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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摘 要】传播学,是一门建立在诸多社会学科基础上的独特学科。以文化的视角研究国际传播,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传播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其他学科的学术汲养。因此,本文将试从文化的角度着眼,探讨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媒介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等现象。
　　【关键词】国际传播 跨文化 媒介帝国主义 全球化
　　国际传播是什么?在传播学中,“传播”被定义为信息的交流与分享。那么,“国际传播”就应当是跨国界、跨民族的信息交流与分享。它包括的形式极其广泛,由于在本文中我们探讨的重点是大众传播领域,不妨暂且将国际传播的概念界定为“由大众传媒支持、具有全球化视点、供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流与共享的信息的流动。”
　　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的前后,信息社会的曙光已经普照寰宇,麦克卢汉所描绘的“地球村”已初具雏形。今天,世界上某一地点发生的事件,顷刻之间便会传遍整个“村落”。现在,我们恐怕再难以找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传播逐渐发展为传播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与观点获得了广泛认可。以文化的视角研究国际传播,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传播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其他学科的学术汲养。因此,本文将试从文化的角度着眼,探讨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媒介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等现象。
　　一、国际传播的跨文化语境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其着作《作为文化的传播》里,将传播的路径抽象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被认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这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而凯瑞更为认同的传播路径是后者,他将“传播的仪式观”定义为“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提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从本质上讲,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交流是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常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造成冲突。
　　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原则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语境下报道世界。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并存。
　　二、单向度的媒介帝国主义
　　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着名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在其着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没有给“帝国”下定义,而是将概念建立在传播媒介的性质偏向上,对历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上。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 System 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971年,美国学者嘎尔滕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於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着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於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重构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着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处于全球化时代,媒体将为人类呈现一个无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离将被极大地拉近,人们朝夕相处,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赏和关心着对方的文化和现状。这时,媒体将很难分清对内、对外,而是要具备人类共通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自全球化理论出笼之日起,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质疑。赫兹和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术进步,在制造贸易和资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时,事实上拉大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为自身积蓄着统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夫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是人们在兴致勃勃地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便利时,面对斑斓世界所产生的错觉,其实它是政治家宣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将永远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主权。
　　全球化与多元化既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平衡,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断地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导。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国际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
　　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加]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