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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

　　最近几年，“价值哲学”和价值观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和热门话题。原来，中国学术界并不太看重它。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先生曾经撰写和出版过一本《价值哲学》，影响不大。现在我们研究和批评“普世价值”，得从“价值”一词讲起。
1. 一般“价值”概念——价值意识——价值观的特征
价值哲学原先不太受重视，不是完全没有原由的。因为它不是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思考和解决的紧迫问题。其特点有：自明性。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体系中，经济学之外的“价值”问题，一般的“价值”意义，是一个自明的、不言而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尽管含有丰富的“价值”性内容，但他们是通过一般语词，如“需要”、“利益”、“理想”、“目的”、“意图”、“崇高”和“伟大”等用语，而内蕴地和间接地表达出来的，没有正面和系统的论述。马克思只是在批评瓦格纳经济学着作时写道：“‘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1]。但这显然只是商品“使用价值”概念的直接延伸，还不是哲学的价值概念。合理性。非经济学的“价值”问题，的确有存在和发展的一定的理论空间。人们在正确的客观性的认识与实践行动之间，还有一种中介性的意识：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一种在“评价”主客体关系和功利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其中需要和包含有价值意识。哲学上称之为包含有“目的”和“意图”在内的、作为实践直接动因的“实践观念”。由此，我们需要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或社会价值观——价值哲学。脆弱性。价值哲学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朝主观唯心主义转向的产物。文德尔班说过：哲学像李尔王把自己财产分给了子女而成为乞丐——只剩下“价值”。张东荪先生在研究中外哲学历史时，也有类似的看法。“价值”内容的主观性、主体性很强。英语的subjectivity，既可以翻译为主体性、又可以翻译为主观性。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中，价值哲学才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价值”概念和价值理论的确立，始终需要有其客观基础、需要以其真理性认识作为前提，才能具有现实性和可靠性。如果离开了事物的客观性和认识的真理性，单纯从人们的主体性甚至仅从其主观意志出发，而讲需要、讲效用、讲功利和讲价值，以及所谓“价值实现”，那么就有可能像实用主义那样，很容易滑向主观唯心主义。
2. 当前一些人张扬所谓“普世价值”的主要说法和意图
目前，在当今的作为整体的世界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普世”的、超阶级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应当说，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还是有的，这主要是指一些非意识形态的东西，如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形式逻辑、山水画、无标题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中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一些共性的现象、思想文化因素，为所有的人所共有，或关系到所有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世的价值因素。但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至阶级完全消灭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继承，同时是与其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进行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相统一的，从根本上看，其实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现在一些人所讲的“普世价值”，就是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超阶级和超时代的所谓“普世价值”。其意向和主张如下
崇拜和迷信西方的资产阶级抽象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制度，说资本主义是人类“最终的制度归宿”。如有人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没有必要去区分是姓‘资’还是姓‘社’”。又有人说，西方的“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行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的程度”；还有人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有人甚至说，“西方是人类的西方，不是西方的西方；西方的观念，不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类的观念”。这些人都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称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类文明的主流”，公然为“全盘西化论”翻案。有学者说：“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一驳。后来又捏造一个‘全盘西化论’，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要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说这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
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如有人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民主、科学和法治，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又有人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还有人说，“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意在改变我国的一切。这些说法，显然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误解和企图误导。
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并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归结和歪曲为“普世价值”。有位教授说，“解放思想应该有个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价值体系，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他说：“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是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就不会是以人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于是，一些人正在筹划《大家西学》丛书，共计划出版31本，已经出版了15本，大肆鼓吹普世价值。丛书主办方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出版的意图是14个字：“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观念读本”。
　　有些人张扬普世价值，名曰谈“学术”，实际上是在做政治文章。其政治目的，是公开主张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是他们张扬“普世价值”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鼓吹“要从‘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界定社会主义’这个观念中解放出来”，“要从公有制主体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有人说，“在所有制结构上，2007年中国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非公经济事实上成为主体，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宪法仍规定公有制为主体。”一些人觉得现在经济改革不如意，“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束缚，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他们的所谓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就是要抛弃现阶段实行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让私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实现私有化。二是他们张扬普世价值，主要锁定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美其名曰“民主宪政”。说“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10]其实，他们是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是“集权制度”和“病态社会”，应改变为与所谓“普世价值”相适应的，即以西方的特别是像美国那样的资产阶级“现代民主制度”[11]。他们甚至公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提法”，说“‘先锋队’理论已经完全不能适用于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12]
显然，问题的实质是这些人公开地主张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多党制，就是要误导中国通过他们所曲解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走上他们向往的资本主义道路，还美其名曰，“应该走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称之为“新资本主义”道路。
3.“普世价值”被大肆张扬的政治背景、舆论氛围和破解之策
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机，进行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企图“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从未停止过。
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在继续鼓动经济私有化的同时，正集中力量从政治上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鼓噪“民主宪政”，企图从政治体制改革打开“突破口”，实行“全盘西化”，改行资产阶级多党制，走台湾的所谓“宪政之路”，想要共产党让权下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目前，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正在大行其道。有一句名言：“让世界充满爱！”一般讲这种话的人，其愿望可能是善意和真诚的。但是，它并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只有全世界都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消灭了阶级，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达到这种美好境界。在今天，我们的世界在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从理论上看“让世界充满爱”，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复批判过的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以及以“关于爱的呓语”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舆论中的复活。而且，这种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我国目前一些媒体的基调。毫无疑问，我们对于亲人、同事、朋友和人民群众，当然要讲亲情和友爱；同时也要讲是非和原则、要讲真善美、要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国的舆论工具，在思想宣传上，当然应当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努力贴近群众。但是，还必须尽量做到广泛的群众性与正确的导向性的统一。如果处于国家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自己的宣传工具，通常不讲正确的政治意识、不讲应有的理想信念、不讲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大肆讲抽象的“人性”和“博爱”，这未免太单调和太贫乏了。须知，在阶级社会和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中，所谓“人类之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只不过是人们的一个良好愿望而已。
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软肋”，就是广泛地存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即不少人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熄灭论”。即对于我国“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他们熟视无睹；对于当今世界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他们不以为然。因此，不少人极力回避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是有人说“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一驳”了吗？其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观察国内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复杂社会现象的“钥匙”和“指导线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完全消灭以前，是不可能“过时”和失效的，而必须结合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应用和不断发展。
我认为，我们解决这类问题的治本之策和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就是必须坚持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坚持准确地掌握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共产党人就是自我解除思想理论武装，就难以澄清思想理论混乱。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405页。
《改革内参》2007年7月1日。
《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5日。
《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0日。
《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0日。
《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改革内参》2008年4月20日。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
[10]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
[11] 《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12] 《领导者》2008年第2期。