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反垄断政策而言，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反垄断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分析重点从市场结构转到企业行为；反垄断政策的目标取向由过去的保护消费者利益，逐渐转移到市场效率上来，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消费者利益；反垄断政策有了明显松动。政府政策应着眼于市场是否存在充分的竞争压力，而不必匆忙进行反垄断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